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庆锋

人生有着很多不可预知的改变，在某一个点，或许就有着某种冥冥之中的变化。

1984年或许就应该是我人生转折的关键一年。这年初夏的一天，我从挂职锻炼的乡镇到中牟团县委去办事，一进团县委办公所在的大楼，就遇到了团县委的一个同志，他拉住我说：出大事了。我不由心里一震，什么大事呢？原来，是刚刚就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到全国各地调研，从郑州往开封的路上，路过中牟，看到路边挂着一块比较显眼的“中共中牟县委员会”的牌子，就对随车的陪同人员说，这里有我的家，我要到我的家去看看。

没有见过当时中牟县委牌子的人可能会问，全国各地到处不都挂着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牌子吗？当年胡锦涛为什么偏偏看到中牟县委的牌子就要拐道中牟县团委呢？

说来话长，中牟县委的牌子有其特别之处，当时的中牟县属于河南省不太富裕的县，当年正逢河南省搞体制改革，探索市带县管理模式。通俗地说，就是把原来省委的派出机构——地区，这一级管理机构撤销，把地区对农业县的管理职能，连同其人员一起，划给省直辖市，让省直辖市行使原来地区一级的管理职能。这一模式，在今天已经非常普遍，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新探索。

开封地区作为第一个试点，撤地设市，将开封地区的西五县，也即中牟县、巩县（后来的巩义市）、新郑、登封、新密（此三县后来都改为了县级市）划给郑州市管辖。因此，中牟县委、县政府新建了办公楼，而大门建的在当时很够高大上。可能是挂牌前，负责设计县委、县政府牌子的人是依据大门口的门柱宽高确定了牌子的大小，当牌子挂出来后，走过的人们无不感叹中牟县委的牌子比河南省委的牌子还大。是不是因为这大牌子引起了胡锦涛的注意，不得而知。

因为胡锦涛提议要到自己的家去看看，陪同人员也不敢怠慢，就随胡锦涛来到了中牟团县委。

这时的中牟团县委刚刚搬到中牟县新建的县委、县政府办公楼的四层，位于办公楼比较高的楼层。可能是团委工作人员年轻这一特殊的原因，在全国，很多团委不是在最高层办公就是在办公楼的一层，这可能成了惯例。当时主持中牟团县委工作的是刚刚从乡里调上来的张守杰，他一见到胡锦涛进到办公室，就赶紧让座。应该说，张守杰是我经历中比较会来事的一个人。这时的他赶紧去找时任中牟县委书记张灵乐。

张灵乐正在主持中牟县委常委会。张守杰不顾秘书的阻拦推开中牟县委常委会会议室的门，张灵乐有些愠怒，没等他说什么，张守杰就抢先说：团中央书记胡锦涛来了。张灵乐算是一个懂政治的人，马上决定：常委会暂时中止，请胡锦涛同志到常委会会议室来。

张守杰迅速跑回中牟团县委的办公室对胡锦涛说，我们张书记请你到常委会会议室。胡锦涛说，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在我的家坐坐。闻听此言，张守杰赶紧去找张灵乐。此时的张灵乐穿一身中山装，马上把风纪扣扣上对所有在场的常委们说：走，我们去见胡书记。

那时的人们谁能想到，20多年后，胡锦涛同志成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主导中国发展十几年。再加上当时条件所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场的人都没有用影像记录下来。

我的命运就是在这一天和胡锦涛同志擦肩而过中被改变了。

那时的我，是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从大学毕业就被派往基层挂职锻炼的人员之一。当时，我正经受命运的煎熬。因为感觉挂职所在的地方艰苦，总想离开那个地方。现在想来，正是有了人生的这段经历，才奠定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理想基石和脚踏实地做好新闻工作的基础。

当年，我作为开封地区下派挂职锻炼的干部，被中牟县委从当地的郑庵乡调到白沙乡作为乡长候选人参加竞选，作为当事人，我对此毫不知情。而那时，作为当时开封地区下派的干部，因为河南省搞市带县试点，开封地区首当其冲被撤销，大家个个都心神不定而到处寻找自己的出路，年轻的我也难以例外。挂职所在的中牟县团委要调我到团县委工作，但组织部门说，他是上级下派的干部，我们无权使用。于是，当配选乡长当天因为和原来的乡长有微弱票数之差而没有当选之后，我和同批挂职锻炼的干部一样，何去何从就成了大问题。

然而，我也没有想到，就在和胡锦涛擦肩而过的当天，我的命运就被改变了。

当时陪同胡锦涛从郑州到开封去的郑州团市委青农部副部长武建民和中牟团县委书记张守杰闲聊，我无所事事地坐在一边。不知何故，武建民说：团市委青农部想找一个人帮忙。张守杰用浓重的特有的豫东口音说：你看我们这个货中不中。武建民说，那咋不中。我回去说说，就让他去帮忙吧。

向来不懂得走关系的我，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又一个人生之路。

初到郑州团市委，由于市带县试点刚刚开始，团市委对农村团的工作还不熟悉，而青农部的工作人员除了部长是从当时郑州市先前所管的唯一一个郊县调来的外，其余的两个人都是从开封团地委过来的，工作量大，人手少，而我当时精力旺盛，独自一人几乎承担了整个部门的工作，并把各项工作弄得井井有条。没有多久，我所谓“帮忙”的角色就发生了转变，青农部负责人提议、团郑州市委领导班子决定，要正式调我到团市委工作。

抑或就是命中注定，我每次工作的调动都是一波三折。

因为刚刚是撤地建市，按照省委指示，很多部门的人事调整都被冻结，但郑州团市委要人心切，就向郑州市委组织部打报告，后来才得知，时任郑州市委组织部的部长原来在团省委工作过，他当即在郑州团市委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调入，下不为例”。

有了市委领导的批示，当时的郑州团市委青农部部长、后来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任新闻官的汪浩前去中牟县办理我的调动手续，但被拒绝。无奈，郑州团市委的领导动员我自己去做工作。并派出了团市委当时仅有的一辆北京吉普车让我使用。

天公作美。当时我有一个“亲戚”在郑州市人事局担任要职，巧的是他又同时任中牟县委组织部部长的高国安熟识。于是，我们一道来到了中牟县委，更巧的是，一下车正和准备下乡的中牟县委组织部部长高国安碰了个正着。

高国安把我们让进了会议室，我的“亲戚”和高国安一阵热聊，高国安忍不住问有什么事情要办，我的“亲戚”就说，他愿意到郑州团市委工作，请部长高抬贵手。高国安部长说：县委非常重视，不想放他走，昨天才开了常委会，想任命他当副乡长。当时一心想离开中牟的我马上说，乡长也好，副乡长也罢，我都不当，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想离开中牟。高国安部长看我态度非常坚决，加上有郑州市人事局领导在场，就说了一句：好吧，我再跟书记商量一下。

不多久，我的工作关系就正式从中牟到了郑州。

每每谈起这些，就会有朋友开玩笑地说，是胡锦涛改变了你的命运。

或许有这种可能，而我的命运，从此之后，不管是大的改变，还是小的变化，无不和众多高官连在了一起，或恩或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