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某深

提起古巴，人们会联想到雪茄、蔗糖，联想到卡斯特罗，联想到海明威以古巴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名著《老人与海》。但古巴和中国有什么联系？一时却难以想个明白。然而，一百多年前，古巴和美国一样，是有名的排斥华人的国家，是无数怀着淘金梦前往该地的华人的地狱和坟场！直到光绪五年（1879），清政府在古巴设置总领事馆，华人的处境才得到改善。而担任中国驻古巴总领事馆英文翻译的谭乾初，不仅是个尽忠职守、保护华人权益的出色外交官，而且在工作之余，“博访岛中风俗人情”，“随见闻所及笔之于书”，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古巴杂记》。该书以朴实、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千姿百态的古巴社会风土人情，保存了一份珍贵的晚清外交官维护华人权益的真实记录。

谭乾初字子刚，广东顺德人。他的官位不高，做外交官之前，只是一个小小的候选县丞。除知道他担任过中国驻古巴领事馆的英文翻译及接任总领事外，其他生平事迹不详，即使要查询到他的生卒年也非易事。收录四万多个人名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没有他的记载，收录三万五千个人名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没有他的词条。《古巴杂记》的成书年代，据该书作者《跋尾》及书前张荫垣《序》，是成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书成不久即在光绪十七年（1891）被王锡祺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丛书，由上海著易堂刊行，笔者据以标点整理的就是这一版本。

《古巴杂记》是中国人所写的关于古巴的第一本著作，是了解十九世纪末叶古巴社会的第一手资料。由于书中大量记载了在古巴华人的悲惨遭遇，因此备受重视，相关内容曾被编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和《晚清海外笔记选》出版，但均是《古巴杂记》的节选。本书是第一次对《古巴杂记》全文进行标点整理出版。

对于《古巴杂记》的价值，曾任出使美、日（此指西班牙）、秘（秘鲁）大臣的张荫垣在序言中赞誉作者“岛中风俗人情撷其要领汇为笔记，诚有心人也”，并期待其他外交官能效法作者，“毋骋空谈，随事为记”。不尚空谈、“随事为记”、关注古巴的“风俗人情”的确是《古巴杂记》最鲜明的特点。

《古巴杂记》详细记述了古巴的地理位置、历史、都城、气候、行政区划、军队人数、物产、宗教、旅游胜地、风土人情等情况，涉及古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补史料之阙。如关于斗牛的描写：

斗牛者，人与牛斗，其场以木板为之，形如圆月，内设客位十余层，每层数十位，以便观者，中设圆围，令牛斗于其内。号筒一响，斗牛者或骑或步，分队而出，骑者长矛甲靴，步者花衣红帕，所骑之马以布蔽目，使临敌不退，步者引牛以帕，牛见帕则逐，骑者持枪以刺之（牛常被刺跳场外，观者多为所伤），盖骑者以马为护身符，步者以帕为活命计，牛则自顾其身，人则自顾其命，惟马则茫无所见，任人驱策，牛角一起，则马肠迸出，马命休矣，每斗一牛，往往毙四五马，每毙一马，则观者拍掌欢呼，马伤愈多，人心愈快。约一角钟之久，杀牛者方出，右手持剑，左手持帕，向牛脑迎面刺去，牛则迎刃而倒。观者或拍掌助兴，或掷帽以颂其奏技之巧，或赏以钱物，以为天下未有如此之神技，未有如此之乐事也者。夫以杀生为取乐，虐孰甚焉！

斗牛是西班牙的传统，风靡全国，享誉世界。古巴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斗牛习俗颇为盛行。此书对于斗牛的流程、斗牛的血腥和刺激、斗牛士的娴熟技巧、观众的如醉如狂，描述得历历如绘、淋漓尽致。黎庶昌《西洋杂志》、蔡钧《出洋琐记》等书都写到了斗牛，将这段文字与上述诸书相关记载对照来看，一点也不逊色。结尾“夫以杀生为取乐，虐孰甚焉！”的议论，见解也很深刻，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这一久盛不衰习俗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蔡钧《出洋琐记》对西班牙斗牛的评论也是：“此中残忍，所不忍观，而国人多好之，殆习俗使然欤！闻国王欲申禁令，举国若狂，竟不能行。”这一残忍而血腥的习俗，如今已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等地被禁止，反映了晚清外交官的先见之明。

