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言+万语

[新闻背景] 2000年的一个深夜，重庆市一栋高楼上掉落下一个烟灰缸，将路人砸成重伤，在全国砸出首例高楼坠物连坐赔偿的官司，高楼里的22名住户被告上法庭。受害者获判赔偿，一时间“烟灰缸案”轰动全国。

受害者名叫高义，时任巨汇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资产千万。然而，天上掉落的烟灰缸改变了一切。烟灰缸正好砸中高义头顶左侧，造成颅骨破碎，高义的智力只相当于2岁的幼儿，身体偏瘫。

十年间，高义的妻子傅蓉欣如同他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他站在一起，主导着公司，守护着家，蔓延着爱。云开月明之时，傅蓉欣坚守的一切，却一夜落空。

2014年9月，傅蓉欣致电本刊，含泪讲述了她和丈夫在这场“烟灰缸案”之后的悲喜人生——

全国首例“高楼坠物案”，千万富翁跌落的人生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2000年5月11日那天，我经历的悲喜两重天。那天下午，我在重庆大坪医院检查出怀有两个月的身孕，想第一时间回家将这个喜悦分享给我的丈夫高义。可几个小时之后，我再次冲进大坪医院，看到的却是高义满脸鲜血，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我整个人都蒙了。将高义送进医院的朋友告诉我，那天晚上，他们结伴回家，快进小区门时，“砰”的一声闷响正中高义的头顶，高义随即倒地，失去知觉。而他旁边的地面上有个重3.8斤、直径达10多厘米的天蓝色“三五”牌烟灰缸。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我瘫倒在地。

1963年我出生在重庆市区，高义比我小一岁，来自重庆合川。我们经朋友介绍认识，1986年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我们一起来到重庆学田湾农贸市场打拼。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创办了一家巨汇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高义任总经理，我为副总经理。我们手下有300个工人，企业资产千万。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可高义对我一如既往，从不在外面鬼混。他常说我在他最穷困潦倒时，跟着他受苦受累，这份爱让所有的旖旎风光都失色。我们还有一个11岁的大女儿，聪明伶俐。如今新生命到来，我的喜悦本该溢于言表，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烟灰缸竟让这份幸福戛然而止。

半个小时后，医生从抢救室里走出来，递给我一份病危通知书，并告诉我：“烟灰缸砸中患者头顶，颅骨破碎。即使抢救回来，其智力可能只相当于2岁的幼儿，有可能偏瘫……”医生的话如五雷轰顶，我几近晕厥。

经过8个小时的抢救，高义终于从死亡线上逃脱了回来。但因头部遭到重创，又连做了两次开颅手术，他一直昏迷不醒。家人体恤我怀孕，都轮流在医院值班看护。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面感受生命的气息，日夜呼唤着他，期盼他能醒来。

两个多月后，高义终于苏醒过来。可因为头顶左侧头盖骨缺失，高义的情况如医生所料，智力只相当于2岁的幼儿，谁也不认识。右侧身体完全不能动弹，医生说是大脑神经的影响造成的偏瘫，此生只能卧床不起。我给他请了两个护工，可他经常无法控制地情绪暴躁，极易发怒，护工换了几拨，都纷纷请辞。我只好将刚升入初中的大女儿送到寄宿学校，自己日夜守在医院。

而此时，公司里的合作伙伴见高义一病不起，都与我们公司终止合同。更有落井下石者，挖走了几个资深员工和几个大的合作项目。为了稳定军心，我以副总之名宣称高义需要休养，接管了整个公司。但公司依旧损失巨大，最困难的时候，连续8个月都无法给工人发放工资。当时，许多人劝我离婚，可一想到我和高义十多年来共同打拼，我又怎么忍心在这个时候离开他！

我既要孕育肚子里的孩子，又要照顾高义，还要管理偌大的公司，累得心力交瘁。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事发后，我曾报了警。然而，因烟灰缸上的指纹遭到破坏，调查此案的警察排除了人为故意伤害的可能性，却始终无法查明扔烟灰缸的真凶。一气之下，我将事发的学田湾正街59号附近两侧楼房中，有可能丢烟灰缸的临街的24家住户及开发商告上渝中区法院，要求众被告共同承担医疗费等共33万余元。

