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一苇上课记

杨渡

在我思考着“一九四九渡海传灯人”的主题时，曾与文化界的朋友谈及一些艺术文化的传承者，尤其是默默然，隐名于乱世，不与当道同流而在民间深植文化根脉者，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当得上此“传灯者”，莫过于姚一苇。

那时，我便想起了他兴隆路的家中，一盏灯下，他拿着笔记，我们六个学生默坐两边，听他谈论戏剧、艺术的理论，他的背后，有一幅旧旧的门帘，写着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问他从何而来，他笑言：“是日本人做的，他们特别地崇拜鲁迅呢！”

这大约也是他的生命的写照吧。我在心中想。

他上课是极其严肃的，讲课从不闲言闲语，也鲜少笑话举例，我知道他与文坛的作家都熟，却也不敢多问。但中间休息时，他会抽着KENT烟，淡淡的烟草味，烧得特别快。秋冬之际，那山上总吹着凉凉的夜风。

一九六○年代，姚一苇曾住台北县中和，那是尉天骢、陈映真、施叔青、黄春明等作家早年最熟悉的地方。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搬到了木栅兴隆路，靠山坡的一排小楼中。它的前面有一小停车场，我总是把摩托车停在这里，抽根烟，望着山坡下的风景，想象姚老师天天不懈的研读美学著作，把最艰深的美学理论，化为系统，一个一个地讲授出来。从最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历经古典时期，到艰深无比的康德、黑格尔的辩证法，甚至到最新的苏珊·桑塔格。严严谨谨，一个思想一个体系，互相影响，彼此激宕，慢慢教下来，从来不紊乱，也不会被哲学的主体客体之争卷入抽象的无底洞，做学问到了这地步，真是让人无比佩服。而偏偏，他的工作是最无趣的银行研究工作。白天是银行的数字，晚上是美学的体系，我实在很难想象，周旋在这两大行星系之间，他要如何维持这种“银行家与美学家的双面生活”。

但他一直平衡得非常好，更传奇的是，他还可以创作。

后来我和陈映真谈及姚老师，他正色而带着敬意地说：“严谨的学者，挺直的风骨，一流的学问，一流的创作。”

他说，姚老师曾为了政治原因被关过，出来以后，远离政治，想在银行终老，是许多年轻作家用创作把他“引诱”出来了。“姚老师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人，他会创作，有艺术的热情，非常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想什么。”

姚老师去世后，陈映真曾写一篇文章《暗夜中的掌灯者》追念他：

“早在一九四六年，姚一苇先生带着家眷东渡台湾。他也许只想怀璧隐晦，在台湾平静地生活，度过一生。然而，经受不住文学、艺术和戏剧对他的召唤，在台湾战后交织着冷战和内战的荒芜的岁月里，历史终竟让姚一苇先生成了在暗夜里掌灯、让荒原绽开点点鲜花、让沉寂的旷野传出音乐的人。

“对于我们在六○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一代人；对于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六○年代写成的作品，姚一苇先生的存在，是极为重要的。”

“几次到兴隆路上姚先生公馆，看见楼下书房的门口挂着蓝底白字的布帘，印有鲁迅手迹著名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姚先生有很强的原则性和自尊心。姚先生有脾气，爱憎很强。但对于创作，对于好的创作者、好的创作品，却有一份超越年辈、不问教养背景的、由衷的悦服、喜爱和维护。他对才华、对有才华的人总是热情对待，珍爱有加。姚先生总是真诚地把年轻作家摆在和已有定评的中外大作家等身高的地位对待，并且真摰地爱护和奖掖后进，却从来不曾为自己拉帮结派。

“在六○年代初登文坛的我们这一代作家，如今也是六十上下初老的人了。到这时，回想当年守在我们身边的姚老师，心中充满了激动和感谢。”

我有幸和姚老师结识，和自己叛逆的个性有关。大学毕业，既不想就业，又不愿读那种声韵训话的老学究中文所，看来看去就只有一个艺术研究所，有戏剧创作者姚一苇先生当所长，或可容纳我这种叛逆者。于是认真读了几个月的戏剧书。当然也把姚老师的著作，有关美学、戏剧、艺术论等，都找来研读。笔试不知道，口试的时候，姚老师只是淡淡问了我是不是得到过时报文学奖。我有些不好意思，回说是啊，只是长诗。

“诗写得不错。”他微笑着说。看样子，我是因为创作而被录取的吧。

在他家上课时，他总是有些歉疚地说，因为妻子生病了，我们人少，就麻烦大家来这里上课。然而，在他家那安静的环境中，听着美学、艺术论的思想体系，竟反而非常清晰。我们还有一个共同嗜好是课堂休息中间，抽一根烟。他习惯抽KENT，我习惯抽长寿。有一次，他看我发呆没抽烟，忽然想起来说：“你要不要抽一根试试？”

我抽出一支，歉意笑说：“呵呵，出门忘了带。”

“要多写一写，年轻的时候，有才华是好的，但要懂得珍惜，善用才华，好好写作，不要浪费了力气。”他语重心长地说。

“会的，要好好地写作。”我许诺说。

然而自己终究投入一九八○年代的社会运动洪流之中，日渐地远离文学创作，转向报导文学和新闻工作，并且无法抵挡爱流浪的天性，选择了一个可以“合法流浪”的职业，在中国时报工作了二十几年。

姚老师曾在我1989年夏去大陆采访后，写来一封关心的短信，之后便因工作的流浪飘荡，很少联系了。

然而，当我和文化界的朋友说起“一九四九渡海传灯人”的理念时，许多人都提起了姚一苇老师。他们说，台湾的“美学传灯人”，唯有姚老师。不仅是美学，他的“文学信仰”也是少见的。陈映真是最好的见证：

“这漫长的六○年代，政治上是严酷的，思想上僵硬封闭，知识上狭隘肤浅。在这国际冷战和中国内战的双重构造下的精神的荒原里，姚先生对于文学、艺术和戏剧的近乎宗教的、纯粹的信仰，不但使他能怀璧而隐，又能使他带着一代年轻的艺术家，悠游在审美世界，让各个怀有不同才华的作家不因时代的闷局而窒息，从而胜过了一时代的荒废和恐惧，欣然成长和茁壮，在六○年代留下重要的、喜人的文学作品。

“当然，姚先生对文学艺术的专念，又绝不是逃避乱世的手段。他相信文学艺术是文学艺术家的人格的显示。伟大、崇高的文学艺术作品，表现伟大的人格。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必须相信人，关怀人类的命运，对人类有真诚的信守。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艺术是人类在精神、文化上最崇高的成就之一，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和骄傲。在三○年代成长，怀璧东渡的知识分子姚一苇先生，能隐乎乱世而不屈，在没有学院、机关、派阀支持下，独自走出一片朗朗的天地，依仗的恐怕就是他对于文学艺术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真诚而纯粹的信仰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