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玄图

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12

1 引言

作为汉语传统的一种注音方法,反切用两个汉字拼注另一个汉字的读音,前一字为切上字,表示被切字的声母,后一字为切下字,表示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然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以切割两个汉字(音节)的方式来拼注一个汉字的读音,不能达到音素直接拼合的效果,有其先天的局限性。存在着切上字韵母、声调冗余,切下字声母冗余,切语用字难免生僻等问题。因此,反切注音法产生以来,便一直处于不断发展、改良的过程中。

历代改良反切的方法不外乎以下几种:1)上下字与被切字同等呼;2)上字与被切字同声调;3)下字尽量用零声母;4)上字尽量选用不带辅音韵尾的阴声韵字;5)宋元以后,上下字在声调的阴阳上力求一致(万献初2012:12)。

若以这些方法作为评判标准,《广韵》时代的反切似乎是很不合理的。比如在改良者看来,切上字不宜有塞音韵尾,因其存在不利于反切的拼合,然而《广韵》中却存在着不少切上字为入声韵字的反切,这是为何?难道《广韵》时代的反切制用者不曾意识到这类反切的弊端?本文以这类切语为例,尝试分析其出现的原因。

《广韵》共有3874条小韵反切,本研究以此为范围,统计其中上字为入声韵字的反切,并考察其在《集韵》中的存在情况,制成数据表,从上字等呼、上字韵尾、下字声母等角度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和特性。

2 该类反切在《广韵》中的存在情况

《广韵》中该类切语一共有718条,约占总切语数的18.5%。

2.1 切上字等呼情况及其与被切字关系

在718个切上字中,①严格地说,本文所探讨切上字数量的单位为“字次”,而非字量,为表述方便,文中以“个”计。开口呼字(697个)占97.1%,合口呼字(21个)占2.9%。这与该类反切被切字的开合分布成正比——开口呼字(521个)占72.6%,合口呼字(197个)占27.4%。但切上字的开合分布比例差距更大,说明在该类切上字的选用中,开口呼是其重要条件。

等第方面,一等切上字(206个)占28.7%,二等字(14个)占1.9%,三等字(452个)占63%,四等字(46个)占6.4%。这与该类反切被切字的等第分布略有区别——一等字(153个)占21.3%,二等字(127个)占17.7%,三等字(404个)占56.3%,四等字(34个)占4.7%。相比之下,二等切上字的使用率更小,这与《切韵》(王三)切上字“二等和四等字绝少用”这一结论相符(陆志韦2003:330)。

此外,切上下字等第相同者共509条,占总数的70.9%;开合相同者共520条,占总数的72.4%;开合等第皆同者共346条,占总数的48.2%。可见,古人在选用切上字时也力求与被切字韵的拼切和谐。这与金周生(2010:564)在整理完《经典释文》的反切后得出的结论一致:“这显示《经典释文》的反切上字选取与下字类似,下字与被切字如有同韵同等的性质,上字与被切字也有相等的相似比例”。②这与古人对介音的认知有关,一个音节的介音到底属于声还是韵,在尚不具备现代语音学音素分割认知的中古,时人往往是模棱两可的,甚至更多时候认为介音与声的联系更紧密些。所以,切上字与被切字(或切下字)同呼同等,与其说反映了古人力求上字与被切字等呼和谐,不如说是切上字表声母的具体实践。

2.2 切上字的韵尾考察

该类反切中,-k韵尾上字570例,占总数79.4%;-t韵尾上字147例,占20.5%;-p韵尾仅1例,占0.1%。相较于-t、-p韵尾,-k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广韵》206韵中,-t尾韵总数是不比-k尾韵少的)。

陆志韦(2003:332)在谈及《王三》切上字“-k比-ŋ多了一倍多”时,曾言:-k的大量使用,是因为“这-k不能有很强的除阻,更不能是像有些语言里的送气音。有把握说,《切韵》的-k早已是现代东南方言里跟汉语同族的现代族语里的-k……可以肯定说,-n,-t切上字联下读,比-ŋ,-k更不顺口”。在谈到切下字多用喉牙音声母字时(详见后),他又提出了“喉牙声母是否还有别的特征(例如唇势),叫它特别容易从切下字中抛弃”的猜想,这一猜想同样可以用在这里解释上字为何多为-k韵尾字。

黎新第(1991)从洛阳、开封方音出发,结合该地区相关音韵文献(如韵文中“学、孝”相谐,“肉、揉”相押),得出结论:“我们虽然不能说上述古-k韵尾字与《广韵》效、蟹、流摄韵母的对应就是与二合元音(-au,引者注)相对应,但可以说在从初唐到元代的一段长时间内,至少至少,也是在初唐的一段时间内,在当时的洛阳、开封方言中,确实有过这一语音变化”。他认为-k韵尾音与-u尾音曾有过语音上的对应和联系,这种对应直接反映的就是陆志韦所言的“唇势”。