2001年12月19日，渝中区法院审理认为，除了搬离的两名住户外，这些住户均不能排除有扔烟灰缸的可能性。根据过错推定原则，这22个住户分担赔偿责任。法院认定高义的损失共计17.8万余元，由各户各赔偿8101.5元。一审判决后，22名被告不服上诉。2002年6月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这便是当年轰动全国的首例高空无主坠物连坐赔偿判决。

残酷的现实是，我们仅入账了不到2万元的赔偿款，连打官司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当然，再多的赔偿也无法赔我一个健全的丈夫，我能做的唯有悉心照顾他。好在2000年年底，我们的小女儿出生了，愁云惨淡的家里终于有了一丝喜悦。当新千年的钟声响起，我们一家四口依偎在一起，我觉得一切都会过去。

富豪妻子的坚韧和不屈，捞起深渊里挣扎的丈夫

突如其来的灾难，彻底摧毁了高义的人生。刚回家休养时，他仿佛回到了生命的最初，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常常是我刚给小女儿换完尿布，转身就发现高义也尿了床，只得赶紧打水给他擦洗，那边小女儿又哇哇大哭要吃奶。我忙得手忙脚乱，像个陀螺般高速旋转着。

高义情绪不稳定，总是莫名其妙发火。这天喂饭时，我手稍一抖，土豆片竟从筷子间滑落到地上。高义反应剧烈，打翻了我手中的碗，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侧过身去。我默默收拾一身的汤汁，泪水止不住地掉。

其间，我也请过好几任保姆，但高义不允许除我之外任何人接近他，潜意识里他好像在维护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无奈之下，我只能全力照顾他，又找了个钟点工帮我做做饭、打打下手。

夜里，我总要给小女儿喂几次奶，高义也总爱从梦中惊醒，我必须哼着歌哄他们入眠。父女俩仿佛商量好一般，经常轮流醒来。很快，我就修炼出一碰枕头就睡着的本事，常常天空泛起鱼肚白时，我才刚刚睡下。

漫长的每一天，充满着各种鸡零狗碎。我咬牙坚持着，期待着奇迹的出现。一天，我给高义擦洗时，他盯着我看了好久，脱口而出：“老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怔住了。“你是，我……我老婆！”高义笃定道。我抱着他的肩膀，哭笑着骂道：“你这个死人！”

很快，高义又记起了我们的大女儿。当我把熟睡中的小女儿抱到他跟前，他的眼里饱含泪水，轻抚着孩子的脸颊。睡梦中的小女儿甜甜地笑起来，高义激动地说：“笑了，笑了……”

生活终于对我露出了一丝曙光。两年间，随着高义的病情好转，我陆陆续续将这起事故的始末讲给他听。他的情绪总是很激动，常常握紧拳头说：“为什么？为什么！”我极力安慰着他，告诉他，无论上天待他多么不公，我都会陪他一直走下去。

就这样，我每天陪他说话，给他按摩，比照顾小女儿更认真百倍地呵护着他。为了锻炼他的思维，我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贴上标签，将他每天要做的事情编成序号。我太渴望昔日能干的丈夫早日康复，所以我填鸭式地手把手教他，锻炼他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尽管医生劝我不要太心急，我仍迫不及待地请来美国康复中心的专家，为高义量身定制康复治疗方案。慢慢地，高义可以自主地翻身、坐起，他只差站起来了！“站！站！为什么？”高义用劲地捶打着自己的双腿，然后颓唐地瘫在座椅上。“算了，我，我认命！”他的表情痛苦而狰狞。我的心如刀割般疼痛。我吼他骂他：“站起来！我傅蓉欣的男人不能是个废人！”

