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娜

说起来虽然有暴露年龄之嫌，但我的第一部话剧启蒙就是孟京辉的《臭虫》——那是2000年的冬天，我刚开始读大学，彼时以孟京辉为代表的先锋话剧在北京的年轻人中已热得如火如荼，但在上海却几乎还是极其小众的话题，所以当我们去到北京被当时北师大的小伙伴们忽悠去看“先锋话剧”时，其实连不先锋的话剧也没有看过一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立刻就被孟京辉的舞台吸引：那个悬挂在舞台正上方的钢铁装置即使放到现在看依然“先锋”，所有的配乐都由青铜器乐队现场演奏，这让现场的气氛几番爆棚。而演员们那种极具爆发力的表演和台词更是牢牢抓住了台下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和心，演出结束后孟京辉直接就拖了张椅子坐上台和观众开始交流——台上台下都是一口京片子，随意得好像下课了的班级里一群同学隔着几排在聊天一样。那时候我们都是学生，穷开心，买的是最便宜的票，坐在观众席里又远又偏的位置，根本看不清导演的脸，也从未想过十四年后有一天能与他面对面地聊一聊天。

然而有趣的是，当十四年后的我整理这些最初的剧场回忆的时候，我忽然发觉这么多年下来，孟京辉的舞台好像几乎就没有变化过——符号化的装置、现场音乐和原创民谣、激情的演员、神经却又深情的台词。这些年来这些元素已然成为了鲜明的“孟氏风格”——比如在不久之前孟京辉为乌镇戏剧节新创的作品《女仆》里，这些元素就表现为火热的锅炉、人偶的假肢、现场弹唱的尤克里里和三个把脸涂成煞白却演得热气腾腾的男演员——于是终于有当年的文艺青年现在的媒体达人揭竿而起，吐槽孟京辉“这样的表现主义在今天既不先锋也不学术，男优用力到随时‘精尽人亡的间离与荒诞也显得如此表面文章，以一种审丑姿态花一个小时重复十分钟就能讲清楚的东西在午夜时分并不提神反而有些令人生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表现手段拼拼凑凑都是这些年见多了的老把式”。这吐槽激烈而犀利，于是忍不住当面拿出来请孟导谈感想——是的，我知道有太多“名人”容不得当面“揭短”，但孟京辉一定不在此列。果然，翘着二郎腿的孟导嘿嘿一笑：“是啊我就是没变化，所以我还年轻，他们却老了。”这一刻，这个已经50岁的“年轻人”一如既往地套着软塌塌的皮衣松垮垮地坐着，脸上挂着他招牌式的笑容——有点痞气，有点顽童，有点得意却又完全无害，让人忍不住就接受了他真诚的任性。

“我不是先锋，我只是先锋姿态做得比较足”

可以说，早在十几年前，当孟京辉凭借《恋爱的犀牛》让戏剧从小众走向大众的时候，他就是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的。然而十几年后的今天，当“孟京辉”三个字已经成为全中国话剧市场里的一块最醒目最赚钱的金字招牌时，他还是公认的先锋。对此孟京辉笑言，“先锋”这个词听起来高大上，其实特别惨。“真正的先锋是走在最前面的，他踩雷，掉陷阱里面，被人打死，被流弹打死，或者掉悬崖底下去，或者被雷劈了。如果你想当先锋没那么容易，但是作为先锋他有先锋行为，还有先锋姿态，还有先锋观念，还有先锋的操作，我觉得这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只是先锋姿态做得比较足而已——有一句话叫做，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事实上孟导过谦了，在他这行“歪歪斜斜的脚印”上，可是留下了大串闪亮的作品——单一部《恋爱的犀牛》就演了十五年，影响了一代代文艺青年，被推崇为“80后的恋爱圣经”。很多人都知道《恋爱的犀牛》不仅舞台先锋、剧本的文学性也过硬，因为那些直抵心灵的台词都来自孟京辉的才女太太廖一梅。然而文艺青年们不知道的是，为了这出戏能够上演，孟京辉可是差点“卖了”廖一梅。话说那还是在孟京辉刚因为在中戏排演《等待戈多》小有名气、被时任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院长赵有亮慧眼识金邀请去国家话剧院的初期——在此之前的一年，孟京辉的身份是待业青年，中戏改变了让他留校的决定；而进中戏前，中学老师孟京辉每月工资156元，交给父母50元，依然手头阔绰。与很多狂热迷恋舞台的同道中人一样，从拥抱戏剧那一刻开始，孟京辉便日渐拮据。这境况就业后也未见好转。“那段时间我就是赖，跟朋友聚会、吃饭喝酒，我从来不掏钱，因为我的确身无分文。”孟京辉说。复兴门外的一处两居室，是父亲单位分的房子，孟京辉就住在那里。买不起床，他只好睡在床垫上。廖一梅回忆说，孟京辉买不起一床50块钱的被子，那些年的冬天他一直盖一件军大衣御寒。

