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奕雄

抗日战争期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众多文物南迁，以避免落入日寇手中，其中7000多箱存于峨眉7年多时间。

故宫文物在炮火和硝烟中南迁，可谓史无前例的文物“长征”，在中国和世界文化保护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因存于峨眉的文物无一损坏，无一丢失，负责管理的那志良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胜利勋章”。

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多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由故宫博物院等处迁藏南京朝天宫的文物安全堪虞。

1937年11月至12月，故宫文物分3路西迁：南路80箱经长沙、桂林、贵阳到达安顺，后来再迁巴县；中路9331箱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到乐山；北路7287箱经郑州、西安、宝鸡、汉中、成都到峨眉。

最后一批运出南京，已是12月8日。5天后，南京陷落，日军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还有2954箱来不及抢运，仍藏南京。

北路自宝鸡到峨眉，由故宫博物院科长那志良主其事。

迁 徙

那志良（1908—1998年），字心如，满族，北京宛平人。1925年1月，年方17进入故宫，相继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收故宫文物和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和发展。他深入研究玉器、石鼓，是我国著名的玉器专家，著有《玉器通释》《古玉鉴裁》《玉器辞典》等，还有《石鼓通论》《玺印通释》《晋唐以来书画家收藏家印谱》《中国古物通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等传世。

本来那志良是负责南路文物迁运的。当他押运着故宫最精华的80箱文物由南京经武汉到长沙，藏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后，1937年12月中旬接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电报，要他立即赶到汉口，接受新任务。待他抵达汉口，即被派往陕西，负责北路文物的迁运。

当时北路7000多箱已由马衡的儿子马彦祥等人押送火车到了宝鸡，存于城内关帝庙和城隍庙。那志良接手后，主持《运存宝鸡文物箱号清册》的编制工作，因为从南京仓促撤出的文物，装车时只记载箱数，而没有记箱号，这样不便查寻。此事办完不久，1938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立即将宝鸡的文物运存汉中。那志良与助手吴玉璋等赶往汉中，与汉中专员商议存放地点，选定了南郑县城的文庙和褒城县宗营镇的马家祠堂、范家祠堂、大庙。

那志良争取到了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的帮助，用军用卡车从1938年2月22日开始装运，共分4批翻越秦岭，到4月10日，历时48天，全部运到汉中，存入预选的4个存放点。

其中，第四批遇到大雪阻碍，路上积雪二三尺厚，道路根本看不清，汽车摇摇晃晃，不是碰到石头，就是陷入泥坑。车队被迫停在一个小村庄边，押运人员和司机饥寒交迫，怨声不断。那志良得到消息，立即派人买了大批食物送去。后来在车轮上拴了铁链，好不容易才安全到达汉中。

没想到，他们在汉中才住了一个多月，又得到立刻转运成都的命令。

按照马衡院长选定的地点，那志良历尽千辛万苦，押送汽车队到了成都大慈寺，存于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内。中途在川北广元转换汽车。经过绵阳附近时，一辆卡车不慎从一座临时搭建的便桥上翻到了河滩，幸好没有落到水中，所载都是图书档案类文物，车毁而文物无损。自1938年5月至1939年3月陆续运完，历时10个月。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成都办事处，那志良为办事处主任。

就在存于南郑和褒城的文物还有一部分尚未开运成都时，马衡又接到急令：限于1939年5月底前全部运离成都，另择存放地点。

马衡决定迁往峨眉，指定那志良全权负责办理。

那志良知道，从成都到峨眉，5月底根本运不完。他派科员牛德明先到峨眉做准备工作，一部分文物直接从成都运峨眉。他自己去了彭山，物色了一所学校和一座庙宇作为临时储存所。将大部分文物搬到离成都很近的彭山，以符合5月底前全部运出成都的命令，再转运到峨眉。

这样，故宫博物院成都办事处就管辖着汉中（南郑）、褒城、广元、成都、彭山和峨眉6个临时办事处，但每个办事处都只有一人负责，分别是南郑薛希伦、褒城梁廷炜、广元曾湛瑶、成都吴玉璋、彭山郑世文、峨眉牛德明，另有吴凤培、刘承琮、马惠深、牛德善、华友鹤等5人分别担任押运工作。他们都是故宫博物院的职员，自1933年2月从北京出发以来，一直为文物的迁徙忙碌奔波。

