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是支撑陶行知理论创生与实践探索的不竭动力。陶行知教育理念中的爱是一种广泛、平等且始终不断传递中的博爱。他不仅关爱每一位学生，而且着眼于大众，希求以教育唤醒大众。陶行知爱满天下的办学精神依然值得当今的教育者领悟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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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教育事业。纵观陶行知先生的一生，“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可谓是支撑他理论生成与实践创新的不竭动力。目前，学界对于陶行知“爱满天下”的精神已有不少研究，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探讨陶行知爱满天下思想在现实中的应用，对于这一教育情怀背后的形成逻辑及陶先生的具体实践则鲜有研究。本文拟就以上问题展开分析并深入发掘这一教育情怀的现实意义及启迪。

一、“爱满天下”教育情怀的内涵

在陶行知的观念里，“爱满天下”中的“爱”所指称的是一种广博的爱。在其一生的教育事业中，陶行知始终秉持博爱的理念。就内涵而言，首先，陶行知所言之爱是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爱。他认为作为教师不仅应该爱学生，同样也应该把爱大众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职责，正所谓，“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1]。陶行知清楚地认识到他所从事的事业面对的是中国广大百姓的子弟，而这项事业的最终目标却是为整个人类谋福利。正如他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中所言，“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福利;他们是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2]。可以说，他一生所追求之爱的目标着眼于广大百姓，而最终归宿则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层面，希望能为全人类做贡献，这也正体现了他胸怀之爱的广博性。

其次，陶行知心目中的爱还是一种平等的爱。他曾在读书期间选择基督教作为宗教信仰，深受基督教爱人如己精神的影响，他说，“我要有一句话奉劝办学同志，这句话就是：‘待学生如亲弟子”[3]。这句简单而诚恳的话语中可以透视出陶行知心目中的爱并非按照亲疏关系由近及远有所差等的爱，而是一种对所有人都以亲人般的爱来待之的平等之爱。面对众多有着鲜明个性差异的学生，陶行知同样主张应该平等地爱他们，因为在他看来，“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4]。

再次，博爱还应该是一种不断传递中的爱。在1916年发表的《中国的道德与宗教教育》一文中，陶行知即指出，中国道德和宗教教育的方向应该是，“孩子必须被置于一个充满着爱、服务和牺牲的社会温床当中，并且受到教育，让他们可以自主地去爱、去服务，以至为人牺牲”[5]。这一观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博爱、奉献与献身精神的影响。由此亦可以看出，陶行知不仅注重为孩子创造一个充满爱的教育环境，同时也强调要让孩子把接受到的爱传递给更多人，主动为其他社会成员服务。类似的理念同样贯穿于他之后的教育事业中，陶行知指出，“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它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的最多最不幸的中华民族;因为它爱中华民族，所以它爱中华民族最多最不幸的农人。它爱农人只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最不幸的人出发，它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6]。在这段话中，陶行知把爱作为晓庄学校诞生的基础，作为晓庄发展的出发点，爱同样也是其各项事业的生长点，爱人类的全体则是其整个教育事业的终极目标。可以说，陶行知一生都在以爱为出发点来办教育，并努力把这种爱扩展到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

二、“爱满天下”教育情怀的形成逻辑

形成陶行知“爱满天下”教育情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他早年的艰苦生活经历、所接受的中西方文化教育以及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文将分别予以分析。

1.早年对于艰苦生活的深刻体悟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诞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他的父亲原在休宁县万安镇经营酱园，破产后回家种田。母亲除操持家务、协助田间劳动外，还为人家洗缝补。清贫的家境使得陶行知自幼便十分熟悉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对于贫苦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年的这份经历也影响了他一生的志向，陶行知在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时曾言，“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7]。从陶行知的成长历程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对艰苦生活的深刻体悟促使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最广大的劳苦大众，把爱的种子播撒向中国大多数的平民百姓。

2.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

在陶行知的家乡徽州，有着对于孩童“开蒙”的传统。陶行知天资聪颖，“未开蒙识字即可临摹字形，为旸村塾师方庶咸秀才发现，愿收为弟子。无奈陶父家贫，不能送子入学。后在陶行知六岁时，由方秀才免费代为开蒙。启蒙后，在家跟父亲读书习字”[8]。1899年，陶行知随父亲赴万安，就读于当地秀才吴尔宽所开设的蒙馆。之后，陶行知又经亲友介绍，向歙县秀才程朗斋处问学“四书”，并拜在当地道德文章享有盛名的贡生王藻为师。可以说，陶行知早年所接受的蒙馆和经馆教育奠定了他一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基础。他在一封写给妹妹陶文渼的信中写道：“秋节后两天，收到母亲饲蜜桃绿豆图，看着不愿放手，真是好一幅天伦大乐图啊！我要想把母亲爱蜜桃的心，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推而远之，使凡如蜜桃的都能得蜜桃之爱护，享蜜桃之幸福。”[9]陶行知由自己的母亲爱蜜桃的场景联想到中国千千万万如蜜桃般的少年儿童，这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己及人的“仁爱”思想的反映。陶行知不仅时刻惦念着儿童，更胸怀天下的人民，正所谓，“大德不能小于‘天下为公。人民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是人民的亲人，是必须亲近，打成一片，并肩作战。……一切所教所学所做所探讨，为得都是人民的幸福”[10]。“天下为公”的思想自古至今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陶行知先生在推广教育救国事业的过程中同样受到这一价值追求的影响，把实现人民的幸福作为其事业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确立本身即饱含着他对人民沉甸甸的爱。因此，陶行知“爱满天下”情怀的源头之一应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吸收。

