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锡华

古人的尺牍是了解古代知识人的胸怀、性情、诉求的绝好材料，因为是亲戚、朋友及熟人间一对一的交流，大多率性随意、兴会淋漓，内容涉及立志、处世、接物、交友，切磋学问、答疑论难，富含知识、情趣，可供深度阅读与欣赏。尺牍的人文价值早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明代便有专门的收集与刻印，近年各地陆续出版了好几种尺牍选集。虽然时过境迁，捧读古人写在遥远时空中的这些书信，仍时常引起我的共鸣，并从中获得许多思想的启示。

若从宽处讲，奏折是臣子们写给皇帝的信，也可以当尺牍来阅读。选择精一些，那么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呈送晋武帝的《陈情表》，将这类文情并茂的奏章视为尺牍也并无不妥。“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其中“鞠躬尽瘁、死后而已”一句，世代传颂，表达了士大夫致君尧舜、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而李密的《陈情表》，虽然出于策略，尽力突出一个“孝”字，但作者生活中被催逼、被挤兑、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也必为生活中那些磨难多多、备尝艰辛的文人引为同调。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奏折往往被写成一篇瞻前顾后、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无法与只在师生、亲友、同行中传播、流露真实感情的书信相提并论。像司马迁《报任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袁宏道《与丘长孺书》、袁枚《答杨笠湖书》，这类书牍中的精品，或自叙怀抱，或臧否人物，或议论时事，见解独到、立意高远，大有可观。

司马迁《报任安书》是一封非常有名的古人尺牍，洋洋洒洒，约有三千余字。司马迁在信中述说了自己含垢蒙羞、忍辱偷生，积数十年之功写成《史记》的艰难心路与生平抱负，感慨身世、满溢悲愤，读来让人唏嘘不已。作者还在信中表达了对立身、对生死等重大问题的态度，信里“泰山鸿毛之比”，阐述人生的意义，充满哲理、发人深省。然而我对司马迁选择任安作为其直抒胸臆的受众一直深感困惑。任安因事获罪，此时系于刑狱，行将就戮，对一个将死之人不予同情的表示，汲汲于心意的表白，一心洗刷对方的误会，目的只是一个：不容任安带着对自己的不良印象离世。这样爱惜名声，不亦过矣！洋洋数千言，不嫌词费？尽管文情并茂、事迹感人，考虑到上述因素，其价值也应打上几层折扣。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如果只是与曾经同在竹林中过从、徜徉的朋友断交，何须如此大费周章？我觉得作者就是想借机表达对政坛上翻云覆雨的司马昭集团的不满。因为不愿与当局合作，编造了“七不堪”、“二甚不可”的说辞，其作践官场人物的意思彰明较著，说是公然与整个官场作对，捋大将军的虎须也并不为过。书信在表达作者的政治态度时慷慨激昂，让人凛然而生正气。“轻汤武、薄周孔”，直接质疑柄政者统治的合法性。这样充满火药味的尺牍倒像是一篇伸张正义的政治檄文，说是私信，那是误解。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嵇康再无知，也应知道公然与名教为敌可能的后果吧？“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平时对自己不良的脾气虽然有所警惕，却终于没能学得阮籍的内敛，翻不起波澜不兴的青白眼。也许起意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坦然担当的心理准备。在中国历史上因书信涉事获罪，嵇康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绝交书》内涵丰富，信里信外还有许多复杂的文化底蕴，需要读者更多地留意。譬如我注意到，在形容当时官场情状时嵇康的语气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而当他回过头来描述山林隐逸之乐时，笔下又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情趣，满纸尽是脉脉温情，什么“弋钓草野，游心寂寞，浊酒一杯，弹琴一曲，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世外的景物与生活竟是如此迷人，一旦身临，怎能不深陷其中、流连忘返？从写作学的角度看，嵇康真不愧为文章的大家，时而金刚怒目，时而妙趣横生，笔端变幻无穷，让人眼花缭乱。

仕与隐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士子为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饱受煎熬。今人若要知道江湖与庙堂的壁垒，想知道古之隐者深藏于内心的委曲，此信应是不可或缺的参考材料。因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读这封信时我还有别样的收获，感觉古人的胸怀真的比今人宽阔许多，很懂得政治与私交的分际，政治立场不同，仍可有正常的人际交往。嵇康与山涛绝交，表面看来言辞激烈，其实这种决裂严格限制在政治层面，临终托孤，一番盘点，想到的还是这个私交甚笃的山巨源。下文将要说到王安石，他与司马光的关系亦复如此。新、旧党争，两人颇多龃龉，而谈诗论文，却又能惺惺相惜，将政治芥蒂抛在了脑后。反观现代文学史上的不少名人，政见对立便形同水火，激烈的论战往往暗含着置对手于绝地的用意。两相对照，今古人物情志之高下，真不可以道里计。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写作背景复杂，知道个中情形才能懂得信里的妙处。王安石与司马光分属新、旧两党，立场判然有别。但两人也有相似的地方，第一是清廉，深爱名节。虽然官做得都很大，却一直保持了清廉的本性；第二就是“拗”，自以为是，认死理。现在一个要革新，一个要守成，政治上尖锐对立，谁也不能说服谁。谁也说不动谁，司马光却还是在王安石的耳畔唠叨个不停，反正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而所说只是一理：新政多有不便，劝王氏改弦更张，复行祖宗陈法。王安石执政在朝，公务繁剧，做起事来不分日夜，可司马光不时写信，“强聒”不已，搞得王安石挺心烦，但还是耐下性子修书作复。《答司马谏议书》不过三四百字，读者知道其中原委就会不觉其短，因为那一定是王安石深夜下朝，牺牲了休息时间熬夜写成。信虽短，却将双方不同的政见作了清晰的梳理，对来信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指责作了义正辞严的反驳。对王安石说来，语气已经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委婉。两位杰出的古人平时“议事每不合”，却又有“相好之日久”的私谊，政见不同尚能保持理性的往还，这是大人君子的风范，故当旧党卷土重来，司马光上台执政时，能够力排众议，制止对已故前任王安石的鞭尸恶行。