进入剧院第二年，孟京辉导演了工作以来的第一部作品《阳台》。之后，他复排了大学时代创作的《思凡》。这部从昆曲和《十日谈》中获得灵感的话剧，在东西方文本之间大胆拼贴，自由戏仿，用7000元的制作成本，创造了连演23场、在后十场几乎场场爆满的剧场奇观。自此，孟京辉的戏剧之路开始变得顺畅，《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实验戏剧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真正让他获得大众知名度的还是那部他与妻子——编剧廖一梅合作的《恋爱的犀牛》。可就是这部话剧，在它诞生的初期却充满了艰难，“没钱的那种艰难”。“演出，你得做布景、找演员、租剧场，没有人没有钱，我们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忽悠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里头就有郭涛、杨婷，还找了一个公司，说所有人力物力加起来，只需要214000元。”——十几年前的这个数字，孟京辉至今还记得。然而剧组建起来之后，公司开始后悔，说没钱，情急之下，孟京辉就把老婆“卖”了：“我说如果这个戏亏了钱，就让廖一梅写电视剧挣钱还你们；如果挣了钱，我们一分不要。然而这么一说，人家就更不相信了。”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在做生意的大学同学慷慨解囊，给了孟京辉这笔钱。“我跟他要的是现金，他说要分四次给，我就每次背个书包去装，坐地铁还怕被人偷，回家把钱藏在枕头里、铺盖里、厨房里。”

最终，《恋爱的犀牛》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票房上真正赚钱的小剧场戏剧，孟京辉从此也走上了一条被“先锋”和“商业”不断争议的道路——在中国话剧市场上，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将先锋与商业结合得如此奇特。所以当争议的声音越来越多时，他也会经常问自己：你是个诚实的艺术家吗？是个对这个时代有贡献的艺术家吗？是个伟大的，真正把自己和这个时代联结在一起的艺术家吗？你能发掘人类最深沉、最伟大的情感吗？能在其中得到满足并创造的快感吗？“追问之下，我自己就有了答案。现在很多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吃得太饱，太有钱了，太游刃有余了，太有后路可退了，然后就做不出好作品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搞艺术不能有杂念，如果还想着能挣钱，不妨直接去挣钱，既能挣钱又能艺术的这条中间道路，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存在。”

耐人寻味的是，当他放弃两全的贪心，做出选择时，这条“中间的道路”却出现了：当孟京辉的戏剧品牌获得认可之后，便开始有大制作主动找上门来——你大概很难想象，2004年北京儿艺改制后的第一部大戏《迷宫》便出自孟京辉之手，担任编剧的是史航。那一年，廖一梅已经怀孕，孟京辉不否认按行话说这是他接的“活儿”，但史航则说这部戏是孟京辉送给未来儿子的一个礼物。《迷宫》首演当天，史航在剧场外乱转，他说是因为紧张。孟京辉曾经对他说：孩子是没有办法欺骗的，他们跟成人不一样，不会看不懂也不好意思说出来。《迷宫》如果真的是皇帝的新装，只要有一个孩子在现场放声一哭，这个戏就完了。结果，怕什么来什么，那天演到一半，剧场二楼后排的音响突然坏了。尽管演员尽力扯着嗓子冲二楼喊，孩子们还是听不清演员在说什么，不顾一切往前排挤，场面一度十分混乱。散场后，孟京辉在后台大发雷霆，他已经多年不这样对剧组工作人员动怒了，但那天他十分激动。孟京辉跟工作人员说：“二楼后排观众，买的是最便宜的票，很多家庭的父母为了陪孩子一起看戏，只买得起那个价位。那是我们最可爱最忠诚的观众，他们听不到，我们就对不住他们！”从那以后，每场演出前，孟京辉都要让工作人员坐到二楼最后一排，检查音响是否正常。首演3天，《迷宫》票房突破180万。在北京完成19场首轮演出后，《迷宫》来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最后去了台湾。此前儿童剧单场盈利不过2万元，《迷宫》单场盈利超过10万，总盈利当年超过630万。

