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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关于新诗音乐性的批评

2015-01-23张浩

北方文学·下旬 2014年9期

摘 要:本文以梁宗岱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讨论新诗音节问题的两篇文章《关于音节》和《音节与意义》为例,试图还原其“发现新音节,创造新格律”的诗学倡议与实践,探求其诗观背后深层的谱系渊源。梁宗岱意图在中西古今诗学观念的相互参照中,通过对西方古典诗学,西方象征主义,以及中国古典诗学的融通,探求出中国新诗音乐性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梁宗岱;音乐性;音节;象征主义

中国新诗的音节问题,自新诗出现以来,论者甚众。至于音节究竟是什么,论者们似乎具有一种默契。1919年,胡适首倡“自然音节”论,在其《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一文中,特辟一节,专谈新体诗的音节。1921年,闻一多将英文Rhythm译为“音节”(即声音节奏之简称)。1926年,“新月派”成员饶孟侃,在《新诗的音节》一文中,也避开对音节进行准确定义。在他看来,一首诗的意义与声音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诗的音节”。[1]学者陈本益指出,“在传统诗律论中,音节一般指诗歌的节奏和音调……在语音学意义上,它是语音结构的基本单位,由一个或几个音素构成。在汉语中,一个汉字一般就是一个音节。”[2]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诗人和论者们对新诗形式与格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再度重视,新诗音节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一

1935年11月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诗特刊”栏目创刊,其主编由梁宗岱担任。梁宗岱特地为创刊号撰写发刊辞,题为《新诗底纷歧路口》。面对“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之类的破坏新詩的风浪,梁宗岱坚持对诗歌形式的追求,认为“形式是一切艺术底生命,所以诗,最高的艺术,更不能离掉形式而有伟大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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