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武，皮永华

（1.三亚学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所，海南三亚572000；2.三亚学院管理学院，海南三亚572000）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国情基础

王毅武1，皮永华2

（1.三亚学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所，海南三亚572000；2.三亚学院管理学院，海南三亚572000）

摘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研究并阐释辛亥革命以来关于现代化建设的管理理念、思想、理论与学说及其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特点与规律性的科学。深刻认识、理解与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国情基础、客观依据与发展环境，是该学科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对于客观阐释和系统说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关键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辛亥革命；国情基础；客观依据；发展环境；核心范畴；效益价值；科学化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一门正在开拓的崭新学科，是辛亥革命以来关于中国特色与风格的管理科学化的理论体系。理论与实践证明，管理理论及其发展的研究首先在于其对于客观环境与现实基础的把握阐明其研究的国情基础是该学科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理论前提，概括其国情基础、客观依据与发展背景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客观、充分、科学而又具体地阐述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国情基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离不开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剖析与认识，即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与把握。区分管理理论发展状况的根本依据在于管理实践的环境、条件、特点、态势及本质变化，其体现在于这种实践所产生的相应理念、理论、学说或者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纵观中国的近、现代史可以发现，尽管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变化，但从本质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根本环境与条件并没有实质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陷于并演变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所谓“半封建”是从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角度看，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虽然总体上仍具有主体性，但实际上成为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所谓“半殖民地”是从政治主权角度看，中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受侵犯，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非完全主权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表现出的特点在于：（1）资本帝国主义掌控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命脉；（2）封建势力与宗主国勾结为一体，是列强压迫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3）自然经济虽遭破坏，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存；（4）民族资本主义虽然产生并有一定发展，但始终软弱，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表现出动摇特点及其双重性格；（5）社会及其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方割据、内部不统一；（6）民众政治权力几无，生活极为贫困。这样的国情基础，虽然渗入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剥削和掠夺，管理实践仍然是传统的封建专制的性质。从当时统治阶级的改良思想及举措来看，其根本出发点仍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并企图通过对“标”（方法、手段、技术）的有限调节达到对“本”（封建专制的皇权统治）的巩固和加强。因而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不能看作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开端，而只是预备和先声。中国近现代管理理论的分野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延续260多年的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而且宣告了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的灭亡。此后，不论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要变化。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政府，不仅开始了公共管理模式变革的尝试，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开启了思想进步和民族觉醒的大门，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其在管理理念上表现出了与以往的极大不同。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其中的民权主义在理论上解决了革命目的问题，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管理理念的根本变化，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什么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权第一讲的定义说，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众人的事。”“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众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应当指出的是，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中就已经有了明确的“中国化”意识，“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因欧美关于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经老早想通了，至于那些根本办法他们也老早解决了，所以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地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当然，作为现代管理思想的较为系统的阐述，三民主义并不完善，而辛亥革命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软弱性也未能完成其历史任务，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仅仅开了个头，还必须深入拓展。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管理实践及其理论的基础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的社会生态、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改变，现代政治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政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主导作用凸显。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在“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即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实行三权分立原则，开创了崭新的民主共和制度，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虽然这种民主共和的理想最终未能真正实现，但却标志着此时中国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和方式有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转变。应当说，政党及其政治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主导力量也是从辛亥革命后开始的。无论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民主党派，对中国的管理理论和实践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国情的重要变化：之前的革命是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国民党领导，主体思想是在当时起进步作用的中国资产阶级以及某些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思想；之后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主体思想已由马克思主义所替代，革命的基本依靠、战略策略、阵线构成、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等主要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国管理理论的思想基础有了根本的不同。其次，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重要变化，封建小农经济进一步分崩离析，近现代工业迅速发展。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加速了由传统自然经济向近现代经济的转化，社会经济趋向多元化。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是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和发展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经济相比较是一种新的进步经济形态。从生产力状况看，近现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有所发展；生产关系方面，民国时期国家经济制度、政策、法令，各种形态的经济形式、经济管理机构，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形态尽管复杂多样，但基本上可分为三类：即封建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并呈现为“两个大海”的特征：即农村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和城市小手工业的汪洋大海。这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态势。再次，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发生显著变化，辛亥革命后的“五四运动”使得科学与民主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一道，成为中国民智启发的两大助力。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新思想在国内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成为批判封建主义的理性武器。