实际上，存于成都的文物于1939年6月4日才全部运离，至7月11日悉数运抵峨眉，存放于县城东门外的大佛寺和西门外的武庙。其间6月11日，日本27架飞机轰炸成都春熙路、盐市口等繁华地带，炸死200多人、伤400多人，毁房4700多间，幸好没有炸到大慈寺。

到了峨眉后，那志良才知道，他们刚离开宝鸡不久，宝鸡就受到日军轰炸；汉中南郑文庙也在文物全部迁走后12天，遭到日军飞机7颗炸弹，成了废墟。心中庆幸每次都是先撤后炸，逢凶化吉，莫非冥冥中有神暗助？他认为，这是因为“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

寄 居

到峨眉的文物，5094箱存放在大佛寺里。

大佛寺是明代万历年间无穷禅师四处化缘费时15年修成的十方丛林，占地百亩，五进院落，禅房140多间，殿宇宏敞，壮丽雄伟。

那志良将大殿及其毗连的厢房，都用来作库房，其他房间仍由僧人做佛事和居住。中间筑了道墙，分隔开来，以便管理。

大殿地面坚实，十分适合堆放文物箱子。有些厢房的地板已经朽坏，只好拆去，重新铺设。和尚提意见了：怎么乱拆呢？那志良请来当家和尚，一同实地察看了一遍，凡拆了破旧地板的，都折价予以赔偿。又令人绘制院内平面图，标明借用的房屋，签订租用合同，付了一笔租金。和尚也积极配合保护文物，双方都很满意。

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就设在大佛寺里。警卫部队一个连，也以这里作营房。

峨眉武庙是供奉关羽岳飞的，也称作“关岳庙”，现已不存，遗址在今峨眉一中内。当时已经荒芜，关岳塑像都倒塌了，住着几个流浪汉。那志良给他们分别发放少量搬迁费，打发走了。然后，请来泥水匠，用砖头砌了围墙，以策安全。endprint

院内也作了全面修整，地面重新铺地砖，安了许多木架。牛德明将支木架的木墩设计成凹字形，凹口的宽度与木架底杠相切，稳固而又能通风防虫，避免受潮。

武庙存2192箱。他们细致地编制了各房堆放的木箱号码索引，以方便查找。

武庙西配殿藏置的10个石鼓，相传是周宣王时代、实则东周秦国的遗物，每个重约1000公斤，唐代出土于陕西凤翔府陈仓荒郊岐山之阳，因其刻有介于籀篆的400多字，记载秦国国公陪同周天子游猎盛况，无论是史料价值还是书法艺术价值，都异常珍贵。

那志良用木板在西配殿里隔出一小间作为宿舍，白天到大佛寺内办事处办公，晚上住宿武庙，夜夜面对石鼓，研究石鼓资料，临写石鼓文。后来写成专著《石鼓通考》，1958年在台湾出版。

马衡先生是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对石鼓颇有研究，写过一本《石鼓为秦刻石考》，认为不应称“鼓”，主张叫“秦刻石”。他考证所刻文字是春秋秦缪公（一写作穆公）时期的，而郭沫若则认为是春秋秦襄公时所作，也有学者说是战国秦献公时的。尽管年代有争议，但都认定为东周时期秦国的遗物。

1940年1月7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重庆听了马衡院长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介绍后，特地写了《十二用寺字韵》一诗，热情颂扬故宫人的护宝精神。

鉴于乐山城区1939年和1941年两次遭受日军轰炸，峨眉大佛寺红墙黄瓦，目标显著，周围的民房多为草房，易燃，为安全起见，存于大佛寺的全部文物于1942年11月10日至12月22日转移到峨眉城南4公里左右的土主庙和许氏祠堂（都在符文乡大楠村）。武庙也移出一部分。这样，武庙变成2047箱，土主庙3490箱，许氏祠堂1749箱。

那志良派吴玉璋住许氏祠堂，调乐山办事处的梁匡忠管理土主庙。武庙库房由薛希伦女士看护。办事处也迁到武庙内。

1943年夏，靠近西门的一家鸦片馆，因瘾君子乱扔的烟蒂烧着了垫床的谷草，燃成大火，相邻的油坊很快也成燎原，烈焰冲天。武庙离西门很近，那里有一大片茅草房。那志良见状，立即命令守军一位排长迅速带着20多个士兵去救火。

