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性人格成因探微

2015-01-22刘晗

中州大学学报 2015年4期

苏轼诗性人格成因探微

刘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郑州 450045)

摘要：苏轼是一位集诗、词、文、赋、书、画等多种成就于一身的文学巨匠。他始终以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对待人生、世界，以个体存在的自由、自在为最高旨归，彰显着性命自得、超旷放达、意趣盎然的诗性人格。苏轼诗性人格的形成得益于滋养他生命的自然、艺术及女性。

关键词：苏轼；诗性人格；自然；艺术；女性

收稿日期：2015-06-15

作者简介：刘晗(1978—)，女，河南遂平人，硕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跨学科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4.01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5)04-0065-04

Abstract：Su Shi is a literary giant with great achievements. He always treats life and the world with an ultra utilitarian aesthetic attitude, and takes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as the highest purpose to highlight his poetic personality. The formation of Su Shi’s poetic personality benefits from the nature, art and female in his life.

古代士人向来重视理想人格的建构，儒家的“内圣外王”，道家的“自然无为”，成为古代士人塑造理想人格的基本内核，“真人”“大人”“圣人”“至人”“神人”等早已内化为古代士人的做人典范。苏轼，作为中国古代士人文化的集大成者，思想复杂，内涵丰富，人格饱满，既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又有任情适意的天然基质，对于苏轼，人们总是欲说还休，最终只能报以“会心的微笑”。林语堂说苏轼一生“深得其乐”，当“忧患来临”，能“一笑置之”，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魔力”。这“魔力”也许就是苏轼诗性人格的魅力。何为诗性？一般解读为具有诗(最高级的文学形式)一样的特性，如情感性、体验性、审美性等。如果从个体存在的层面探讨，诗性应指向个体存在的诗意状态，诗性的触角深入到个体存在的方方面面，具体的生存状态与幽微的精神世界彼此渗透，相互生发，最终形成个体的诗性人格。可以说，诗性人格即以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对待人生、世界，以个体存在的自由、自在为最高旨归。

苏轼诗性人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绵延的过程，从纵向层面看，苏轼的童年、成年经历、晚年体悟、集体无意识等形成了影响其人格生成的内环境；从横向层面看，宋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士风民俗等形成了影响其人格生成的外环境。内环境的影响更为稳定、持久、深刻。因此，除了考究宋代“大环境”对苏轼的影响，更有必要钩沉探赜，循着苏轼具体的生存方式，探究更为内在的因素。本文从个体存在的具体环境(自然、艺术、女性)试探苏轼诗性人格形成的原因。

一

《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则故事，陈季方用“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的文字品评其父亲，以“树”喻“人”，揭示了其人格形成与其生长的环境“甘露”“渊泉”等“生态位”之间的密切关系。世界上的任何物种，包括人类，总是生活在由温度、湿度等组成的生态结构和环境条件下，文学艺术家，作为人类群体中的独特个体，其成长发育更是与“生态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环境成为他们人格形成的最天然的基因库。

苏轼出生于宋仁宗景祐年间的四川眉山，离秀丽的峨眉山很近，长江上游的支流岷江纵贯这个城市。《蜀中名胜记》卷十二《眉州》引《通义志》云：“昔人评吾州，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列眉通衢，平直衍广，夹以槐柳，绿荫翳然。小南门城村，家多竹篱桃树，春色可爱，桥之下流，皆花竹杨柳。泛舟其间，乡人谓之小桃源。”[1]40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也不惜笔墨地描述过苏轼的家乡，“在乐山，当年也和现在一样，旅客可以乘一小舟自玻璃江逆流而上直到眉山。玻璃江因其水色而得名，因为在冬季，水色晶莹深蓝；夏季之时，急流自山峦间奔流而至，水色深黄。”[2]29眉山，物华天宝，钟灵毓秀，有关苏轼童年时期的记载比较少，应和其他儿童无异，嬉戏游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给了他游山玩水的绝佳机会。“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蹇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宝，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1]13。孩童时期，苏轼徜徉在家乡优美的自然山水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令他神往，带给他欣喜和惊奇，成为他生命中最久远、最美丽的记忆，持久地影响着他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为苏轼诗性人格的生成打上了厚重的底色。正如托尔斯泰在晚年时讲：“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的光辉的、绿色的嫩芽。”[3]24

后来，苏轼出川，名震京师，被授予官职，出任各地时，总是遍游周围的自然形胜，无论凤翔、知州、密州、杭州，“不但杭州城本身、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轼常出没的所在”[2]141。在山水之间，他感受着春华秋实的生命律动，尤其在人生困顿时期，苏轼更是自觉地将大自然视为安放自我、寻找自我的天然场域。在《初到黄州》时，“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贬到惠州时，“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甚至在儋州，他依然“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4]2367。如果说，童年时期的自然，带给苏轼更多的是感性的情绪体验，成年时期尤其屡遭贬谪后的自然，给予苏轼更多的是理性思索。

