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的郭道晖被人尊为“法治三老”之一，他经历过“54宪法”、“75宪法”、“78宪法”、“82宪法”下的中国，还亲自参与过“82宪法”的起草工作。

1979年，就在全面修改宪法前一年，时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汉斌调郭道晖进入全国人大工作。彼时，郭道晖的冤案刚刚平反不久。1957年“反右”运动中，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校报总编辑的郭道晖由于坚持抵制“阳谋”、反对“反右”，被打入另册，这场冤案一直延续到1979年。

此前，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郭道晖，曾主持清华大学对“54宪法”修订意见的征集工作。他回忆说，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大家对宪法的热情很高，对宪法里的很多条款都很赞同。

30多年后，回头去看“82宪法”，郭道晖认为有两个亮点，一个是在文本上解决党和国家地位问题。“75宪法”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82宪法”的起草中，大家比较一致地同意，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样的定语删掉。

但郭道晖更乐于讲述的是另一个概念：公民权利。“75宪法”将公民义务写在公民权利之前，将公民权利缩减为3项，“82宪法”不仅将权利放在前面，还将公民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权力之前，潜台词是公民高于国家。在公民权利问题上，让郭道晖印象深刻的是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一条，“这是针对‘文革提出的”。经历过“文革”的他对人身权利的侵犯有切身体会。郭道晖说，当年参与修宪的人也大多对此有真切体会，包括主持修宪工作的彭真都是此前的“走资派”。

郭道晖说，在“54宪法”中，这项权利并未被提到，因为大家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人格尊严、人身权利这些应该是自己的权利。“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没有人权的情况都有切肤之痛，所以在修法时强调法治、民主和公民权利”。 （摘自《北京青年报》邹春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