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索尔仁尼琴所著长篇小说《癌病房》里有个插曲：卡德明夫妇——妇科医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妻子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蒙冤在劳改营度过十年光阴，又被永久流放到哈萨克南部的乌什-捷列克村，“生活作为种种乐趣所点缀起来的火树银花，是从他们为自己买下一座带宅旁园地的低矮土房子那一天开始的。”这对夫妇对于日常生活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热爱：“他们要是弄到了一只白面包，就会高兴得不得了！今天俱乐部上映一部好电影——高兴得不得了！书店里有两卷本帕乌斯托夫斯基选集——高兴得不得了！来了专家镶牙——高兴得不得了！……”

我还是三十多年前读的《癌病房》，但对这一节记忆犹新。现在想来，我在《惜别》中所记述的母亲晚年的生活态度与卡德明夫妇颇有相近之处，而母亲也曾经历过长久的磨难。卡德明夫妇布置房间、料理园子、装订书籍、养狗、养猫，都饶有兴致，力求完美；母亲一生的最后一段时光，热衷读书、看电影、烹饪、养花、编织、集邮、收藏小物，每天也过得很充实，很讲究。她身患绝症之后说：“我只有二十年生活得很高兴，是否太短了呢？他们害我过了二十五年非人的生活，我想能多过一些舒适的生活。”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母亲和卡德明夫妇那些看似琐碎、过于个人化的行为被赋予了某种特殊意义或特殊价值，也许就不是微不足道的了。

有位朋友说，他能看出我母亲所说的“生活得很高兴”实在可怜。譬如我写道：“她最爱过圣诞节，每年总是早早在客厅里摆出姐姐从美国寄给她的塑料圣诞树，点亮上面的小彩灯，还挂了不少包着彩纸的饰物。”朋友指出，这种塑料制品与我母亲小时候家里有的真的圣诞树无法相比。我写了母亲喜欢逛沃尔玛和宜家，朋友也说，对于生活在国外的人来说这都是些不屑一去的地方。

我回答说，这一层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也写到了。当卡德明夫妇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没有任何家具，便请霍姆拉托维奇老头（也是个流放者）给他们在屋角里用土坯砌了个平台。这就成为一张双人床——多宽敞！多方便！这可真叫人高兴！缝了一只大口袋，里边塞满了麦秆——这就是床垫。还请霍姆拉托维奇做一张桌子，而且一定要做成圆的。霍姆拉托维奇有点纳闷：活在世上六十多年了，可从未见过圆桌。干吗要做圆的呢？‘这就请您别管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搓着他那妇科医师白净而灵巧的手说。‘反正一定要圆的！下一件操心的事儿是设法弄到一盏玻璃的，而不是铁皮的高脚煤气灯，要灯芯一英寸宽的那种，而不要零点七的，此外，要有备用的玻璃罩子。在乌什-捷列克没有这样的灯卖，他们是托好心人从老远的地方辗转带来的。于是，他们的圆桌上也就放上了这样一盏灯，而且还加上了一只自制的灯伞。一九五四年，当大都市里人们竞相购置落地灯柱的时候，当世界上连氢弹都有了的时候，在这乌什-捷列克，自制圆桌上的这盏灯竟把简陋的土屋变成了十八世纪的豪华客厅了！多么阔气啊！”

与卡德明夫妇一样，我母亲晚年所享受的也是一种因陋就简的幸福——“因陋就简”一语当然不无讽刺意义，但这里讽刺的对象却不是那些因陋就简地感到幸福并且对此极为珍惜的人。

在我读过的作品中，还有一篇印象深刻：海因里希·伯尔所作短篇小说《我的叔叔弗雷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弗雷德叔叔从战场上归来，决意要在满目疮痍的城市做鲜花买卖谋生。有人认为当下没有谁会买这种显然过于奢侈的东西。然而，“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我们帮弗雷德叔叔把装满鲜花的桶送到电车站，他在那里开张营业。我所见到的黄的和红的郁金香、露水晶莹的丁香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我的叔叔站立在一片灰蒙蒙的身影和废墟中，他用响亮的嗓门吆喝起来：‘鲜花——这个时候，他是多么神采奕奕。关于他的生意的兴隆发达，我就毋庸赘述了，简而言之：就像彗星一般。四个星期以后，他已是三打锌桶的业主，两间分号的老板；一个月以后，他已成了纳税人。我感到整个城市都改观了：在许多角落里如今都出现了花摊，鲜花还是供不应求。”