“那里有一种传承的美感”

孟京辉的新戏《女仆》在乌镇戏剧节上亮相，玩了一场午夜惊奇：十一点半开演，在一天和另一天的交界点，在现实和臆想的交界点。走进古旧的剧院，两盏白炽灯照着舞台，舞台上摆着两把折叠椅，椅子坐垫的皮已经磨破，露出棉絮。椅子对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堆花生，地上摆满了啤酒瓶和一只尿壶，花生壳子撒落一地。三个男演员，脸上画着白色的妆，戴着假发，反串女角：“我知道我们懦弱，但是我们得挣巴，死也得挣巴。”这是一句戏中台词，随后就有演员拿出小黑板，上面写着名词解释：“挣巴，北京方言，反抗的意思。”这是一场标准的“孟氏先锋剧”，当舞台上三个发力飙戏到气喘吁吁的90后演员一脸“挣巴”表情地鞠躬谢幕时，不知道有几个人会想起1989年在中央戏剧学院煤堆上排练《等待戈多》的那个一脸愤青的孟京辉。谢幕的时候，观众们站起来鼓掌，有人对着演员喊“牛逼”，更多人心领神会地笑，而孟京辉就在这个时候从观众席站起来走上台，却是站在舞台的一侧，把聚焦的中心让给了三个年轻男生——然后他把话筒递给他们，微笑看着他们，认真聆听他们并不断点头，像一个丰收季节里的农夫，在满足地检阅自己的土地。

事实上这早已不是孟京辉第一次站在舞台的一侧甚至幕后了，在之前由他领头的青年戏剧节开幕式上，他扶植的青年导演推出作品，灯光下孟京辉一身黑色西装，也是这么站在舞台的一侧，向观众依次介绍各位年轻导演。私下里，孟京辉说他喜欢意大利那些古老的家族鞋店，“那里有一种传承的美感”，就像带这些年轻人排戏，也是传承：“师傅有一块小蛋糕，不如带着徒弟们一起做一块大蛋糕。”如今，北京之外，天津、上海、深圳、成都都已成了他演出的“码头”，“我之所以一直不拍电影，是因为舞台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安全。等我活到100岁死的时候，我算了算，我有800万观众。这挺牛逼的！”

说到“牛逼”，还有个段子，据说乌镇戏剧节期间黄磊的似水年华酒吧里每夜都有聚会，通常喝多了之后文艺青年黄老师就开始抒情——“这儿就是个乌托邦啊！”然后孟京辉就一拍桌子：“牛逼！”黄老师又说：“水波里都荡着戏文……”孟导又拍桌子：“对，牛逼！”席间有媒体人趁机采访：“孟导你谈谈戏剧节的感受呗？”孟导：“牛逼啊。”“那……具体点呢？”“乌镇这地方特别牛逼……”于是大家都去喝酒了。拿这个段子问孟京辉，北京男人嘿嘿一笑，侃侃而谈：“我也一直对演员说，我对他们表演的要求就是要——牛逼。在我看来，所谓牛逼，就是超越别人的想象力，我觉得牛逼就是有魅力，就是你得找到戏剧舞台上的一个新的空间。原有的空间是安全的，是被你探索过的。但是呢，这也使魅力渐渐黯淡下去了，所以需要新鲜的空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怕失败，永远不能呆在舒服的地方。当我们从这儿往那边走，看到一个模棱两可的、依稀的方向的时候，你会做无数次的选择才能到。但是如果你每次都特别简单地选择保守的方式渠道，那就是没有风险、特别肤浅的一条路，你要是走这样的路，那真的就一点儿能量都没有，你没有光。但如果你每次都做大胆的、未知的、你自己都害怕的选择，到了那儿以后你就发现把你所有的能量都带过去了。”