1905年，随着陶行知的父亲受洗信奉基督教，母亲又受聘于歙县的一所基督教堂做帮佣，陶行知开始也有机会时常进出于耶稣堂，近距离接触基督教。基督教内地会在当地附设有一所教会学校，名为崇一学堂，校长为英国传教士唐进贤。1906年春，唐进贤发现陶行知勤奋好学，彬彬有礼，同意他免费入该校就读。在这里，陶行知开始了他接受新教育的历程。毕业后，陶行知又考中汇文书院“成美馆”，即后来的金陵大学。两年后，他完成预科学业，升入该校本科。在读本科期间，随着陶行知对基督教的深入了解，他决定信仰基督教。在1912年12月的信仰见证中，陶行知申明：“我现在之所以信仰基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读了康奈尔大学詹克教授（Jenks）所著的《耶稣的社会原则》（Social Principles of Jesus）。虽然我不能在这里很仔细地讨论基督哪些教导是重要的，但我必须指出，就是他教导我们如何爱人如己，叫我决志成为基督徒;而我刚才提及的书籍，正好清晰地论述和印证了这个原则。”[11]受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精神感染，陶行知选择了信仰耶稣基督。爱人如己是陶行知选择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原因，这同时也是陶行知一生教育事业的基本准则与不懈追求。

从以上分析可见，陶行知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有关“爱”的精神内涵。“仁爱”是东方儒家文化的核心，其起点是家庭中的亲情之爱，进而按照亲疏关系推广至亲戚朋友，并最终扩展到整个社会上的所有人。这是一种从普通人最基本的情感体验出发，并与中国传统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相适应的亲情体验的不断伸展。孟子所言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2]，正是这种亲情之爱渐次延伸的表现。儒家思想以重现实为基本特征，对爱的理解同样以人之常情为依据，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仁爱显然是由近及远有所差等的。“博爱”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要义。在新约圣经中，耶稣指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13]这明确规定了不仅要爱主宰一切的神灵，还应该以爱人如己为准则爱所有的人。根据“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博爱所倡导的应是一种平等之爱。虽然儒家的仁爱与基督教的博爱有所差异，但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对于全人类的普适之爱。就中西两种文化对陶行知的影响而言，应该说，仁爱与博爱的双重理念很好地融合到陶行知的理论与实践品格中。

3.救亡图存背景下的坚定选择

陶行知爱满天下教育情怀的形成同样也离不开其所在的时代。救亡图存是整个近代中国的主题，这一主题激发了陶行知对祖国和人民的爱，这种爱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抵抗侵略的重要力量，即他所言之“爱力”，而教育则是他表达爱力的重要方式。他指出，“我们奋斗的工具是爱力不是武力，爱力如同镭之第三种射线而不是一般辐射线，不是刀剑所能阻碍住的”[14]。在此，明确将“爱力”看作是一种外敌入侵情境下任何刀剑武器都不能阻挡的特殊工具。那么，教育何以在救国中发挥作用？陶行知申明了其理论前提，“我们尊重人类的理性，我们承认凡是人类都是可教的，就是以武力来压迫我们，我们还是一样的教他们去济弱扶倾”[14]。在他看来，具有理性的人类都是可以教的，那么，教育亦可以教会他们如何去抵御外侮。在救亡图存的大时代中，陶行知选择了教育救国的形式来表达他对祖国的深深热爱，这种强大的爱力也促成了他爱满天下的办学精神。

三、“爱满天下”办学精神的实践

陶行知不仅创生了丰富的博爱教育理论，更在一生的教育实践中阐明了博爱的品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言，“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不是单纯的爱的描绘者或歌颂者，而是爱的导师，爱的力行者，爱的创造者。他循循善诱，启人良知，开人爱心。爱在他那里具有至上的实践品味。爱推动他去创造，而他又创造了伟大的爱”[15]。下面将从关爱每一位学生和以教育唤醒大众两个层面分析陶行知爱的教育实践。