西洋外交少不了舞会和宴会，这是外交官互通情报、联络感情的重要方式。对于女子在舞会这种场合抛头露面，长期接受“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的国人自然很不习惯。一些晚清士大夫便错把西洋舞会当成风月场所，认为是有伤风化之举，例如丁克柔所写的《柳弧》就载有如此海外奇谈：“曾至一国，其王及后见贵客至，必执客手而跃之不已，客亦只好陪跃，不胜其苦。”把陪客人跳舞说成是“执客手跃之不已”，读之令人喷饭！早期中国外交官在其著述中对西洋舞会也是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要么持批评态度，能平心静气地看待和接受这一“新生事物”的实属凤毛麟角。而谭乾初则开通多了，试看他对古巴舞会的记载：“该岛风俗，喜交游，乐宴会，各家每礼拜辄一为茶会以延亲友，男女迭为宾主，少长咸集，或曰藉以聚会相择为婚。凡为茶会，约夜间八点钟起，夜半始散，大茶会则彻宵达旦。赴会者男则整齐修洁，高帽黑衣，女则胸背半露，蜂腰长裙……其跳舞之法，有一偶同跳者，男女互抱，旋舞于室，有四偶和跳者，不搂腰而交相握手，肩摩踵接，如演礼状，乐停舞止，谓之一曲……”

这段话透露了几点信息：第一，舞会是古巴社交的一种重要方式。举办舞会的目的，是亲友之间联络感情及相亲。第二，参加舞会的男女着装颇为讲究，男的要穿黑色燕尾服，女的要穿晚礼服。第三，舞的跳法，既有男女成双成对的搂抱着跳，也有不搂腰而手牵手的跳。“男女互抱”怎么跳法？刘锡鸿《英轺私记》倒是说得很明白：“跳舞会者，男与女面相向，互为携持。男以一手搂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旋舞于中庭。每四、五偶并舞，绕庭数匝而后止。女子袒露，男子则衣襟整齐。然彼国男子礼服下裤染成肉色，紧贴腿足，远视之若裸其下体者然，殊不雅观也。”刘锡鸿对英国跳舞会中“女子袒露”不置一词，对男子着装则大加讥讽。谭乾初对跳舞则只是客观记述，没有任何评论，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该书还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中国驻古巴总领事馆于光绪六年（1880）元旦举行的一场盛大茶会。这次茶会邀请了“阖岛官绅富商男女并列国领事”，“是晚赴会者车马喧阗，道途拥塞”，“计来会者男妇约二千余人，凡岛中名望之家皆与焉，欢欣舞蹈，直至天明，次第别去”。二千余人赴会，道途为之阻塞，活动通宵达旦，真是盛况空前！这次大茶会的效果，据谭乾初说：“嗣后与各官绅彼此浃洽，办事颇称顺手，此次茶会虽所费不赀，然金钱究非虚掷。”

对于西洋颇为盛行的决斗陋俗（著名诗人普希金便死于决斗），谭乾初也做了生动的记载：

斗人者，必因两人不睦，各执一是，外人有不能解释者，始各择证人一名、医士一名、契友一名（即中国换帖者），订约斗于何日何处，用何军器，各立誓词，言此事出于自愿，生死于人无尤等语，斗法有以伤为止，有以死为止（如以死为止者，不用医士相随）。然凡有此斗，均秘不外传，泄则恐事不成，虽父母至亲亦事后始悉也，此风官民皆有之，国例严禁，但既立有自愿誓词，亦听之而已。

