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艳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民国时期中医儿科学发展探讨*

赵艳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中医儿科学在民国时期理论与临床均有发展，出现了大批的儿科名家和总结性的儿科著作。这一时期中医儿科学医家承袭古人观点，同时受西学影响，融合新知，不仅对胎毒、变蒸等儿科特有的生理病理现象进行总结探索，还在婴幼儿护养、儿科临床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儿科推拿等方面有所论述，具有一定的发展和创新。故对这一时期各医家的临床思想进行总结整理，以展现民国时期中医儿科学的发展简史。

民国时期;中医;儿科学;发展简史

民国时期，中医儿科学在理论与临床上均继有发展，不仅涌现出奚晓岚、奚伯初、钱同增、钱今阳、钱宝华、杨鹤龄、古绍尧、徐小圃、单养和、吴克潜、施光致等儿科名家，并出现了一批总结性的儿科医著。这一时期医家承袭古人观点，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等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总结，对儿科疾病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同时受西学的影响，融合新知，对胎毒、变蒸等儿科特有的生理病理现象进行探索，认识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1 民国时期儿科理论的发展

民国时期，学术界普遍轻视理论探讨，中医儿科理论虽无长足的发展，但一些医家仍结合各自的临床实践在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胎毒论、变蒸说等方面续有发挥。

1.1 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发挥

上海戴溪桥奚氏儿科奠基人奚晓岚及四世传人奚伯初学宗宋·儿科名医钱乙，认为小儿在生理上具有“体禀纯阳”之特点，提出儿科疾病的关键在于能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强调清凉养阴生津之法应贯穿治疗始终，并创立了近代中医儿科“寒凉”学派。

徐小圃认为，小儿阳为稚阳、阴为稚阴，属于稚阳稚阴之体，又特别强调阳气对于小儿的重要性，认为应始终以顾护小儿阳气为本，并创立了中医儿科“温阳”学派。

此外，陈守真、秦伯未、钱今阳、施光致等近代医家重视小儿生理特点，认为小儿“骨气未成，形声未正”［1］、“气血未充，脏腑未坚”［2］，且“小儿之喜怒哀乐较成人更专且笃”［3］，强调临证应注重小儿体质特点及情志状况，用药应缓急得当，不可过于峻利。

1.2 胎毒论的发展

胎毒是中医对某些儿科疾病病因的认识，古人有儿科疾病“外不过六淫，内不过饮食胎毒”之说，近代中医仍主此说，并结合西医胎生学知识予以阐释。

关于胎毒的形成，顾鸣盛、钱今阳认为是在胎儿受孕之时，而非在胎儿诞生之际。秦伯未认为“胎毒者，男女交媾，精气凝结，毒附其中;或既孕之后，性欲过度，毒生于内，流蓄胞胎，儿受其毒，初生之后，发为疾恙，如赤游丹毒是也”［1］，并认为“五志之火，隐于母血，无在非毒，故胎毒多属于热”［1］。又将“胎疾”与胎毒相区别，认为胎疾虽也成因于胎中，但有寒热虚实之分，如孕妇多服寒凉生冷则为胎寒;喜食辛热炙煿则为胎热;嗜啖甘肥、湿热太过则为胎肥;气血虚弱、不充胎元则为胎怯，同时认为孕妇饮酒过多则小儿愚蠢，孕妇受惊过度则小儿癫疾。

围绕着胎毒说，近代医家秦伯未、施光致、何廉臣、钱今阳、吴克潜等在继承中医学的基础上，结合西医知识又提出遗传及遗传病，主张孕期护理及胎教，重视优生之学，亦为此时期的一个特点。

1.3 变蒸说的创新

变蒸说是古代医家总结婴幼儿生长发育规律的一种学说，主要包括体格生长和智能发育两方面。

秦伯未指出，《千金方》变蒸之说多为幼科所称道，反对明·王肯堂提出的心包、三焦不变不蒸学说，认为心包、三焦亦有变蒸之状态。钱今阳认为，古代医家所谓变蒸与小儿出牙时所见发热、烦躁、不眠等症相近，若无他病则无需治疗。施光致认为变蒸是婴儿的变态生长，天然不可避免，不属病症，无需诊治，又指出人的牙齿数与变蒸日数相合。吴克潜也提出变蒸与出牙有关，认为“小儿平时保护得宜，至长无病，惟当出牙之时则常有自然发热，发热1次，牙出之后，其热自退，此殆变蒸之说之由来也”［4］，并指出小儿感染小恙随即发热，其后因自身抵抗力而将疾病消灭于无形，不久即愈者，为变蒸之又一说。陈守真反对前人“以初生至三十二日为一变、六十四日为一蒸”的说法，认为小儿有病非外感即内伤，不可以变蒸作为病因。