一旁，我们的小女儿正蹒跚学步。我灵机一动，拿着玩具远远地引诱着她。宝贝兴奋地拍着手，跌跌撞撞地走来。突然间，她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咧了咧小嘴，作势要哭。我指着高义对她说：“乖乖，起来，咱继续走，别跟你爸一样哦！”宝贝就像听懂了似的，她站起身，又继续走过来，再摔再站，直到拿到她心爱的玩具。我看到高义的眼里有泪光在闪。“宝贝……爸爸，爸爸跟你，一起……”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如愿逼出了高义心里的那股狠劲，他开始了炼狱般的康复训练。到2007年，高义已经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站立和行走。明朗阳光下，当他再次张开双手拥抱我，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14年饱蘸一声泪问，为何苦心经营的家庭支离破碎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那场灾难带给我们的阴霾渐渐散去。2011年，我们的大女儿被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录取，远赴英国留学。高义康复情况良好，看上去几乎与常人无异。而我们的公司，在我的辛勤打理下，也扭转了颓势，各种项目红红火火地上马。

高义对我非常体贴，每当我下班回家，他就用从康复专家那里学来的按摩手法给我按摩，舒缓我劳累的身体；他还主动走进厨房，精心烹饪我爱吃的饭菜。偶尔，高义也会问起公司的情况，谈起某个项目，他会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我想，他应该是适合干事业的男人，不能让岁月磨去他的雄心壮志。

2012年6月，我在公司宣布，高义重新担任总经理一职，我则退居副职。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看着西装笔挺的丈夫慷慨激昂地发言，我内心无比感慨，觉得曾经那个让我仰望的他又回来了。

起初几天，卸下重任的我感到无比轻松。可慢慢地，我发现员工们仍然习惯于向我早请示晚汇报，而高义办公室却是门可罗雀。我悄悄向项目部主任询问原因，他告诉我，高总的思路还停留在十年前，他们实在无法与他沟通。我有些愕然，但依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于是，我私下里召集公司里的中层干部开了个会，要求大家全力支持总经理的工作。

之后的情况有所好转。8月的一次例会上，高义执意要上马重庆工程机械的一个新项目，几个中层干部一致投了反对票，并建议他多去考察下市场。他们将目光齐刷刷投向了我，高义的脸沉了下来，大发雷霆道：“我说上就上！这公司到底谁当家？”说完摔门而去。

事后，那几个中层干部齐齐上交辞呈，引发了公司内部的人事地震。我再三挽留无果。回家后，我试图与高义进行一番深谈，跟他具体分析项目的风险。他一声不吭地听完了我的话，最后只说了一句：“现在公司都是你的人，怎么说都是你对！我不跟你争，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的眼光！”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9月，我不断接到过去生意上朋友的电话，询问我高义是不是重出江湖了？原来，不甘心的高义开始不断联系他们，与他们谈合作谈项目。可残酷的事实是，他们之间的谈话好像鸡同鸭讲，十年时光的断层成为他们谈论项目时难以跨越的鸿沟。“嫂子，你干脆劝高哥在家享享清福吧！”面对朋友们的建议，我只能苦笑。

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高义颓废地坐在书房里，面前堆积着如山的文件，地上还有零星的纸张。这些都是高义曾经不分昼夜签下的合同，每次都收益显著。我看他不停地捶打自己的头，冲上去抱住他，高义突然间失声痛哭。那是第一次他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我突然理解了丈夫作为一个男人的雄心，以及如今的心理落差。而我作为他的妻子，我必须与他并肩作战。考虑再三，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他。之后，我将公司的资金挪出来供他投资，高义对我非常感激，向我承诺一定要从头再来。

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高义的投资一次次失败，第一次就赔了100多万，第二次、第三次又赔了……当高义再次将无锡一家科技公司的APP项目摆在我面前，我制止了他，并决定和他一起实地考察这家公司。

一路上，高义向我介绍这家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可到了现场，我才知道，这哪是什么占地300亩的科技开发地，它只是无锡郊区一栋写字楼里的一间办公室，做了几个隔断间，有一个自称是总经理的中年男子和几个大学生模样的文员。我第一反应这是一家“三无”公司。果然，当我提出要看他们的资质证明时，对方闪烁其词。可高义却对这家公司宣称的“投资五万就能回报8个亿”的天方夜谭，深信不疑。