桥本万太郎(1982)参考汉语西北方言和吴音、汉音,也认为-k韵尾字在历史语音的演变中,就像吴音和汉音那样,曾经历过-ki和-ku这样的阶段,而这“完全由其前面元音所决定”,“前面元音高就-ki,低就-ku”。其观点正能解释黎文“-k、-u相对应”的现象,即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可能就是魏晋南北朝),-k韵尾由于前面元音的影响,分化为*-ki和*-ku,而*-ku“唇势”的特征在语音上与-u尾韵产生了共鸣,也就是黎新第所说的“-k、-u对应”,这种对应在诗歌、韵文中体现为-k、-u尾字的相谐相押,而这种相谐相押很可能就是当时-k韵尾因日渐脱落而处于不稳定状态的表现,所以到了北宋时期,“在洛阳、开封方言中,收-u的二合元音作为古代-k韵尾的延续”;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唇势”的特征,使得中古-k韵尾在当时的反切拼合中“特别容易抛弃”。

回到入声字作切上字这个问题上来,按照桥本的意思,“前面元音高就-ki,低就-ku”,即一二等对应-ku,三四等对应-ki。③实际上,就日语发音而言,吴音和汉音中a、o、u、i诸元音后,都可带有-ku这一成分。如汉音里客ka ku、即sho 、淑shu 、肉ji,吴音中客kya 、即so 、淑ju 、肉ni 。如此一来,只有30.6%的入声切上字具有-ku这一“唇势”韵尾特征,而多达69.4%的入声切上字是无此特征的,这显然不能很好地说明-k韵尾的“唇势”问题。看来,黎新第及桥本万太郎的观点用在此处是不能成立的。相反,入声韵字作切上字的等第更倾向于三等而非一二等。

我们认为,要找出-k韵尾的使用多于-t、-p韵尾的原因,还得从其发音的区别性特征来考察。[p]为双唇不送气清塞音、[t]为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k]为舌根不送气清塞音。其区别性特征集中在发音部位上,三处发音部位最显着的差异便是距离肺部和声带的远近了,[p]距离最远、[t]次之、[k]最近。一方面,发音时由近到远的过程也就是气流运行由短变长、经过的发音器官由少变多的过程。根据反切拼合的原则,上字只表示声母,韵母越繁长,拼切越难,反之越易;作为塞音韵尾,[k]在表达“入声短促急收藏”这一特点上,似乎显得更容易而自然:[k]是舌根音,接近于喉音,欲做到“直而促”,只需紧住舌根与软腭通道,而[p]、[t]则无此优势。在反切的拼合中,作为“冗余音素”,-k韵尾“更方便急收藏”这一特征无疑是更有利于“拼切和谐”的。这或许也是为何在-p、-t、-k三韵尾的脱落历史上,皆经历过向-Ɂ(发音部位上距[k]最近且气流运行距离更短的喉塞音)韵尾转变的原因。

另一方面,汉语音节只有声母和韵尾可能存在“闭口”的发音动作,中间不可能存在闭口动作。反切上字和下字在“反复切磨”的过程中,上字的-p尾处于“音节链”的中间,其闭口的特性明显与此违拗,所以最不合适。相反,-k尾即便处于“音节链”的中间,但其发音是开口的,于“反复切磨”无碍。因此,从音理上看来,我们认为-k韵尾的高频使用主要得益于其发音部位上的靠后及其发音时开口的特点。

2.3 切下字的声母考察

在718个切下字中,唇音声母共69例,占9.6%;舌头音共23例,占3.2%;舌上音29例,占4%;齿头音44例,占6.1%;正齿音74例,占10.3%;牙喉音333例(其中见母字143例),占46.4%;来母116例,占16.2%;日母25例,占3.5%。

关于牙喉音的突出地位,与前述-k韵尾切上字是同一个道理,其发音部位的靠后,使得气流在尚未完全进入口腔、触及更多发音器官时,可据具体需要,随时选择脱落舍弃——这也是拼切中下字声母所需要的特性。说到这里,我们不免联想到,在反切拼合的过程中,若切上字的-k韵尾与切下字的牙喉声母相遇会怎样?在570条切上字为-k韵尾的切语中,有273条的切下字为牙喉音声母,占47.9%。可见,古人并不规避这类反切形式。对此只有一个解释——牙喉音在反切用字中是很好的易舍“冗余音素”材料,正是其便于顺势脱落的特点,才成就了它的高频使用。在音系学上,这是一种典型的音段组合的顺同化现象,即在一个音段组合中,后面的音段往往会被前面的音段同化,表现出与之相似、相类的语音特征。如怪韵“拜”字为“博怪切”,上字“博”属铎韵,-k韵尾,下字“怪”为牙音见母字(诸家中古拟音为k-)。反切下字只表示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所以其声母不妨可以为非牙喉音;但在反切这一音段组合中,紧邻下字声母的上字韵尾为-k,受到顺同化的影响,下字也就常选用与之相类的牙喉音声母字。