总之，民国时期医家对变蒸说的认识颇有见地、各具特点，指出变蒸反映了小儿生长发育的规律，但变蒸周期并不固定，以32 d为1期尚缺乏科学性，而变蒸时所见发热、汗多、烦躁等亦不完全符合临床实际。还有医家提出变蒸说混淆了生理病理界限，甚至也有认为小儿变蒸并不存在，变蒸学说缺乏依据。民国医家的这种学术争鸣促进了变蒸说的发展，而对于变蒸的治疗亦掌握得很有分寸，指出轻者不需治疗、重者对症用药，与现代医学的认识有许多相似之处。

2 民国时期对婴幼儿护养的论述

小儿出生后生长发育迅速，护养得当可减少疾病的发生，故中医学十分重视婴幼儿调护喂养。近代中医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如钱今阳、施光致、吴克潜、叶隐衡、吴克潜、陈守真等均有相关论述。

关于婴儿初生时洗浴以除秽，近代医家多反对《千金方》中“初生小儿不浴而待毛落”的观点，认为“不浴亦非良法，惟宜不冷不热，速为洗毕耳”［5］。关于断脐方法，在古代医家认识到断脐不洁易致危害，主张烧断、烙脐、铁器水煮等基础上，近代医家多提倡新法接生，用消毒利剪断脐，不可过长过短，覆以纱布药棉。如吴克潜主张用枯矾末、松花粉等掺脐上包裹，中西结合，十分妥贴。对于脐风原因，吴克潜认为是因断脐不慎，水湿寒气入侵;或手术不洁，包扎不慎，微生物侵入，推崇灯火燋法，认为其原理“全在藉其暖气以温通杀菌”［3］，颇为适用。

3 民国时期对儿科临床常见疾病诊断和治疗

3.1 麻疹

对于麻疹的病名，钱今阳提出该病浙江名瘄、皖粤名麻、北人名疹;吴克潜认为麻疹又称瘄、疹子、糠疮、麸疮、麻等;秦伯未认为“麻之命名，以其粒粒如麻也;瘄之命名，以其忌用酸醋也;或称痧子，以其琐细如沙也;或称麸子，以其如麸皮之在肌肤也;或亦称瘙子，以其似蚤咬之迹也”［1］。

对于麻疹的发病，奚晓岚指出是阳邪热毒，以实热居多;徐小圃指出其病因并非胎毒，而是天行疠气感染所致;吴克潜认为其发病系人身宣泄邪毒之路;钱今阳认为麻疹以小儿最易感染，常发于春冬二季，普遍传染，感染本病后不能永久免疫，依病因将其分为正痧、风疹、疫痧3种，并指出病因虽异但均属热性传染病。

对于麻疹的诊治，奚晓岚认为“疹宜发表透为先、形出毒解即无忧”之说甚是，外发须以透密为佳，强调麻疹辨舌的重要意义，用药辛凉者多而辛温者少，尤其重视白茅根的应用。徐小圃指出麻疹亦不乏兼感寒邪者，故不可泥古不化而概用清凉，凡遇风寒束肺之证，即当施用解肌透疹之剂。钱今阳将麻疹分为潜伏期、前驱期、发痧期、衰退期、恢复期，并与伤寒、感冒、天痘、水痘、猩红热等病加以鉴别，对证治详加阐述，附医案举例说明，理法方药十分全面。钱宝华撰写《沪渎近案》皆为小儿麻疹病案，记录诊病过程、处方用药及按语，用语不多但要点突出。吴克潜对麻疹与痘疹加以区别，指出“痧疹之伏毒较浅，痘疹之伏毒深藏骨髓而发动于肾”［3］，故“痧喜清凉、痘喜温暖”［3］。江济时、梁乃津在麻疹治法方面推崇吴氏之初起、见点、透缓、内陷四方为正宗，外辅熏、洗、擦、刮、刺诸法，对麻疹合并肺炎，以“内服、敷罨、吸入”三法并举。