总之，辛亥革命的根本意义在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虽然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因辛亥革命本身的局限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以及经济基础无疑却发生了巨大变革，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开始发端。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历史依据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国情基础上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特定管理理论，是西方管理学中国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追求、实现现代化与中国管理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管理理论方面的具体实现形式。之所以现代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现代管理理论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现代管理理论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现代管理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创新过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各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与条件的特殊性及实现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多样性，不仅决定了相应的管理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自己的风格、气派与相应的管理理论特色，而且决定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创新程度与实践层次。这一点，不仅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中国近、现代三大伟人对于中国建设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从中国思想理论家们对于富民强国的认识与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一般都不是经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而来，而是经过不同的革命形式发展而来，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有着若干区别。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提供新的历史依据。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联系，中国式社会主义与科学意义社会主义相比较，至少在若干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并且必然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上表现出来：（1）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而来的，反封建的任务相当沉重；（2）不是经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与同盟者的团结奋斗极为重要；（3）不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经济基础，而是普遍地存在着小生产。当时近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因而要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约100年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来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努力完成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历史任务；（4）不是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形式并存，非公有制经济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与重要组成部分；（5）不是全社会范围内的按劳分配，而是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允许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分配；（6）不是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是仍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市场经济，劳动力仍是商品；（7）不是教育已经高度地普及，公共事业亟需发展与提升，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实属当务之急；（8）不是科技已经高度发展，而是科技相对落后，科教兴国、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及经济增长方式、科学并可持续发展甚为重要；（9）不是精神文明高度发达，而是必须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体化发展；（10）不是民主已经普及化、社会化，而是建设现代民主、健全社会法治、实行依法治国仍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可以看出，中国的基本国情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客观条件差异颇大。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在其沿海一带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此所决定，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不是打倒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领导民众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背景告诉我们，中国所面临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如何尽快建立起自己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如何在“大国小生产”的条件下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化大生产，这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背景与依据。特别是，中国至今尚未统一，“一国两制”使得大陆、港澳台地区各自的管理实践与理论既自成一体，从总体看又呈现为“一个体系、多种体现”。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环境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历史环境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根本历史条件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巩固与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与更新。尽管就辛亥革命后、新中国成立前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封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主要是在沿海、沿江的一些大中城市及邻近地区，广大内地农村和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极少、甚弱，但作为新兴近现代的生产方式，其地位已经得到确立。虽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不能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但基于这种新兴生产方式的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却担当起了这一历史重任，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及其管理实践的新的领导力量。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但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结束清末以来东西方文化、新旧思想的碰撞、矛盾与争论，相反，却使这种碰撞、矛盾与争论更为普遍化、深入化了。民国初年，伴随政治上的动荡和复辟帝制的闹剧，思想界一度出现各种复古、复辟逆流，与民国精神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也促进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引发了进一步宣传民主、科学的思潮，引发了新文化启蒙运动。这一时期，西方各种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交汇与融入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输入，很快也在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两个范围内产生效应。作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理论，在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及青年学生中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仰。各种思想观念不同程度地为不同立场、不同派别的中国人所接受，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诸派并立、百家争鸣的局面。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得以改变，这是从总的趋势而言。实际上，1949—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新民主主义向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成功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式。反映在管理思想领域，表现为这一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带来的理论上重大发展。一方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直接推动着中国风格社会主义管理思想的发展与创新；另一方面，中国的具体国情又必然赋予这一管理思想的发展以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原因在于：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不同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论何种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都会不可避免、自然而然地中国化。当年的佛教传入中国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是这样，毫无例外，西方管理理论也是这样。例如，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是一条怎样使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的切实结合。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正是因为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因而从整体来看，在一个几亿人口的经济落后的大国中能够避免社会震动和经济衰退，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极为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说是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中国所获得的伟大胜利，不能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社会治理与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成功范例。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自然环境

世界上任何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化，其产生、衍变、丰富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相应环境。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在特定的自然与历史环境、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结构这个三维空间里形成的。了解中国文化产生的自然与地理特征，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与发展的背景。例如，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中国幅员辽阔，东西跨经度60度以上，南北跨纬度30度以上，境内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性差异，客观上构成了多民族共居、多种经济成分互立、多种文化类型并存的物质、习俗基础。加上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圈。与此同时，由于中原地区自然与文化环境相对优越，逐渐形成了各民族人口内聚、多文化类型融合的历史趋势，从而出现了中华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一体格局。三面壁障一面临海的地势，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独特性。中国地域纵深广大，东濒浩瀚的太平洋，北临戈壁荒原和原始森林，西面是万里黄沙与高山雪峰，西南则是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颇具独立性与创新性的民族，其文化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众多的人口和辽阔的疆域，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众多的人口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载体，疆域辽阔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延续提供了充足的空间。随着大量的中原人口不断迁往南方、西南、西北、东北各地，数量上的多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使这些移民最终成为迁入地区的主体人口，他们所传带的文化自然也成为迁入地的主体文化，使中华文化辐射、传播、延续在更为辽阔的疆域。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封闭性。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不能说与地理障碍的阻隔无关，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地理条件优越。在西方近代文明兴起之前，中国的确是当时东亚乃至全世界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无求于人，从而逐渐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由于中华文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脉相承的发展系统，而且长久以来其文化的总体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地区，久而久之，这种观念便“升华”为一种盲目自大的“世界中心”意识，自认为占据世界主体地位，并处于地理及文化上的中心。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人文环境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宗法社会和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诚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马克思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生产自给自足的东方小农经济概括为“最坚韧的和延续时间最长久的”“亚细亚形态”，并将其归结为理解亚洲社会改朝换代频仍而社会结构依旧的长期停滞现象的钥匙。正是在这种小农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耸立着东方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和儒家伦理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小农经济、皇权政治和儒家文化“三位一体”，构成了传统中国的基本特征，这种特殊的社会特征形成的传统文化，一直延续着，直至辛亥革命才开始被革命。

