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峻岭

一

“滚一身泥，脱一层皮，炼一颗红心到边疆去！”

嘉兴火车站的月台上挂满了墨渍未干的横幅标语。

1970年11月19日，一千二百余名中学生登上了北上大兴安岭的长途专列。一千二百多双充满激情的眼睛中，有一双幼稚而率真的小眼睛，没有兴奋的闪光，也没有悲伤的泪痕，只以十分惊讶的聚焦扫瞄着车厢每一个角落：“有这么多人同我一道去呀！”“怎么这么多人都和我一样呢？”

列车很大，大如庞然怪物。车厢太小，小似龟板甲壳。过道上、座椅下，甚至行李架上都挤满了喧哗不止、躁动不安的支边青年。

列车驶离嘉兴站时，车上车下爆起一片哭喊声，直到过了嘉善，哭声渐渐平息。很多人牢牢地占住窗口的位置，把住窗框，目光依恋、近乎贪婪地捕捉田野浓浓的秋色。也有些胃功能较好的人开始悉悉索索地剥起五芳斋粽子和茶叶蛋来。

十五岁的我是无知的。比我大两岁的汪尧在嘉兴勤俭路上用军用水壶买了二斤散装葡萄酒，这竟成了我们的第一个秘密。列车一路呼啸往北，五天五夜中有人咬破手指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有人打开日记本记下新的一页;有人偷偷地试探着将母亲买给的云片糕和奶油糖塞给东北来的领队……五天五夜，车厢里发生了很多故事，这些都为以后众多情节纷繁的长篇小说作下了铺垫。而我和汪尧，却深深沉浸在葡萄酒辛辣而甘甜的引诱里。窗外的土地越来越荒，车厢里的空气越来越冷，乃至到铁路终端樟岭车站，被抛进苍茫一片的雪原之中，我还如处在梦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