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

[文章导读]近代世界体系的演变，推动了帝制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中国概念本身也是国际外交的产物。作者以大手笔为我们勾勒了晚清以降中国与世界的遭遇、冲突与调适。他试图绕开传统的殖民--独立、冲击--回应、依附--冲突这些历史框架，而从整个世界体系格局的变迁中，把握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外交史，性质非常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以后欧洲各邦之间的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甚至不能仅仅用殖民--独立、依附--冲突这样的框架涵盖，因为这种框架已经预先假设了国与国对等--双向交涉的前提。然而，在我们关注的这段历史时期，“中国”仍然是一个涵义模糊、不断变化的行为主体。它的交涉对象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欧洲游戏规则征服世界的长期运动。殖民和独立都是欧洲游戏规则对非欧洲世界的内化过程。如果说二者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独立意味着比殖民更彻底的内化，殖民暗示（至少部分的）非西方性质，正如英印帝国宪制和香港的儒家习惯法所证明的那样。独立必须是一场针对自我的宪法革命，以发明某种欧洲式的想象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即使在欧洲也是新生事物。

外交首先创造了中国的概念，世界体系要求中国必须存在，世界体系的剧变一再促成中国的宪制演变。大清原先并不是中国。它没有一条明确的边界，只有从畿辅到荒服的统治能力递减坡度。属地在何处结束，属国在何处开始，没有人清楚，也没有人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