总的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二本”为基础的，即“龙本”和“农本”。“龙本”指的是“皇权”文化的实质，旧中国的官员是由皇帝任命，官本位、等级制、“学而优则仕”，社会各职业阶层的社会地位遵循“士农工商”的次序。因此，“龙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一；“农本”是以农为本的意思。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与命脉，农民占人口的绝大部分，直接关系着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而反映在文化上，“农”的色彩非常之重。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又可以将其简要归结为以下一系列特征：即讲求入世精神；强调辩证思维；推崇中庸之道；遵循伦理中心；要求任人唯贤；维护重义轻利；重视气节声名；崇尚勤俭廉洁。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容与特点、发展与创新必然会从方方面面体现一系列历史、自然、人文等方面的特色与影响。

由于血液透析过程中会导致部分血液的流失,若透析脱水速度过快,人体组织液渗透作用缓慢来不及补充失去的血液,导致有效循环血量减少,机体为保证心脑等重要脏器的供血供氧,进一步加重肾功能损害,严重影响患者预后,护理人员应尽早发现及处理。同时,患者出现低血压反应时,护理人员应警惕患者在透析结束起床时出现一过性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跌倒等安全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上日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国情基础与发展环境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现代中国经30多年市场导向的改革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发展水平低、不平衡、多层次的特点亦然存在，“四农”问题仍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性决定了市场经济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很多问题实践证明不是什么其他问题，而关键在于管理的不适合、不科学，如此等等，实际上也都是国情基础与发展环境相矛盾的体现，构成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环境的新特征。

四、国情基础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规范和影响

毫无疑问，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人们的行为和人类管理活动具有一般性，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其中科学合理的经验和知识值得我们学习、汲取和借鉴。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他国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并不完全适合有着浓厚文化底蕴和本土特色的中国情境，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必然会表现出某种“水土不服”，说明管理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不具有普适意义。因此，必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管理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进行总结，在探索和把握管理科学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建立既有普适性又具特色性的管理理论体系，努力实现现代管理理论的中国化、科学化、体系化。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不同于西方管理理论的全新管理学科，其创立的意义在于探索、概括、总结和阐释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及其内在逻辑性。众所周知，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综合性学科，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西方管理理论中国化、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管理思想系统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现代化建设也迫切需要客观、科学、适合的现代管理理论的指导，这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国情基础与发展环境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特征和研究原则。

任何一门学科必然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征，是该学科存在的理由和基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特征体现了中国特殊国情下管理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规定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简单归纳，也不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模仿照搬，而是要对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进行客观、认真、科学的梳理、归纳、概括和总结，其研究特征在于科学性、指导性、概括性、综合性和实践性；其研究的根本原则是唯物和辩证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继承与批判结合，坚持实事求是、逻辑统一，客观概括、系统总结，中西合璧、开拓创新。

中国的国情基础与发展环境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一是国别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特定在中国，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形成、发展、创新、完善的过程、条件、内容、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其内容既不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自然延续，也不是西方管理理论的空间转移，而是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的现代化、西方管理理论的中国化、一般管理理论的特殊化。二是差异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自成体系的框架结构，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任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其核心范畴是科学化，理论主线是民生与发展，相当清楚地有别于其他管理学科。三是创新性。管理传导与管理配置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确立的两个范畴。传导与配置的引入，其意义在于：建立传导层次，使得管理的理论链条更加丰富、合理，管理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科学。如果没有传导层次，从理论一下子跳到实践，难于理解也无法科学操控；引入配置概念，使得管理职能、管理功能、管理方式、管理机制等可想见、可体会、有血有肉、既实在也合理。管理如果没有配置功能，管理的职能与绩效的实现就无从谈起。传导与配置的引入使得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结合的更为密切。管理是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平台，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管理学不能不讲配置。