鲁枢元曾在《文学艺术批评的生态学视野》一文中写道“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动物、植物、微生物，都是这个整体中合理存在的一部分，都拥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都拥有自身存在的权利。它们只服从那个统一的宇宙精神。”[5]苏轼，无疑是先锋的，在其《超然台记》开头写到:“凡物皆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6]221苏轼从存在的角度肯定了自然的无为、自在，春秋代序，荣枯盛衰，社会、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深受儒道思想熏陶的苏轼，“智者乐水”“道法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苏轼的人生观、价值观，但苏轼对于自然的思索更多地指向自我，回到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以，在苏轼看来，儒家的自然观伦理道德色彩过于浓厚，道家“无为”的自然观则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哲思，真正的自然，应该是大化流行的生机和鸢飞鱼跃的自由。“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7]6江上、山间、吾与子，清风、明月、耳与目，氤氲流转，生生不息。

只有自然才能从最深层和底蕴上滋养文学艺术家诗性的生命，成为文学艺术家立足的根基。“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8]160“江山风月”的纯净、澄澈、自然孕育了苏轼这样一位“闲者”，就像山间的一轮明月、江上的一缕清风，舒展而从容，淡然而自在。他走入自然，最终又走出了自然，富有情趣、饶有兴味地看待世事变幻、人生沉浮，无论身处顺境逆境,总是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境安然处之。在苏轼的世界里，生命的虚无感、荒诞感与对生命的热爱巧妙地融为一体，逐渐养成了其超然脱俗、怡情适性、自在自为的诗性人格。

二

艺术成为影响苏轼诗性人格的重要因素。在苏轼尚年幼时，有一次，老师刘微之赋诗“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在一旁说道，诗虽佳，但最后一句改为“雪片落蒹葭”更佳，老师叹曰“吾非若师也。”苏轼超绝的艺术感受力，有着可遇不可求的天赋，但更源自苏轼对艺术的喜爱。

“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暇窥园葵”[4]247，写出了苏轼对书的热爱和喜欢。苏轼七岁始读书，八岁入小学，师从道士张易简。十三岁时，幸得父亲苏洵亲授，并遍访名师，崭露出惊异的文学才华。十八岁时，喜欢读史、论史，间亦好道。苏轼一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读书作文，即使“乌台诗案”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身心，可仍不改初衷，因为“诗”不仅仅给他带来了无比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更早已与苏轼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独特生存方式，所以，在苏轼的世界里，读书声无疑是自然界最动听的声音，晚年最喜倚床听儿孙的朗朗读书声。

除读书习作外，琴棋书画在苏轼的生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正如孙立群所说：“在中国古代士人生活中，琴棋书画是最能代表士人特殊文化素质的生活方式。”[9]201苏轼好书与画，“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7]356“方先君与吾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7]2296。这些文字真实地记载着苏轼对书画艺术由衷的喜爱之情，后终成一代书画名家。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倡导的“士人画”对后世绘画影响极大。苏轼还擅长弹琴。在《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琴经·大雅嗣音》谓：“古代多以琴世家，最著者”中，有“眉山三苏”。苏轼的父亲苏洵酷爱经史和古琴艺术，是当时颇有名气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鉴赏家，苏轼深受其影响，小时候就“尝习琴”[1]30。他对音乐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一生更是留下了许多绝妙的描写琴曲、琴人、琴操的诗文佳作。苏轼棋艺不精但丝毫不影响他对棋的喜爱。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即下棋、喝酒和唱曲，但他喜欢看别人喝酒，别人下棋，为一大乐趣。他为《观棋》诗所作的序文中写道：“予素不解棋，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在山水之间，无论下棋、观棋，皆能自得其乐，何乐而不为呢？苏轼赋予弈棋、观棋以雅致的气息。

艺术与苏轼的生活密不可分，可以说，苏轼的生命就是在艺术的浸染和包孕中逐渐饱满、丰盈、成熟的。“空灵和充实是艺术精神的两元”[10]25。空灵的艺术境界澄澈清明、了无尘滓，充实的艺术境界丰厚深邃、刚建壮硕。中国艺术力求空灵与充实融为一体，如“中国诗人尤爱把森然万象映射在太空的背景上，境界丰实空灵，像一座灿烂的星天！”[10]30真正的艺术应在虚空的心境里烛照出存在的伟大与精神。苏轼极力推崇陶渊明，甚至晚年和陶渊明诗，主要在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平淡质朴的语言承载着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而这恰恰是陶渊明任真率性、恬淡虚静的心境所决定的。苏轼喜陶，皆源于陶渊明是一个“心远地自偏”的“素心人”，与万物保持着一定的“隔”“断”，以“空”的心境诗意地葆有万物。