回家后，我们发生了一次剧烈争吵。我终于明白，高义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与如今的时世已格格不入，而我们能做的只有一步一步来。可无论我怎么劝解，高义都不肯接受残酷的现实，他开始变得急功近利。直到公司会计将一千多万的支出单放到我面前，我惊觉不能让他继续下去，让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很快，我强硬地控制住他手里的流动资金，不再从公司透支资金给他。他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夺门而去。

之后的日子，灰暗而煎熬。高义天天借酒浇愁，对两个女儿不闻不问，甚至还无缘无故呵斥我，不想看到我。那段时间，我特别特别累，常常彻夜难眠。

2014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问我：“想不想知道你老公高义的事情？”我心头一惊，连忙回拨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甜美的女声，她约我去解放碑步行街上喝杯咖啡，“聊一下”。

我拒绝了。我怕听到我最不想听到的事实。回到家，高义正在看电视，茶几上又堆着一排啤酒瓶。我鼓足勇气问道：“老公，你外面是不是有什么情况？”高义抬起头，漠然地看了我一眼，说：“怎么？她找你了？”我的心突然好疼，我多希望他吼我一句“神经病”啊！

我强撑着自己点了点头。“既然这样，我也不瞒你了。她是我在洗脚城认识的，她愿意听我讲过去的事情。我喜欢她的单纯和温柔，也喜欢她仰望我的目光。不过，我没想过要跟她在一起，我不会放弃你和孩子。”高义平静地讲述着，就像是在说着别人的故事。

“为什么？你对得起我吗？”我撕心裂肺地质问着他。“因为跟她在一起时，我才觉得我是个男人！”高义大吼道。这就是我苦苦守候的男人，苦苦维护的婚姻？我呆住了，泪水不断地涌出，脱口而出“我们离婚”。最终，高义还是搂住了我，他在我耳边不断说着对不起，说他只是一时糊涂，求我原谅他。

望着墙上挂着的全家福，往日的点滴像放电影般迅速闪过。平静下来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反思我们这段似乎生病了的婚姻。作为女儿、妻子和妈妈，我不能让这个家散掉，这会伤害太多我爱的人。

我选择了相信我的男人，将那个电话号码果断拉黑。我更加努力地扮演着好妻子、好妈妈，高义的脸上也逐渐多了些笑容。看着他牵着小女儿的手，在小区楼下的滑滑梯上嬉戏，我笑着咽下了苦涩的泪水。

不曾想，这场风波才不过只是开始。高义始终没有放弃重现辉煌的念头，他每天早出晚归谈了很多项目，在网上注册了几个公司，但因为我对公司的资金流动一直没有放松，他软下身段向我借钱，我狠心拒绝。他不再和我交流，常常夜不归宿，弃这个家于不顾。

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不断接到不同女人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短信，甚至开始有女人找上门来。有的说她和高义真心相爱，让我知难而退；有的说自己只为钱，让我为高义埋单。有些人高义承认了，有些人他没有认。他不断地向我发誓保证，却又不断地失信于我。

在这狗血的剧情中，我的神经都已经变得麻木。我也无数次想过结束这段婚姻，可小女儿对父亲的依恋，让我无法轻易说放弃，而这些年风风雨雨走来的不易，又让我怎能轻易放手？

[本刊视点] 案例中的女主人公傅蓉欣，在丈夫和家庭最困厄的时候，对丈夫不离不弃，坚守一切，却在困苦过去后，又似乎失去了一切。对此，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中心副主任邝利教授评点说：“傅蓉欣在丈夫和家庭最困厄的时候，对丈夫不离不弃，真情动人！殊不知，对一个伤残者尤其创造过人生辉煌的人来说，他除了期盼身体的康复，更渴盼心灵的呵护，傅蓉欣显然过于专注了丈夫的身体，而屡屡忽略了他的心灵层面，她用自己的方式去逼迫丈夫快速成长，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去维护丈夫的尊严，最后导致夫妻离心！这也给现代生活压力下的夫妻们提个醒，夫妻之间除了要关心彼此的身体，心理健康也同样重要。用彼此都能接受的心理承受力去维护自尊，维护爱，才是夫妻相处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