3.2 痘疹

痘疹指天花与水痘，均为病毒所致的急性传染病，自古有“走马看伤寒，回头看痘疹”之说，形容其瞬息万变。解放前，痘疹在我国乃至全世界流行猖獗，中医界治疗此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代达到顶峰。1911至1949年间，公开出版发行的关于痘疹的专著据不完全统计有140余种，可见研究之盛。

钱今阳将痘疹分为天痘(又名天花或痘疮)与水痘(一名风痘)两大类，认为儿科四大症中以天痘病毒最深，变化多端，指出虽牛痘接种术发明以来该病日渐减少，但民国期间天痘流行仍十分猖獗，病死率甚至高于往昔，号召中医界一定要重视古代中医所固有的治痘之学，这种思想今日看来仍具深意，关乎医界对于一种即将消亡或已经消亡疾病的态度，即疾病虽罕见或绝迹，但前人的治疗经验不应废弃。

关于痘疹的发病，钱今阳认为天痘系病原体由空气或接触而传播于健康人，胎儿则由胎盘血行而感染，并指出若从中医传统认识出发，则以先天病毒(胎毒)为主因，感风感寒为诱因;水痘虽与天痘一样具有传染性，但钱今阳认为其大抵由于气候晴雨不时、风热郁于肌表而致。吴克潜不废旧说，主张胎毒与时行相合为患。陈守真认为，痘证的发生与时代、地域、气候等亦有一定的关系，因毒有浅深之别，故症有轻重之分。

关于痘疹的诊治，秦伯未将痘疮分为发热期、放点期、起胀期、灌浆期、结痂期，依期论治。钱今阳指出，天痘普通潜伏10～14 d即行发病，亦分期论治，对水痘与天痘进行鉴别，并指出近世种痘之法盛行，患天痘者十不得一，故所患多为水痘，其轻症者无须服药，仅适当调摄即可。

在牛痘接种术的普及传播方面，此期中医亦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撰书介绍、理论研究、设局传种以及亲自施种等。同时，一部分医家从中医理论出发阐述种痘预防天花之理，如吴克潜、陈守真等皆有相关论述。此外，对选苗、蓄苗、适种时间、种后调摄等方面，各医家都通过亲身实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3.3 惊风

对于惊风的发病，奚晓岚认为急惊风为心火与肝胆为病，因惊之所伤，由心及胆、由胆及肝，遂致心君之火与肝胆之相火风木相并而发;慢惊风一般是在呕吐腹泻及大病之后形成，系脾胃虚损，脾虚则肝木乘之。秦伯未认为“急惊属阳，必有阳热有余等实象;慢脾属阴必有阴冷不足等虚象;至于慢惊初得之时，阴阳尚未过损，或因急惊传变而成，其中常有夹痰夹热等证，故属半阴半阳”［1］。钱今阳释以今说，认为惊风即脑脊髓膜炎，分为急性薄脑膜炎及流行性脑脊髓膜炎2种，急性薄脑膜炎多由他病续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为双球菌感染;慢惊由于小儿营养不良、脾胃虚损、血液不足而致神经衰弱所致，相当于西医结核性脑膜炎，由于软脑膜上生粟粒结核发疹而起，多遗传而来。恽铁樵主张慢惊属肝、急惊属胃，并将肝风抽搐和神经变化联系起来，认为内风时所出现的不随意动作，系神经紧张不能调节血行所致。此外，吴克潜认为“类惊”与惊风有别，指出类惊系因小儿神经怯弱，不易镇静，虽小恙亦辄现惊象，从病因、症状等方面与脑系疾病引起的惊风相鉴别，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对于惊风的诊治奚晓岚指出，急惊风当以镇惊定怯、安养心神为法，佐以息风化痰、甘凉清热、芳香开窍、导滞通腑等品，反对用表散药以防耗伤阴分，并自制宝金丸、辰金丸二方，以助汤药之功;与前人悉用温运脾阳法施治慢惊风的认识不同。还指出伤阴亦能成慢惊风，将慢惊分伤阳、伤阴两大类，若脾阴已伤、胃阴已耗、舌质绛红、大便秽臭、内热不尽者，当以养胃阴为法，并提出辨舌是诊断伤阳伤阴的关键。钱今阳认为急性薄脑膜炎当标本兼治，治本即治其原发病，治标可分清脑(旧称清心火)及镇静神经(旧称平肝风)2种，清脑如犀角地黄汤、钱氏凉惊丸、至宝丹、紫雪丹等，镇静神经如天麻、钩藤、羚羊角、僵蚕、蝉蜕、全蝎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症状重、预后差，可以用中药对症治疗。秦伯未提出治疗当分虚实寒热，其论提纲挈领、要言不烦，是这一时期大部分医家的共识。