“艺术是一种生命的姿势，优秀的艺术品必须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人们可以通过艺术活动唤醒自己强烈的生命意识。”[11]72空灵而充实的艺术世界直接影响着苏轼对自然、人生、宇宙的体悟，无论何时何境，他总是既乐于其中又游于其外。艾朗诺在《美的焦虑》一书中提到，对苏轼来说，任何对“物”的占有，哪怕“尤物”，都有违艺术家的空灵心境，但他也相信“怡情”只能“寓物”，与物相交、寄情于斯，却永不占有，对外物采取一种自然放达的态度，将个人的情感寄寓其中。正如他在《宝绘堂记》中提出的要“寓意于物”，借物寄兴，忘怀得失，这样“虽微物足以为乐”，而反对“留意于物”，即为物所役，这样“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在苏轼的世界中，由艺术而开悟的存在具有一种诗学的特质，精微玄妙的艺术世界成了苏轼展现生命意蕴的契机和场域，他将诗书、音乐、书法、绘画等作为寄寓平生的真实存在，又超然物外，向内诉求，回到本源，在自我心性的层层开掘中，形成了自觉而本己的诗意生存，执着地生活在天地之间，体悟着生命的价值和宇宙的意义，真正实现了天与人的合一，从“南山”“菊花”中看出“真意”。

三

女性天然地与自然、艺术结盟，成为影响苏轼诗性人格的另一因素。苏轼的感性、细腻、浪漫也许直接得益于他生命中的女性，正如舍勒所说：“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比男人更受本能、感觉、爱情左右。”[12]89

程氏，苏轼的母亲，成为其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位伟大的女性。《文集》卷四十八《上梅直读书》：“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父苏洵宦学四方，“母程氏，亲授苏轼兄弟以书，以气节勉二子。”[1]17在《宋史》苏东坡的传记及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程氏为苏轼读《范滂传》，小小的东坡抬头看着母亲，问如果他做了范滂，母亲是否愿意做范滂的母亲，程氏坦然相告，为何不可呢？程氏以古代女子少有的睿智和胆识教导为人之道，对苏轼形成独立不阿、超越利害的卓绝人格影响极大。

苏轼在《文集》卷七十三《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中写道“有桐花凤，四五日翔集少时所居书堂前”，不畏人。为何？因为程氏“不发宿藏，不残鸟雀，以身教”[1]17，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多年之后，鸟雀就在庭园的树枝上筑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看得见。苏轼清晰地记得有一只小鸟，长着极其美丽鲜艳的羽毛，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程氏温柔、慈爱、细腻、包容的女性气息似春风甘雨浸润着苏轼幼小的心灵，终长成葱郁的参天大树，热爱着自然，包容着一切。“海南有‘屠牛事巫’之风，他为之著文劝止；他家那条名叫‘乌嘴’的大狗偷肉吃，他也舍不得打它一下，还写诗宠它。”[13]42苏轼天然地对所有的生命葆有同情和怜悯，这也许得益于程氏的言传身教。

如果说，母亲给了苏轼最天然的母性教育，妻子则滋养着苏轼的女性情怀。苏轼的三位妻子都姓王。王弗，进士之女，十六岁嫁给了苏轼，二十七岁香消玉殒。王闰之，王弗的堂妹，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朝云，苏轼的侍妾。三位女性有着不一样的气质和禀赋。王弗“敏而静”，“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每有客人来访，王弗总“立屏间听之”，客人离去后，反复告诫苏轼：“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时，有人来访急切表示要与苏轼交好时，王弗也总是说：“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7]472事实证明，王弗的判断总是精准的。王闰之缺乏堂姐的聪慧，却温婉体贴，质朴贤淑，陪同苏轼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富贵也好，穷困也罢，总是淡然处之，宠辱不惊。苏辙在《祭亡嫂王氏文》中写道“贫富戚忻，观者尽惊。嫂居其间，不改色声。冠服肴蔬，率从其先。性固有之，非学而然。”王朝云，作为苏轼的侍妾，大概是最懂东坡先生的。有一天，苏轼与家人开玩笑说：“你们看我这肚皮里装的是什么呀？”有人回答是满腹文章，有人说是满腹经纶，他都连连摇头。这时，站在一旁的王朝云笑着说：“我看你呀，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深表赞同。王朝云，本是杭州西子湖畔的歌妓，十二岁被苏轼收养，居黄州时纳为侍妾。王朝云识文断字，皆苏轼所教，但聪慧异常，灵气逼人，尤其对文学艺术有着超常的感悟力，并深懂苏轼内在的精神世界，因此，苏轼写给朝云的诗词是最多的，他们之间更多的是知音之情。王朝云生前最爱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去世后，苏轼不复听此词，并在朝云墓亭之上镌写了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母亲程氏给了苏轼最初的“母性教育”，温暖、明亮而绵长，伴侣给予苏轼更多的则是温柔、细腻、包容与理解，她们的美好使苏轼觉得“天下无一不是好人”，少了人生的算计，活出了自我的性情，诗意地看待这个世界，在别人眼里毫无意义的“存在”也变得生意盎然，充满情趣。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历尽磨难，在北归途中，他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在自然山水、艺术世界、女性情怀的浸润中，“从细微的现实生活中体味生命的本体，建立了以感性的心理自由为指归的审美人格”[14]267，形成了其自然、率真、洒脱、坦荡的诗性人格，营造了其葆有天地境界、宇宙情怀的诗意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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