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

从会场循环播放的《深圳·创客之都》宣传片，再到创客专区的人头攒动、不久前落幕的十六届高交会上，满目可见人满为患的创客活动。这只是这座城市“创客热”的一个缩影——深圳宣布打造“创客之城”，今后将从政策、资金等各方面扶持创客。

短短几年间，创客文化和创客运动风靡全球并在中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普及开来。“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改变传统创新模式”“助推硬件创业热潮”“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全世界都在表达着对创客的关注和期待。大家很好奇——创客到底是怎样的？

“如果要找一个人代表创客，应该是张浩。”有不少创客这样告诉记者。创客圈里一直流传着张浩的“传说”——他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和传播创客文化的人，也是将“Maker”翻译成“创客”的第一人，国内创客代表人物；他以兴趣为导向做东西，不以赚钱为目的，从来不对自己设限，也不对技术设限，是圈中很多创客口中“最纯粹”的创客。

令人好奇的，还有他关于哆啦A梦的梦想。“他的梦想是做出一只哆啦A梦。漫画里的哆啦A梦是在2050年出来的机器猫，我们还有30多年时间来实现这个梦想。”2013年的这个时候，矽递科技（Seeed Studio）创始人潘昊还在不厌其烦地向媒体普及到底什么是创客，他向记者表达了对张浩的关注。

现在，张浩翻译过来的“创客”在当下的中国成为热词。但张浩自己好像没什么变化——在深圳侨城东组团社区一套租来的老房子里，和唯一的搭档一起进行机器人研发，继续着他最初的梦想。他说，对那些“真正的创客”来讲，外界的变化并不会左右他们的创造本能。

“创客”的诞生

人在美国的张浩惊奇地发现：“怎么国内都在谈论创客！”随着上海新车间、北京创客空间、深圳柴火等创客空间的先后开设，中国的创客开始浮出水面。

“你是什么时候成为创客的？”记者问。“你这个问题方向错了，创客从来都不是一个职业。创客这个群体一直都存在，只是之前一直没有被贴上这个标签。”张浩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成为创客的。

从大学开始，读电子工程专业的张浩就喜欢自己捣鼓一些小玩意，大三开始研究机器人，2009年还在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得了季军。2010年大学毕业，张浩去了刚创立的果壳网，成为了DIY版块的编辑。

那时，张浩会利用专业知识制作一些硬件，诸如3D投影仪、探测核辐射强度的盖格计数器等，然后把过程分享给读者。“有个天才画家M.C.Esher，他的画里有很诡异的空间结构。《瀑布》（《Waterfall》）是他的名作，画中的流水流经塔楼沟渠循环不止，就像永动机一般。”张浩动手做了一个“真实版”的“瀑布永动机”，并于2011年愚人节发布在果壳网，当时在科学爱好者中引起了轰动。后来这个作品还得了那年全球DIY大赛MakerBot Challenge一等奖。

张浩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是一名创客。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浩在北京见到了创客圈的“教父”米奇·奥特曼（Mitch Altman），那次交流让张浩“触电”了。他了解到了创客的概念，也知道了在欧洲的几个创客活动，其中就包括四年一次的欧洲黑客大会（Chaos—Communication Camp）。

“2007年的欧洲黑客大会第一次提出Hacker（黑客）space movement，也就是‘创客空间的概念。”张浩说，创客空间可能是个配备了如车、铣、刨、磨等一系列制造工具的房间，并且提供电源、网络和电脑，可供大家进行线下聚会，动手实现自己的软件或硬件项目。

Hacker（黑客）和Maker（创客）有什么区别？在张浩看来，两者本质上是同一类人，都对“掌握事物的运行规律，并修改之，以使其能完成其他事情”这一活动充满热情。“个人电脑普及之后，Hacker的主要活动是写软件。随着技术进步，数控加工工具价格不断下降，3D打印机那样廉价的、程控的万能制造机的普及，他们的活动也从写软件逐渐演变成了改变甚至制造硬件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此时他们就变成了Maker。”他解释。

2011年，国内北京、上海、深圳几个城市的二十几个创客慢慢认识了，他们通过邮件组进行联络。当时大家都觉得有必要为“Maker”起个中文名字，张浩提议叫“创客”。这个名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于是就在圈子里流传开来。

后来，大家又商量把国外的创客盛会“制汇节”（Maker Faire，由技术书籍出版巨头OReally发起，在全球各地都有举办）引进到中国。随后，北京、上海、深圳三地都分别办了创客的活动，北京、上海的活动叫“创客嘉年华”。

在张浩看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创客”这个词开始流行。那时他人在美国，惊奇地发现：“怎么国内都在谈论创客！”随着上海新车间、北京创客空间、深圳柴火等创客空间的先后开设，中国的创客开始浮出水面。