前面我们从发音部位的角度,探讨了-k韵尾切上字的使用多于-p、-t韵尾字的原因,对此也可以用同化理论来作补充解释。音段组合中,常出现前面的音段被后面的音段同化的现象,这就叫作先行同化(anticipatory assi milation),或逆同化(赵忠德2006:175)。如现代汉语普通话“棉袍”[mian phau]这一音段组合,语流中,前一音段鼻音韵尾n受后一音段唇音声母ph的影响,音变为同为唇音的m(mian phau→miam phau),又如《广韵·麦韵》“摘”为“陟革切”,下字“革”为牙音见母字(k-),受其影响,上字不妨也可以为牙音韵尾字“陟”(职韵,-k韵尾)。

至于来母字16.2%的高频出现,也是由其语音特点所决定的。音系学上,来母(l)属于流音,是“一种口腔中有一定程度阻碍但气流仍可自由流出的音”,“属响度最大的辅音类”,“在音段组合上常常作为复辅音的第二成份”出现(朱晓农2008),如pl-,kl-等。同时,l又是边近音(或称边通音),是一个浊辅音,但“在与清爆音组成的复辅音中和后接清化元音的场合,会产生清近音的变体,如英语play[pl。eI]”(朱晓农2007)。在反切的拼切中,当l出现于切上字的塞音韵尾(如-k)之后时,其可作为“复辅音第二成份”的功能特征,以及随之清化的特性,使得它比较容易弱化甚至脱落。④英语中,l的弱化现象就比较明显。在现代英语发音中,l通常有三种发音变体:明音(clear)[l](如lead)、暗音(dar k)[ł](如deal)和清化音(voiceless)[l'](如s light),后两种都是弱化的表现。这种语音特点无疑是其他辅音声母所不具备的,所以,陆志韦称来母为“中性的音”,与其他辅音区别对待。

3 该类反切在《集韵》中的存在情况

3.1 《集韵》对该类反切的改造情况

表1 《集韵》对《广韵》中该类切上字字头的改动

表2 《集韵》对《广韵》中该类切上字的改良

以上两表从不同角度呈现出相同的结果:《集韵》对《广韵》该类上字的改动,主要集中于平、上二声被切字的切语中;去、入二声被切字切语,其上字改动得比较少。同时,“改动上字”与“入声改为舒声”相近的比例也说明:《集韵》对于该类上字的改造方法基本上都是将“入声改为舒声”,很少将“此类入声改为彼类入声”。将《集韵》这300个“未改为舒声”的切上字与《广韵》对应比照,基本上也符合[-k]对[-k]、[-t]对[-t]的对应;只有7例不对应者,其中3例为[-k]改为[-t],4例为[-t]改为[-k]。可见,《集韵》在改造过程中还是抱着极谨慎的态度的,尽管有证据表明宋代已经出现了[-k]、[-t]混同、甚至消失的时音转变(周祖谟1966:600-603;邵荣芬2010:85-86)。

这种谨慎的态度还表现在《集韵》对入声被切字的切上字改动上:73.7%的上字沿袭《广韵》,86.4%的上字仍为入声韵字。万献初师认为,这种墨守是因为在当时语音中入声韵(尤其是韵尾)已经开始变动,对此,丁度、贾昌朝等人被迫选择了反切的文本承袭。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北宋初入声韵尾已经开始变动甚至脱落,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邵荣芬2010:85),根据词汇扩散理论(王士元1969;徐通锵1991:274-275),“由于入声及其韵尾总是先在部份词汇中消失,然后再逐渐扩散到其他词汇中”(徐宝华1984:441),在这样一个尚处于无序变化的过程中,想要系统地反映出其音变规律是很难的,于是丁度等人索性墨守《广韵》旧式,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入声韵被切字的反切系统。