谭乾初既看到了古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免费医疗这些光鲜的一面，也不讳言古巴的种种积弊。一是征税太重，“无人不征，无物不征，无事不征，无艺不征”，“古巴人之恨西班牙人者，职是故也”。二是生活奢华，“岛俗奢华，妇女尤甚，衣裙一袭，动需数十金或数百金，来往应酬，其费尤巨”。三是卫生状况差，导致黄疫症盛行，“岛中街衢不洁，水土欠和，除通衢大道外，人多便溺道旁，秽土堆积路上，黄疫症之多未免不由此而生也”。有意思的是，华人的适应能力很强，从来不得此症，“独我华人无论由中国何省而来，均不沾染此症，亦云幸矣”。四是社会治安差，尤其是火灾频繁，都城夏湾拿（今译哈瓦那）“火灾之多甲于他国，有一月两次或三次，甚有一礼拜两三次者，审所从来，多由阴狡市侩知生意不前，放火避债，或冀借此以生财，种种不法”。特别是光绪十年（1884），因大宗商品蔗糖出口锐减，生意清淡，经济萧条，商店关门，银行歇业，工人失业，“盗贼愈炽，当街截抢、明刃入室日见日多”。

赌博是为人们深恶痛绝的陋习。赌博之害，轻则玩物丧志，重则伤风败俗，毒化社会风气。但是至今为止，已出的赌博史著作（如刘志琴的《赌博纵横》，郭双林、肖梅花的《中华赌博史》，李交发的《治赌史鉴》），仅仅关注在国内的赌博，而没有对海外华人的赌博历史进行研究。对于在近代中国盛极一时的西洋赌博——吕宋票，虽然有些人进行过专门研究，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却无人能道其详。《古巴杂记》则详细记载了吕宋票的玩法及华人趋之若鹜的情景，是难得的赌博史资料，因文字太长，兹不具引。

初出国门的外交官，总是会不自觉地把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和国内进行对比，谭乾初也不例外，例如他在写到斗鸡时就不免和中国斗鹌鹑相比，说斗鸡“颇类中国斗鹌鹑，惟场中狭隘，人声鼎沸，无非粗俗之徒，不及中国斗鹌鹑之雅观也”。对于古巴的丧葬习俗，他是这样记述的：“洋人清明之日，男女上坟插以香花，植以草木，表其思念，无拜跪，无香烛。丧服内例可嫁娶，故多有居丧而行婚姻礼者，俗谓可慰寂寞，可省宴费，贫富皆然。”

字里行间，看得出他对此不以为然，接下来他对中国与外洋从政治制度到日常生活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请看这段妙文：“要之外洋规制，无事不与我中国相反，国政由民而及君，官职重武而轻文，家庭爱妻子而远父母，闺房妇唱而夫随，生育重女而轻男，文字自左而归右，书卷始底而终面，罗盘向北而坐南，男服以纯黑为礼，女衣以露胸为恭，宴会贵主而贱客，位次右尊而左卑，中国礼别男女以避嫌疑，洋人礼以妻女而款男客，至于奇技奇器，中国禁之，洋人尚之，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这和刘锡鸿《英轺私记》的说法何其相似乃尔！说外国人读书倒过来读（“书卷始底而终面”），外国女郎穿衣“以露胸为恭”，并得出“外洋规制，无事不与我中国相反”的结论，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谭乾初注意到了古巴的慈善事业：“土人好行其德，多设各项善堂，经费为官民凑集。”但对富翁临终前将全部财产捐献出来不理解也不赞成，他说：“洋人不重后嗣，所有财产，临终多有尽舍善堂，以为归之一家不如公之于众，善堂例塑善士之像以扬其名，万世流芳，远胜子孙之张大其后，此说似是而实则非，夫嗣续不念，子孙遂绝，成何世界哉？”谭乾初不理解西方的慈善事业，搞不懂富翁为何临终前将财产全部捐给慈善机构而不留给子孙，认为是不重后嗣的表现，悲叹照此下去，“子孙遂绝，成何世界哉”？这和从未出过国门的同时代人曾国藩“不留财富给儿孙”的观念相比，差之甚远。这说明，双脚虽然跨出了国门，但如果观念陈旧、抱残守缺，思想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却是难乎哉！

（《古巴杂记》为国家出版基金《走向世界丛书》之一种，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