一万个程序

张浩的念头是做一个哆啦A梦那样的机器人。“现在有许多机器人，会下棋的，会打球的，但只能执行某一项任务，因为他只装了一个程序。但对哆啦A梦这样的全功能服务机器人来说，它需要能够做非常多的事情，那就意味着可能需要一万个程序。”

“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做过弹弓，只要你做的弹弓是出自你‘想要做一个弹弓的意愿，这个弹弓是由你自己设计或仅仅是制作的，那你就是创客。”在张浩看来，这是对创客这个标签的“宽泛解释”。

张浩认为深圳的一个创客组织——深圳DIY里就有一群“典型”的创客。“很多人平时上班，在业余时间聚在一起搞创造。对他们来说，当一名创客这件事就像唱K一样，是一种消遣。创客空间就是一个KTV。”

就张浩的观察，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创客有所不同。“北京有很多创客是学艺术出身，而上海有很多‘老外创客，深圳则有不少‘技术宅。”他觉得自己更像深圳创客——“不满足于装置艺术效果，更重视技术本身；有个念头就去动手实现，不是特别关心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证实‘我能做到就能带来很大满足感。”

对张浩来说，他想实现的念头就是“做出来一个哆啦A梦那样的机器人”。他说，哆啦A梦代表着一种未来的可能性。1987年出生的张浩看过哆啦A梦的漫画，长大后看了更多关于机器人的电影、书籍，“可是，说好的机器人呢？”张浩相信，有很多人心底一定都持有这样的期待和疑问。“既然我那么想拥有一个机器人，为什么不做一个？”他想加速这个过程。

在张浩的设想中，把哆啦A梦最让他无法理解的东西——可以掏出各种神奇工具的“肚兜”去掉，那么它是个全功能服务机器人，是人类的好朋友，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你下班回到家对他说明天要打高尔夫，他就把所有装备帮你准备好。”张浩解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核心部分有运动底座、视觉识别系统、六轴以上的机械臂（实现各种动作）、软件程序（机器人的大脑）等。

2012年5月底，在参加完一个机器人学术会议之后，张浩有机会到了梦寐以求的全球最著名创客空间Noisebridge。在美国期间，张浩用废弃零件搭建了一个原型机器人，“验证了我的设想是可行的”。

“六轴以上机械臂基本可以通过改写程序实现任何动作，而视觉识别是目前大部分机器人的信息输入方式。”在张浩看来，这两个东西的“结合”是核心问题，因此他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着探索。就他的了解，目前研究视觉、人工智能、云识别等领域的人很多，但世界上只有少部分研究者在进行这个方向的研究，而在工业领域，比较成熟的也只有一个应用——从箱子里扎堆的零件中识别和抓取需要的目标零件。

“每个不同的应用差别很大，涉及的问题很复杂。”张浩说，其实现在有许多机器人，会下棋的，会打球的，但只能执行某一项任务，因为他只装了一个程序。对于张浩要做的全功能服务机器人来说，它需要能够做非常多的事情，那就意味着可能需要一万个程序。

“创客火不火又如何”

“创客在创造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创新，而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大潮中，整个中国社会对创新的渴求成就了创客概念的迅速传播。”这是张浩对于当下“创客热”的解读。

到底创客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人们的那些预言能否成真？张浩觉得“不好说”，但他确信“创客火起来一定不是坏事”。

“创客带来不同的创新形式，而多元化是好事。”张浩认为，分享和开放是创客精神的重要部分，这种开放式创新会成为传统创新的补充。

但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创造本身不会有坏处”。“孩子喜欢玩积木、折纸，并在做出一些通常没有实际意义或使用价值的东西后感到巨大的成就感，为什么？因为创造的欲望深植在人类的本性之中。”

“在童年时期对周围事物都不甚了解且充满好奇时，我们就已经开始动手实现自己的想法了。但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渐增多，好奇心、创造的欲望、创造力却慢慢消失。失去了创造力的人类和其他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张浩认为，现在各方对创客的关注，最大的好处在于此——普及和推动创客文化和创客精神，唤起人类的创造本能。

潘昊观察到的新情况是——“现在有更多人把自己称为创客，但他们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客，有很多人借创客的名义做着不相干的事。”

“既没有产品，也没有市场”，这是张浩目前的处境。“现在我得考虑怎样能一边做机器人，一边不饿死。”在圈子里的创客看来，张浩应该算是最标准的创客——为了兴趣而做东西，不考虑短期盈利，除非遇到生存问题。

“的确会有更多‘慕名而来、为创客而创客的人，而对于那些真正的创客来说，外界环境的变化并不会左右他们的创造本能。”张浩说，因为有想要实现的想法，创造给他们带来乐趣，甚至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相比外界的变化，张浩更关注他的哆啦A梦。一直以来，张浩始终没有偏离他的航道，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哆啦A梦。“因为我真的就是很想做出一个哆啦A梦啊。”张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