然而,去声被切字的上字反切改造,为何表现出与入声韵字近似的规律,而不与同为“舒声”的平上二声相类呢?关于这个问题,一些西方学者的意见或许可资参考。法国学者沙加尔(1988)认为“中古汉语的去声……以整个韵母的高度紧喉作用为特征”,唐代开始,汉语就迎来了辅音韵尾的慢慢脱落:入声塞音韵尾开始混乱并渐渐消变;上声开始丢失-Ɂ韵尾;十世纪时,作为借词的汉语去声字在越南语中对应的却是-Ɂ尾上声字,也就是说,此时汉语中的去声已经开始了其韵尾转换(具体转换模式如表3所示)。最终,他得出结论:中古汉语的声调系统在阴阳两分和全浊声母彻底清化以前,“平声是个不紧不松的非阻塞声调,上声是个声音不紧不松的收-Ɂ尾短调,去声是个紧的不长不短调,入声是个不紧不松的收口腔塞音韵尾的短调”。

假定沙加尔的观点是成立的,那么在全浊声母已经开始清化、浊上已开始变去并且入声韵的“口腔塞音韵尾”开始消变的十世纪、十一世纪,不难想像收-﹏尾(沙加尔以此表示“紧喉音”)或-Ɂ韵尾的去声与收-k、t-、-p或-Ɂ尾的入声韵在实际语音中会出现混同。正是因为这种混同,《集韵》才在对去声被切字的切上字改动中,表现出了与入声韵字相类的处理方式。

表3 越南语中汉语的第二层借词⑥ 该表引自沙加尔(1998)。

沙加尔的汉语声调发展理论颇似“格里姆定律”,展示了汉语声调在公元十世纪左右的一次韵尾大转换,也颇具理论系统及证据支撑。本文探讨“为何《集韵》在对去声被切字的切上字改动中,表现出与入声韵字相类的处理方式”这一疑问,从该理论中正好能得到解释。

3.2 该类反切在《集韵》中继续存在的具体分析

首先看切上字开合情况,在《集韵》仍为入声韵的300个切上字中,287个切上字为开口呼,占95.7%;13个切上字为合口呼,占4.3%。与《广韵》中的情况相似,这也再次证明了开口呼是入声韵字作切上字的条件。

再看切上字韵尾及切下字声母情况,《集韵》中-k韵尾上字230例,占总数76.7%;-t韵尾上字70例,占23.3%;无-p韵尾上字。下字唇音声母共36例,占12%;舌头音共11例,占3.7%;舌上音15例,占5%;齿头音22例,占7.3%;正齿音29例,占9.7%;牙喉音116例,占38.6%;来母51例,占17%;日母17例,占5.7%。这与《广韵》中所显示的规律一样,无论是上字韵尾还是下字声母,牙喉音都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来母字数量也很可观。

此外,在《集韵》230条-k韵尾字作上字的切语中,有92条以牙喉音声母为切下字,占40%,与《广韵》中所呈现出的比例基本相同。这也再次证明了在“同化”的作用下,古人并不规避“[-k]、[k-]切”这样的反切形式。

4 余论

本文探讨中古入声字作反切上字的原因和特性。其实,我们从音节长度的角度来看,反切上下字在快速的“反复切磨”中,入声音节短促的特点一方面容易导致韵在听感上的弱化甚至脱落,另一方面也更利于突出其声母的重要性,而“突出声母”正是切上字的主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或许入声字作切上字有其天然优势。

后人改良反切,都有这样一种考虑:上字不宜选取辅音韵尾(鼻音韵尾、塞音韵尾)字,因为这类韵尾的存在有碍切语拼合。《集韵》对该类反切平、上二调被切字的切语改良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本研究发现,似乎古人并不太介意塞音韵尾这种“阻碍”,在某些条件下,这种“不介意”表现得还尤为明显:1)该类反切相当大一部份的上下字是同等或同呼的,即其存在以等呼和谐为前提;2)开口呼是入声韵字作上字的条件之一;3)发音部位的优势,造就了-k韵尾入声韵字在作切上字时的高频使用,同时,受音段组合同化作用的影响,下字声母的选用亦大量使用牙喉音字;4)因上字塞音韵尾的存在,下字声母也常选用来母(流音l)这一“中性音”。

此外,随着语音的历史演变,到了北宋初,时人对于该类反切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对于平、上二调被切字的切语上字,多改作舒声字;另一方面,对于去声调、入声韵被切字的切语上字,多沿袭旧切,不作改动,似乎透露出当时去声调与入声韵在语音内部有某种相似性。

综上,中古入声韵字作反切上字是有其条件和原因的。语音不断变化发展,后世改良反切的诸多方法是基于时音现状的考虑,而前人的反切实践也有其时音的考量,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后世的语音观点来评价前人的用字优劣,而应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其间的语音变化。与入声韵字作反切上字相类似,阳声韵字作反切上字同样存在辅音(鼻音)韵尾阻碍切语拼合的问题,《广韵》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类现象的存在,如何正确理性科学地来看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古反切上字的音韵类型和性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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