由于峨眉没有自来水，从故宫带来的消防水枪不起作用。那志良叫他们拆房子，隔出一段距离，免得大火危及武庙里的国宝。可是谁也不让士兵拆自己的房子。这时，火乘风势越来越猛，蔓向西门越来越近，那志良和排长赶紧找到保长，告诉他：“将西门外所有的住房、店馆、猪舍全部拆除。如果大火烧不出西门，所有被拆房屋的损失由故宫博物院负责赔偿；如果大火烧出了西门，我们概不负责。”保长同意了。众士兵拼尽全力拆房，刚拆完，大火就窜出西门，一个小庙的道士被烧死了，但火势没有再向西蔓延，武庙安然度过一劫。

每逢天气晴朗时，库存的文物要摊在院坝里翻晒，周围由士兵严密戒守。那志良被峨眉县中学聘为兼职英语教师，他的三位学生，有幸跟随他观看了一次翻晒服饰、玉器、兵器和奏折四类文物的过程。其中，一位名叫谭永富的峨眉弟子，在《西部散文》2009年第2期发表一篇题为《国宝目睹记》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他于1945年盛夏在武庙里观赏翻晒文物的情景。

1944年秋，符溪河洪水冲塌大佛寺山门，幸亏国宝已于两年前转移。该寺从此衰落，1952年改为粮仓。1998年至2008年修成的峨眉大佛禅院，即是沿用此寺名字另行择地重建的。

归 途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准备将存放于巴县、峨眉、乐山的文物汇集重庆，再转南京。

那志良是峨眉文物东运的总队长。1946年5月15日，他租用新绥汽车公司卡车一辆，装了16箱文物，先到成都，找到四川公路局一位副局长，同行到重庆，检查路况。他们议定，其后文物运输线路由峨眉经乐山、荣县、内江到重庆。其中荣县至内江的路况最差，坑坑洼洼，难以通行，决定由故宫借钱给四川公路局抓紧时间修复。

之后，由川湘公路局的汽车运送。6月18日，首批5辆卡车，排列于峨眉城南门口，近百名士兵守卫。十多辆木板车从西门方向将一箱箱文物拉来，卸下，再装上卡车，然后由那志良指挥，开往乐山方向，直达重庆。这样来回跑了几趟，共动用卡车256辆次，至9月12日，才全部运完。从1939年6月至1946年9月，故宫文物在峨眉保存了7年又3个月。那志良从此离开了典守七年的峨眉。

到了重庆，故宫文物藏入海棠溪向家坡山脚原国民政府经济部贸易委员会的库房，称作故宫博物院重庆丙组办事处，由原峨眉办事处职员负责管理，那志良仍任主任。甲组是巴县迁来的，位于向家坡山顶仓库。乐山转运来的为乙组，入存向家坡山腰一带的库房。

文物迁离峨眉前夕，故宫博物院将国民政府颁赠的“功侔鲁壁”巨匾，送交武庙、土主庙和许祠。这是当时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对峨眉人民保护国宝的高度赞许。

日军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后，发现了朝天宫所存2954箱文物，喜出望外，曾想将这批文物运到日本去。据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第83页上说：这时候有几位汪精卫伪政权里的部长竭力反对，才没有运成。但日军将文物悉数移往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和东方中学四个地方，而将朝天宫库房先后用作武器弹药库和伤兵医院。

抗战胜利后，故宫方面于1945年9月即派员前往南京，收复库房和散存于北极阁等处的文物，所幸损失极少。当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南京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同时派出代表团前往东京，追索日军从中国各地掠夺往日本的其他文物。还追索回汪精卫作为礼物赠送与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的清代巨大翡翠屏风、白玉花瓶、青玉花瓶等文物。

从1947年5月31日开始，集中重庆的文物由水陆两路分批东运南京，至12月8日完成，历时半年，都存放于朝天宫。

故宫文物在炮火和硝烟中南迁，可谓史无前例的文物“长征”，在中国和世界文化保护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7000多箱文物在峨眉七年多时间无一损坏，无一丢失。1946年5月，国民政府奖给那志良一枚抗日“胜利勋章”，以表彰他为保护中华文化精品的卓越勋劳。整个故宫只有两枚，另一枚的得主是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

1949年1月，那志良奉命押运一批文物从南京东迁台湾，从此长居台湾。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那志良担任书画处处长。1998年病逝，享年90岁。

2011年，乐山市文化局向南京博物院申请到了两个当年装运文物的木箱，现在它也成为文物了，今列展于乐山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