邹平

在去年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看到闽西汉剧《史碑鉴》，不禁眼睛一亮。该剧不仅在二度创作上追求精美大气，更在创作思想上展示严谨深刻，从而在欣赏一出“唱念做表”俱佳的戏曲中，让人反思一段差不多淹没的北魏历史，以及处于冤案掀起的惊涛骇浪中的士大夫高允。

戏一开始，高允便懵里懵懂地卷入了一场鲜卑贵族集团与汉族文官集团之间的政治争斗。太武帝拓跋焘要“封爵鲜卑贵族，赏赐士族百官”，以此巩固北魏王朝的统治。但大司徒崔浩却出面阻止，提出“官吏任用，皆以门第、才华高下为凭”，由此引发了鲜卑贵族集团与汉族文官集团之间的当庭争执。拓跋焘不采纳崔浩的谏策，欲以修史来巩固鲜卑王族的统治权，崔浩只得让步要求负责修史，试图以修史来实现其“正纲纪”的目的，岂料这正中了拓跋焘的权谋，埋下了日后冤案的祸根。在这里，皇权与相权之争初露端倪，其背后则是鲜卑贵族与汉族文官两大集团激烈的利益之争。中书侍郎高允是太子的老师，又与崔浩有儿女姻亲之约，虽与两个集团都沾边，却都不是核心人物。皇权与相权之争本来没他什么事，偏偏他书呆子气十足地以修国史是其职责，硬是挤进了这个是非之圈。于是，一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较量开场了，而夹在中间的高允则注定要选择站在哪一边，这就把一个巨大的疑问摆在了观众面前。

高允这个人物在我们的戏剧创作中并不多见。以往的戏剧里，大多描写的是贤臣良相与皇帝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将士大夫作为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加以塑造，以此凸显知识分子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但高允却明显不同，他夹在两个针锋相对的利益集团之间，却没有明确选择站在哪一边，也没有和稀泥以求明哲保身，那么他又是做出如何的选择呢？

在得到了“共参史务”的任命后，他当即向皇帝提出了确定修史原则的问题，而崔浩则以为“编修国史，自当秉笔直言，何须请旨定夺”。在这里，崔浩是按照修史的道统办事的.即写史要秉笔直书，而高允却要先请得圣旨“以史实录”，方敢在修史中学做司马迁，可见他是把皇权放在道统之上的，事实上这种态度才是士大夫最常见的处事原则。三年后“国史”修成，崔浩命人刻成史碑，竖立在京畿道口，因直书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引起鲜卑贵族指控其“暴扬国恶”，由此掀起一场政治狂涛。拓跋焘下令以谋反罪诛杀崔浩全族及百余名著作郎官，高允也在劫难逃。在此生死关头，太子为保护他，暗示其将责任推给崔浩，高允却面对皇帝当面责问据实而说，不推卸责任，不揭发他人，更不像著作令史闵湛那样大祸临头之际，为了戴罪立功而对崔浩落井下石。拓跋焘明知错怪了高允不肯收回成命，反而从维护皇帝的尊严出发，想出让高允代拟罪诏书“将功补过”，以此来赦免他的权谋。此时，高允已知皇上必欲治崔浩死罪，但还是救了崔浩的公子崔渊——尽管当年崔浩曾嫌高允官阶太低而企图赖婚，高允因此又一次守住了做人的良知底线。同时，经过一夜的反复考虑，他决心以一死向皇帝进言，试图借代拟罪诏书来迂回曲折地劝阻冤案的爆发，拯救崔浩等一干人的性命，这更不是一般人能够守得住的良知底线了。所以，这是该剧的情节大关节所在，也是人物性格闪光点之所在，高允那三十余句的核心唱段“提羊毫难压制心底怨怒”，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在皇权的重压下，在道统彻底遭毁弃的情况下，在面临将因得罪皇帝而被千刀万剐的危险下，也要坚守士大夫的良知底线之决心。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这场戏都是精彩纷呈的，演员的表演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洞察到人物心灵深处的波澜起伏。

如果说，这场戏是向内的，着力刻画高允守住知识分子良知的决心并不是那么容易下的，那么，接下来“金殿宣诏”这场戏就是向外的，是水到渠成的矛盾冲突大撞击。它让人看到皇权的残酷专制，出尔反尔，毫无人性，让人看到秉笔直书的写史道统如何经不起皇权的摧残，更让人看到在皇权与相权的明争暗斗下，在专制与道统的水火不容下，一个臣子要坚守住做人良知的底线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有此一笔，高允就既不是平庸的官吏，也不是理想化的贤臣，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古代知识分子。他在金殿上借宣诏列数七宗罪，表面上是指责崔浩，实际上暗谏皇帝不要网罗罪名、枉杀大臣，可谓有勇有谋。即使在拓跋焘听出其意欲加阻止，他仍然坚持讲完，结果差点被一并砍头。幸亏太子劝阻，当庭吐血，拓跋焘才免他一死，将其打入天牢。即使如此，高允还要高呼愿与司徒同死，其书呆子气让人又好笑又钦佩，以此化解了戏剧化带来对人物的略有拔高之嫌。

至此，该戏让人看到了守住做人的良知有多难：其一，生死关头，若胆小怕死，一味只求保住自己官位性命，就会像闵湛那样屈服于威权去戴罪立功，实际上是抛弃良知去诬陷他人。其二，生死关头，为一个曾经看不起自己、试图反悔儿女亲事的罪臣，不顾自己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实事求是地向皇帝进言，也非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良知底线。其三，生死关头，如遇贵人相救，只要顺水推舟就能保全自己而不肯去做，甚至愿意为了守住做人的良知底线而去死，就更非轻而易举。然而这还不够，戏还要进一步向前推进，人物还要进一步深入发掘：皇上为什么要制造这起冤案？高允关在牢里百思不得其解。半年后冤案的恶果显现，内外交困下拓跋焘亲到天牢释放高允。事情到了这一步，高允却没忘了做臣子的责任，还要向皇上递交“史碑鉴”，拓跋焘无奈地向他点明“史碑冤案”的真相。高允方才从梦中惊醒，“修史竟为设笼牢！皂白青红俱颠倒，苍茫大地哭嚎啕”，然而他又能怎样去做，方能守住知识分子的良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