1.爱每一位学生，为了所有学生的发展

（1）把握儿童教育的关键期，及时施教。陶行知先生十分关注小孩子的成长，在他看来，作为教师，应该设身处地地爱每一位孩子，“把我们摆在儿童队伍里，成为孩子当中的一员，……不是敷衍的，不是假冒的，而是要真诚的，在情感方面和小孩子站在一条战线上”[16]。陶行知认为，“小孩子从能走路、能说话的时候起到进小学止是最可爱、最要教导的时期。爱护幼儿的人创设幼稚园，就是要培养四五岁的孩子，使他们的生活可以丰富”[9]。可以说，他已经意识到了幼儿在成长中存在着接受教育的关键期。为了能够让适龄儿童得到相应的教育，1927年，晓庄师范借用燕子矶小学校舍开办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燕子矶中心幼稚园。幼稚园的开设是当时的一项创举，这也体现了陶行知对广大适龄儿童深深的爱。一所幼稚园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能够训练更多的幼儿师资以开设模范乡村幼稚园，陶行知还曾为全国幼儿教育募集百万基金做过诸多努力。

（2）采用多元教育方式，充分发挥儿童专长。在办学过程中，陶行知意识到儿童中存在的鲜明个体差异，在教育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发掘和培养儿童的特长。1941年，他在育才学校创立了“幼年研究生制”，“即用培养研究生的方式教育天才少年——自主选定研究课题，有专业教师个别指导，直至获得研究成果”[5]。当时共有27名学生被选为“幼年研究生”，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们撰写出研究报告10余种，还创作出剧本4种、歌曲27首，制作仪器30余件。正是出于对学生深深的爱，陶行知不断探索创新性的举措，不断促使学生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

（3）关爱中国难童，筹创难童学校。1945年初，随着欧洲战事的结束，美国援华会计划增加对中国的援助。陶行知闻讯后，随即与美国援华会主任干事毕莱士女士联系，希望该会在重庆另设一所难童学校。又晤美国援华会驻重庆负责人，提出创设“国际难童学园”的意向。经过多方努力，国际难童学校于当年九月正式开学。陶行知专门作诗《贺国际难童学校成立》以示祝贺，其中有言，“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比滚油煎！难童学校从怀孕，八个半月见青天”[17]。此言，充分表达作者创建难童学校的艰辛与学校成立后的喜悦。而这一举动背后也透视出陶行知对国家危难之际大量无力接受教育的难童的深深关爱之情。

2.爱中华民族，以教育唤醒大众

从“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出发，陶行知先生不仅仅限于关爱儿童，同时也深深地爱着中华民族，希望通过教育的力量来解放大众。正如陆定一的评价，“陶行知先生的理论与教育实践，是有另外一种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主张人民自己为自己办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为了这个主张，孜孜不倦，干了一生”[18]。他认为，在民族危亡的情境下，仅仅对在校学生进行教育是难以完成救国重任的，只有唤醒大众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为了实现唤醒大众的目标，陶行知首先开设了很多平民学校，因为在他看来，“教育上最重要的事，是要给学生一种改造环境的能力。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要方法”[19]。1923年9月，陶行知将平民教育推广至长江流域。自1926年，陶行知转向开展乡村教育事业。1927年，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从乡村入手，寻求改造中国教育及整个社会的出路。

尽管陶行知所推行教育事业的名称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或为平民教育，或为乡村教育，但这些名称所指称的范围多有交叉，其最核心目的还是希望通过普及教育来改变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的生活及中国的命运。由于种种原因，陶行知最终也没能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宏愿，然而，回望其一生，他以爱满天下的情怀投入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他的奋斗精神及爱的品质深为后人敬仰。直至今天，陶行知所提出的广博、平等并不断传递的爱的办学精神依然值得教育者认真领悟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陶行知.怎样做大众的教师.陶行知全集（第3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 陶行知.育才学校创办旨趣.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 陶行知.我之学校观.陶行知全集（第2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4] 陶行知.糊涂的先生.顾明远，边守正主编.陶行知选集.三卷本（第3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5] 金林祥，胡国枢.陶行知词典.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6] 陶行知.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7] 陶行知.普及教育运动小史.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8] 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9] 陶行知.寿六旬慈母——致陶文渼.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0] 陶行知.从五周年看五十周年.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1] Wen Tsuing Tao，The Testimony（in part）of Tao Wen Tsuing，College Student，University of Nanking，December 21，1912.何荣汉.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12] 孟子.梁惠王上.金良年编.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3] 新约·马太福音，13章34节.梁工编.圣经典故辞典.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14] 陶行知.护校宣言.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15] 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16] 陶行知.创造的儿童教育.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7] 陶行知.贺国际难童学校成立.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8] 陆定一.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19] 陶行知.作十万新民.寿六旬王母——致程仲沂.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作者：许庆如（1984-），女，山东济宁人，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