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海红

引 言

虽然对共同危险行为的司法实践探索早已开始，但其规则在我国亮相时已是21世纪。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4条从证明责任角度规定：“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4条则从实体法角度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10条作为民事基本法正式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为缓解受害人证明困难而对因果关系作推定处理，是各国民法的常规技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也有共识，但对行为人能否因证明无因果关系而免责，理论界一直存在肯定说〔1〕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72。和否定说〔2〕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页607。之争，〔3〕近年也有学者提出“补充说”，即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实际加害人的，免除其承担连带责任，但若受害人无法从所有连带责任人处完全受偿的，由免除连带责任的加害人承担补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