3.4 疳证

对于疳证的发病，钱今阳认为多由过食肥甘生冷，或乳后即睡、饮食不化，致脾胃受伤，不能运化，停滞于内，消化机能益弱，津液日枯，或因食物不洁，误服虫卵，寄生于肠所致。陈守真指出，疳积之病原“皆由脾胃之因积化热，因热成疳，消耗气血，煎熬津液”［2］而致。

对于疳证的诊治，奚晓岚认为先天重于后天，脾肾必须兼补，先天不足所致者遵循形不足则补之以气、精不足则补之以味的治疗大法，以营养为主、药饵为辅;若后天喂食不当或饮食不洁、脾胃损伤所致，则以消积化虫、调和脾胃为治疗大法。陈守真认为积为虚中之积，热为虚中之热，故治疗当“分其所属而善治之”［2］，将疳积分为18种类型予以治疗。钱今阳认为疳证的治疗不离攻补二途，或攻中寓补、补中寓攻，或先补后攻，或先攻后补，或攻多补少，或补多攻少，其认识代表了此期大多数医家的思想。

在疳与积的关系方面，近人多主张积为疳之母。如秦伯未指出:“积为疳之母，有积不治，则成疳疾。积者，肠胃所生病也。［1］”钱今阳也说:“盖积乃疳之母，疳由积而成，积易治而疳难医，二者可合而实应分也。［4］”吴克潜则主张因疳成积:“疳积者，因疳而成积也。夫疳证之远源起于肠胃之受伤，肠胃既伤，食不易化，于是乎成积至易。动辄成积，疳证非但有难愈之望，抑且有加重之势。［3］”无论因积成疳抑或因疳成积，疳证成因不外乎脾胃受伤，营养失调。

此外又有疳痨一证，大都由于体质虚弱、营养不足、疳积失治传变而来，但亦有因感染结核杆菌寄生而致者，如肺结核、肠结核、淋巴腺结核等，系结核性疳痨，如钱今阳即持此说，并认为五脏疳之肺肾二疳即属此类。

4 小儿推拿的发展

小儿病患诊断尤难，服药不便，历代儿科医家多强调以推拿等外治法代替药物治疗，有手到病除之功。这一时期的小儿推拿也续有发展，尤其是出版了一些专书，并出现了以罗兆琚、单养和为代表的儿科推拿名家。如单养和(1890～1971)幼承家学，名著一时，渐成单氏儿科推拿流派，其推拿经验丰富，临证常用10种推拿手法，即推法、拿法、按法、摩法、揉法、摇法、运法、掐法、分法、搓法，操作娴熟，疗效显著。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中医儿科学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改变了其固有的运行轨迹，尽管身处危难，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总的来看偏重于对前世理论的继承与总结，没有长足进步，对胎毒说、变蒸说及优生学的认识则出现了学术争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儿科相关理论的发展。此外，在儿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民国时期虽仍侧重于对古代儿科四大证的研究，但亦能融会西说，有一定的创新性，是为此期的一个重要特点。

［1］秦伯未.幼科学讲义［M］.近代中医珍本集·儿科分册［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3.

［2］陈守真.儿科萃精［M］.近代中医珍本集·儿科分册［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668.

［3］吴克潜.儿科要略［M］.近代中医珍本集·儿科分册［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496-497.

［4］钱今阳.中国儿科学［M］.近代中医珍本集·儿科分册［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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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3250(2015)07-0789-03

2015-02-07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创新团队重点项目-百年中医史研究(ZZ060801);北京中医药大学“百年中医史研究”课题(02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