袁宏道是晚明性灵派的代表，性情中人。他在吴县令任上一头一尾给同道朋友写过两封很能彰显其胸襟、情趣的书信。第一封是他入职吴县时写给故乡诗友的报喜信，时间已经过去四百多年，我们似乎仍能从信中读到新县令脸上掩抑不住的笑痕：“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但恐五百里粮长，来唐突人耳。吏道缚人，未知向后景状如何，先此报知。”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出任吴县县令，时年二十七岁，正可谓春风得意。虽然对“吏道缚人”还有一些思想准备，但年轻书生的意气显然盖过了困守衙斋被俗务缠身的应有预期。宦游吴县被他充分地理想化了，而理由其实也足够充分。锦绣吴中，外加一座诗化的古城——苏州，“人间天堂”、“鱼米之乡”并非浪得虚名。京杭大运河将吴县一分为二，西部是一片海拔不高的山地，拥着一泓号称三万八千顷的太湖。这一方土地是何等地丰腴，春华秋实，西山杨梅、东山枇杷、邓尉梅花、太湖的莼羹鲈鱼，早在魏晋时代就已名闻遐迩。运河以东地势低平，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阳澄湖的螃蟹，郭巷、车坊的莲藕、茭白也都是让人垂涎的物产。美妙的风景又是诗文的福地，能不让这位才华横溢、性喜风雅的年轻县令欣喜若狂？如今写信人早已纵浪大化，但漫漶在信纸上的那份欣悦，仍然让人深受感染。

另一封则是写给好友丘长孺尽言作吏“丑态”的抱怨信。袁宏道毕竟不是来江南观光的过客，只需于江上驾一叶小舟，纵情赏玩山水，放浪形骸，在花晨月夕里发一通美的浩叹。新县令一升堂，就有一大堆待批待判的公文放到了面前。做县官还要听讼，还要催收赋税，还要迎送上官，今日府台、明日制台，与那些存心刮地皮、俗不可耐的大吏周旋，不啻是对他狷介人格的一种折磨与摧残。一顶乌纱最后竟然成了套在袁宏道身上的沉重枷锁。给丘长孺写信正是为了发泄积压已久的一肚子牢骚：“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官做到了这个份上，对他来说，除了挂冠走人，还能有别的什么出路？

袁枚给杨笠湖的信最风趣，其中“敦伦”一词，鲁迅也曾拿来开玩笑。但风趣之外也清晰地昭示出写信人柔软身段中的阳刚之气。杨氏写信指责歇脚秦淮的袁枚伤风败俗，袁枚奋起反击，开篇即指“子之迂也”，表明了与这位虚伪的道学先生决不讲和的决绝心态。信中关于君子对“色”的态度最堪玩味。杨氏来信称：仆非不好色，特不好妓女之色耳。这让袁枚一下抓住了狐狸尾巴，迅即追问：不好妓女之色，更好何人之色？难道杨氏之好色，就是要勾引良家妇女？接下来，袁枚堂堂正正地回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好色不必讳，不好色也不必讳。人品之高下，岂在好色与不好色哉！并指出：“情欲之感，圣人之宽”，“文王好色而孔子是之，卫灵公好色而孔子非之”。在袁枚看来，儒家的先祖似乎更懂得天理人情，而杨笠湖虽然满嘴仁义道德，其实不过是一个“闻香破戒、逢花必折”的无耻小人。读袁枚此信，文气酣畅、痛快淋漓，原来诗人虽属风流，也是一条敢作敢当的好汉。

除了行文深蕴人生经验、文化内涵，情感节操足可讽颂之外，不少尺牍的设辞、造句也称得上精妙绝伦，像“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何等地警策；“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何等地曼妙；“功名富贵，早等之浮云；成败利钝，且听之天命。宁为文文山，不为许仲平”（张煌言《答赵廷臣》），何等地铿锵。在那些经过了岁月淘洗、留传至今的优秀尺牍中，真的是清词丽句，俯拾皆是。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尺牍如此精美，想想不读的后果会有多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