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珏

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曾在图强林业局（原阿木尔区老潮河林场）工作过的嘉兴老知青朱康伟夫妇重返大兴安岭，同行的还有他们那个可爱的小女儿。小姑娘骄傲地告诉我她叫小桦，并特别强调是美丽的白桦树的“桦”。我会心地笑了，因为我深知康伟夫妇的用意，这个名字里充满了对大兴安岭的爱恋，寄托着他们对苍茫林海终生难忘的回忆。

那些老知青的孩子可能无数次地听他们父辈讲过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故事，然而那段岁月早已成为模糊的历史背影，如今展现在小桦面前的只是连绵的青山、清亮亮的河水与恬静秀美的小山城。他们已无从体会父母当年所遭遇的杳无人迹的大东北的苦寒与荒凉，永远都不可能知道那些嘉兴知青在这里流过多少热汗与泪水，历经了怎样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1970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十一月的大兴安岭已是白雪皑皑，知青专列停靠在林海雪原深处的终点站——樟岭，而这里距他们的驻地阿木尔区几个林场还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那些刚刚告别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大孩子们欢呼雀跃，忘情地打量着面前这个全新的白银天下、琉璃世界，根本没有意识到高寒禁区的残酷可怕。其实，他们要去的几个林场还仅仅是一张图纸，边界位于北纬53゜33?43″，位置比漠河的北极村还要向北几公里，隔着黑龙江就是俄罗斯远东的西伯利亚，懵然无知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就要踏上中国最北部的那片土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