话虽如此，其实当年以一个“挑战者”身份出现的孟京辉，却是从不惧怕别人来挑战自己——因为他往往在别人挑战自己之前就先完成了对自己的挑战，哪怕是他已经最为成熟的作品《恋爱的犀牛》，在2014年的版本中，他还是用电子、噪音和摇滚乐取代了99年版那些早已脍炙人口的民谣，用干冰给舞台加入了更多的迷幻色彩，用直白取代了明明和马路身上的忧郁情愫。十五年后的犀牛，还是能体现当代年轻人的模样；而十五年前弹着民谣的我们，却已经不再年轻。“青年导演就是在一直失去平衡。”这是老孟对于“青年导演”的定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的确无愧于自己的自我定位——永远的青年。“我热爱生活。”这是孟京辉告诉我们的最直接的创作动力：“因为有激情，还是得干自己想干、愿意干的事。”

仿佛为了印证这句话，2014年孟京辉工作室可谓“火力全开”，据说在网络上键入关键词“孟京辉”，你至少能搜索到16个分布世界各地的、正在售演的孟京辉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空中花园谋杀案》……而孟氏代表作“悲观主义三部曲”更是在全国各大高校开始了巡演，就在大学里的大礼堂里。对此，相比能带来收益的商业演出，孟京辉却更看重高校巡演：“我们这次去了将近七十个学校，有的学校演三场，但大部分学校都只演一场，但并不是每个剧场都能跟专业剧场相比。同济大学的剧场景深才八米，跳舞都跳不开，那也得营造出等量来；下一个剧场能装一千六百人，突然间面对的舞台也大了，你也得适应。最重要的是判断，我不一定每场都在。一百场，也就只有我们，特别能战斗，我们能行！”老孟使劲儿夸这群刚刚一脚踏进大学校园的孩子，学他们看《恋爱的犀牛》时认真的表情，瞪大眼睛、绷紧后背、探着脖子，浑身上下都在散发着脑袋中的“饥饿”：“你要知道这还是帮大学生哦，多么令人激动！”

事实上，不管是在乌镇戏剧节上对“青年竞演”单元的关注与重视，还是在刚刚闭幕的2014北京青年戏剧节上劳心劳力分文不取，我们都看出了孟京辉对年轻戏剧人的拳拳期许——谈到青戏节选择剧目的标准，孟京辉老话一句：“得牛逼啊。”在孟京辉看来，那些有创意的、并不那么主流的年轻人，就是“牛逼”的年轻人，扶持他们，就是打造北京青年戏剧节的首要任务。“他们必须有不怕失败的勇气，但他们也需要鼓励，如果我们谁也不来鼓励，那么有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可能就丧失了锐气和向前突飞猛进的热情。而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了他们，帮到了他们，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后，这些年轻的戏剧人就慢慢成长起来了。”

“他们最需要的不是钱。”孟京辉特意补充，“我有一次参加圣丹斯电影节，电影节主席到中国来，说，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想完成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但是你们现在都没有完成，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们还是不想拍，你们要想拍，早就拍了。”对此孟京辉特别感同身受：“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那些导演可能都不是真想，不是真爱这个！我当时在做话剧的时候，研究生都毕业了，我五十块钱一条的被子都买不起，盖着军大衣睡了一个冬天。但是挺快乐啊！钱不重要，什么重要？才华——你真的得有艺术的基因，看到一个东西，你有美的想象，有一种超现实的对生活的理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不认为我就是多么多么有才华，我就只能说——好多关键时候，上帝眷顾我们这群善良的、勇敢的、多情的人。”