这一情景长久令我感动不已。感动我的是作者刻意未着笔墨的那些买花的市民，他们与我母亲、与卡德明夫妇际遇不尽相同，但是对待生活的态度，或者说对于生活的要求，彼此却有一致之处。伯尔和索尔仁尼琴所写都是小说，但在我实际的人生经验中所得到的印证盖非偶然。我在书中写道：“对于母亲来说，生存本身就是对于过去境遇的反抗。能够活下来已经是幸运了；争取把剩下的日子活得好一点，则是多少要赋予自己的一生以某种价值，某种意义。”我觉得这番话未必说的只是母亲一个人。

另有朋友觉得我对母亲那段始于“抛弃家庭，投身革命”，归为“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经历，未免写得过于简略，建议我另外写部“前传”。我说，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上一代人那里说来大同小异，别人已经写过很多了，而至今我还没有想清到底应该如何去写。我只是觉得无论发生过的是悲剧还是荒诞剧，都不应该仅仅限于记录过程而已。我所期待的是，就像塞尚不同于他之前以及同时代的所有画家那样画静物、画人像、画大自然，揭示出我们的上一代人的命运乃至当时整个社会、整个时代中更本质的东西，尽管最终或许仍然要将其归结为一出悲剧或荒诞剧。

我母亲晚年所说类似“孩子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每迈一步都要深虑，不要任性、心血来潮，走错一步，后患无穷，将后悔一生”的话，大概只有“过来人”自己才清楚真正分量。我想起福楼拜著《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包法利：“在倾听这在大地之上永恒之中回荡着的带有浪漫色彩的凄迷的哀音时，她是多么入神啊！……她长期处于平静的环境之中，反而滋长了一种对不平静的事物的向往。她爱海洋，只因那里有风暴；她爱绿苗，也只因它长在断壁残垣之间。”然而母亲还说：“我的浪漫主义把自己害得那么惨。”

我惋惜母亲当初未能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亚最终与保尔分手那样，走上一条对自己来说既聪明又正确的道路，冬妮亚对保尔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回过头去看爱玛，恰恰与此志向相反，背道而驰：包法利夫妇被邀到俄毕萨尔的安戴维里叶侯爵家做客，夜里留宿在那里，“东方现出了鱼肚色。她盯着这座楼房的许多窗子望了很久，想猜出昨夜她注意到的那些人住在哪些房间里。她真想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进入他们的圈子，和他们发生联系。”

其实我母亲及其同时代人的经历，早已在《包法利夫人》中被描述过了，只要我们将这部本来是现实主义的小说看成是象征主义的，把爱玛从所读书籍受到的影响、她去参加的那场舞会、她在舞会上遇到的那位以后为她念念不忘的子爵、她与鲁道尔夫和莱昂的关系、她的倾家荡产与走投无路，乃至她最后的死，都视为对于过去现实的某种隐喻。

福楼拜说：“去扩大饭桶堆（或天才群，反正一个意思）有什么必要，何苦为一大堆小事烦恼，这些事本来就让我觉得可怜，只能耸耸肩。……这上面，我得坦白，我要说的，没超过别人的内容，不见得说得和别人一样好，更不见得说得比别人好。”（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三日致路易斯·科莱）这未始不是我站在自己的立场回顾上一代人的经历时所持的态度。然而福楼拜还是写出了不朽之作《包法利夫人》——对我来说，它的“不朽”就包括了我可以做上面那一番新的解读，而且简直天衣无缝。

我们的上一代人就是这样既重复了《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又重复了《癌病房》和《我的叔叔弗雷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