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一般范畴的系列，而且必须组成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范畴链条，同时，还应当有反映该特定理论体系本质内容的核心范畴。所谓核心范畴，是指既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内容，又能够科学体现决定这一理论体系的实现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的理论概括。特定的核心范畴对于所从属的理论体系有着关键性意义，对于所从属的概念链条有着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由于剩余价值这一核心范畴的确立，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经济学说；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由于效益价值这一核心范畴的确立，从而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基本内容。由中国的国情基础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科学化”成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所谓科学化，包括管理理论科学化和管理实践科学化两个方面。在中国，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科学化的任务都很繁重，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身的发展也要求科学化。应当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受革命热情和理想主义的鼓舞，很多方面与环节的管理不是依托知识和科学，而主要是依靠经验、热情和干劲。特别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传统的经验式管理早已满足不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求，逐步被现代规范化管理所取代，从而实现了我国管理领域的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观念的普及，科学化管理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从规范式管理到科学化管理实现了我国管理领域的第二次飞跃。虽然管理规范化是管理科学化的前提与基础，但是，现代管理不只是要求管理的规范性，而且要求管理的专业性与技术性、程序性与制度性的多方面统一。在现代管理实践中，管理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具体化，由粗放管理走向集约管理，由刚性管理走向柔性管理，由“面管理”“线管理”走向“点管理”“体管理”，从外延式管理走向内涵式管理，这一切的实质都是管理“科学化”的体现。

同样是由中国的国情基础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在逻辑所决定，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确认民生与发展是学科的理论主线。所谓主线，是贯穿于特定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的研究之中，具有整体制约作用与关键意义的内在逻辑性。民生与发展之所以是理论主线，依据在于：第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核心任务和历史使命，集中为一点，就是民富国强。民富是民生，国强乃发展。第二，民生与发展是新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关键词，离开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这一基本特征，就离开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存在与发展的客观环境及其特殊性，也就是离开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第三，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身发展与完善过程中的基本要求。孙中山先生曾把中国的国情概括为“穷”。毛泽东把中国的国情概括为“一穷二白”。邓小平把中国国情概括为“人口多，底子薄”。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以来，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弱民穷，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低、多层次、不平衡是基本特征。因而，尽快提升生产力，实现百姓生活富裕和国家强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核心任务。实际上，现代化、民族复兴、民富国强其实就是民生与发展问题。进一步从理论层面看，一方面，民生与发展问题贯穿于中国现代管理活动和管理实践的始终，同时也贯穿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始终，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归宿点；另一方面，民生与发展问题也制约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完善和创新。离开了民生与发展，就离开了中国现代化实际，就离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是离开了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当然也就离开了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理论，从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也就成为没有现实意义、没有必要性的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这条主线，离开民生与发展这个实质内容。

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而这种理论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也取决于其是否契合实践环境的需要以及该理论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与推动的程度。也就是说，任何理论、观念、学说总是要接受具体实践的检验，在同具体实践相结合时，总是要具体化、特色化的。现代管理理论也不例外。

目前，人类社会的管理正出现两大转变：一是从传统的、经验的、定性的管理方式向科学化的管理方式转变；另一是从个人的、专制的、暴力的管理方式向民主化的管理方式转变。两种转变的最终指向都是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政治协商相一致。但是，从各国的实际情况看，适合的不一定科学，科学的不一定适合，在中国特定情况下，现代管理理论需要依据国情基础和发展环境进行必要的调适、校正、纠偏和创新，注重各方面的生态与环境，让理论更科学。简言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完善与创新，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在深入剖析中国管理实践的背景、环境、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公允、科学的反思，归纳、概括、总结切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管理实践和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在规律性，以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管理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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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毅武.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考察——兼论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工业化的贡献［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15］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王毅武.现代管理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19］陈祥敏，姜瑛.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逻辑要求［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6）.

［20］皮永华，陈哲.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问题［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2）.

［21］王毅武，李晓琳.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2）.

［22］王毅武，陈首哲.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23］王志伟，陈丕衡.现代模式下的管理学创新——评王毅武、康星华新作《现代管理学教程》［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责任编辑、校对：李金霞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1-0030-06

收稿日期：2014-02-15

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度规划课题“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探索与建立”（HNSK（GJ）12-23）的子项目

作者简介：王毅武（1948-），男，山东龙口人，三亚学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经济与管理理论；皮永华（1976-），男，江西九江人，三亚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管理学、中国现代管理理论。

Basic Conditions of Chinese Modern Management Theory

Wang Yiwu1，Pi Yonghua2
（1.China's Modern Management Institute, Sanya College, Sanya 572000,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Sanya College, Sanya 572000, China）

Abstract:Chinese modern management theory is the science of study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management concepts, ideas, theories and doctrines abou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t also studies the condi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regularity of its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basic conditions, objective basis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theory premise of this subject research. The theory interprets objectively and describes systematically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inese modern management theory development,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Chinese modern management theory; Revolution of 1911; basic conditions; objective basi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core category; benefit value; scientif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