记者：首先我要代表中文系的同学们问一句，如何才能跨界成为一名戏剧导演？

孟京辉：我在大学学中文的时候，觉得舞台对我来讲非常神秘，我经常一个人就在想，如果我要当了导演以后，舞台能什么样什么样。结果我86年大学毕业了以后，去一个学校当老师。那个时候人家跟我说6年以后你就会成为国家级院团的一个导演，那打死我也不会相信的，人生6年很快的，我怎么可能？果然6年以后我的研究生已经毕业了，分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当了一名小导演，然后排一些小剧场的戏剧，当然我也做了，也发现了没什么可能不可能，现在让我当一个国家领导人也敢干，只要你有一个雄心，只要你有一个胆识，你要有情感的力量，你要影响别人，咱们都是时刻准备着嘛，我们从小就这种教育，时刻准备着。

记者：据说这一代文艺青年都是看着《恋爱的犀牛》长大的，能谈谈它的创作么？

孟京辉：《恋爱的犀牛》是个意外的收获。原来我觉得它比较轻，思想性弱些，后来就改变了看法。八十年代以来，小说、电视剧都不给“轻”的东西地位。现在有人评判艺术的标准是有力度，有爆发力，如果你狠不起来，他就认为不好。《恋爱的犀牛》在剧本、音乐的创作及结构的安排上都是按照理性进行的，演员的表演则重在感情表达，它对我来讲是一种美学突破。从我开始做第一个戏到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做自己不愿做的戏，有的是在做的过程中遇到阻力，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到现在我可以说，每部戏都是我想做的，没有受到创作失败的打击和伤害，所以就玩得特别无所顾忌。

记者：所以你是个“爱玩”的人？

孟京辉：一个艺术工作者在面对自己作品前有几个东西其实挺重要的——一个就是技艺，技艺就是技巧，你得有本领把观众给带进来，这特别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勇气，有了技术，还得有胆识，你得敢来，不能胆小如鼠，你得大胆，你得勇敢，得有勇气，而且得有远见。你光有勇气不行，你得知道这个东西卖得多远，卖得多牛；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情感的力量，那种软绵绵的感觉天塌下来的感情叫自作多情，像张爱玲那种，但是我觉得自作多情的东西真的不来劲，它得有情感的力量，这种力量能透过空气，透过人和人之间的空间，能直接打动观众，有这几个东西咱就牛了，咱就高兴了。咱们做事就有目的：有事干。否则的话干嘛？我们干别的就完了，我们卖卖房子，我们搞搞房地产，卖点旧家具，卖点破烂，什么都可以干。为什么做一个跟人接触那么近、但是有魅力的这么一个舞台，我们为什么干这个？你要干这个就得不一样。

记者：你年轻的时候比现在更锋芒吗？

孟京辉：我现在也挺年轻的。（笑）

记者：好吧。其实之前我们说到“先锋的姿态”——的确十年前你开创出这条路子、大家都没接受的时候，叫做先锋可能比较合适。但现在那些大众都熟悉了，孟京辉式的元素大家都知道了，你再保持“先锋”，做出一些创新和改变是不是越发困难？

孟京辉：我曾经说过“先锋必将被先锋所替代”，有什么比先锋再先锋呢？所以这件事情要往前走，我觉得倒不怕，只要自己往前走就行了。这个概念也在不断地变化当中，美学概念、戏剧运动的概念、这种一代一代人更替的概念都是。

记者：作为“永远的青年导演”，近期你的团队和作品也一直在全国各大高校巡回演出，那么你对学生戏剧社团普遍存在的“有热情缺经费”现象有什么好招可支？

孟京辉：只要有地方排练，有热情，这就可以了！演员呀，千万不要找那种专业的演员，你们驾驭不了；找长得不好看、长得歪瓜裂枣的，那就是你们的特点。舞美没钱？我告诉你怎么弄。你有布，有报纸，有易拉罐，有饮水机的桶——那种桶摆满舞台，显得很豪华的！哎，灯光打过来，还有那种参差不齐的神秘。还有那什么，鞋！男生的臭球鞋，剪一剪，塞上纸，弄上十几双用绳子给吊起来。灯光没有？其实这种就可以啊，你演着演着，就干净利索地来一句——“收光”或者“闭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