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红辉，王学军，肖凌

（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院，广东深圳 518055；2.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一、引言

企业家是经济的发动机，是最重要的经济主体，企业家带来社会创新、创造社会财富，解决社会就业，带动经济增长。是什么原因使企业家之所以成长为企业家呢？对企业家的研究，Shane和Venkatamaran在学术领域对此定义做了最好的尝试，他们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定义为：“学术上研究的关于如何、谁、应用什么样的机会去发现、评估和开发来创造未来的产品和服务”[1]。很多学者认为Shane和Venkatamaran对企业家研究的定义在学术领域是最好的，从 Shane和Venkatamaran的定义可以看出，该领域包括了机会来源和发现、评估、开发利用机会过程的研究，因此对企业家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首先解释企业家发现机会的来源。

二、企业家机会发现

企业家行为取决于机会自身的特性与开发这些机会的人的特性互动[2]。较早哈耶克就认为机会是客观的，但发现机会是主观的[3]，Knight在介绍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时也用不同的话语表述了此观点[4]。奈特认为风险是客观的，不确定性是主观的，并证明了不确定性承担是企业家的经济功能。奈特认定企业家是纯利润的获得者，利润是从企业的收入中所有的契约支付后可得的剩余收入，它是对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成本的回报。奈特认为不确定性是指未来演变的后果难以被事先推理确定，或由可借鉴的统计来推定确定的情况。奈特主要感兴趣于说明市场与一些机构（如大公司）如何一起促成那些最有能力承担专门不确定性的公司于不确定性状况下做出决策。做出产品决策的主要素质是远见，个人在其所具有的远见上差别巨大，而竞争能确保那些最具远见的人专门从事于产品决策。

卡森认为一个现代企业家的综合体即为一个专注于整合稀缺资源的判断性决策者[2]。判断性决策就是不存在明显正确的程序的决策，即一个判断性决策不能简单地输入几个可利用的数据于一个科学公式中，依靠这几个基本数据就能做出该判断性决策。此外，在现代企业家理论中机会是实在的且独立于觉察它的企业家外的。例如Shane和Venkataraman[1]，还有Casson定义企业家机会为新的手段到结果的关系的发现，通过该手段到结果的关系，新产品、服务、资源与机构被创造出来[5]。因此，无论如何对企业家成长来说，产生机会的原因需要解释。

关于企业家与企业家机会之间的关系的联系，哈耶克和Kirzner、Schumpeter和Williamson等学者的企业家理论文献对此有过解释。

哈耶克的企业家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其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家的缺位是与均衡市场的假设紧密相关的[3]。哈耶克认为，经济学的实证意义是在于调节市场使其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知识的交流与获得。哈耶克设想了一个持续发现的世界，不是那种巨大的发现，绝大部分只是关于个人在某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需求的小发现。显然哈耶克认为市场均衡是企业家持续发现的结果，这些持续的发现即成就了企业家机会。

对 Kirzner来说价格调节是企业家的主要作用[6]。在市场上如果错误价格盛行，获利的机会就会存在。如果差别价格在同一个市场上盛行，这在这个市场不同区间就有套利获利的余地。从而不均衡的信号是企业家的突出特征，信号能使一些个人通过改变价格涉入市场，而其他一些个人却只是通过改变自己的买卖计划来简单地反应。因而，企业家主要功能即是作为一个套利者来使市场均衡。哈耶克和 Kirzner同为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学理论的首要功能是根据理性人的活动来解释人的行为，并考虑哪种程度上理性人的互相影响会产生非预期的结果。Kirzner的理论假设既然市场通常是非均衡的，机会就是经常客观存在和可得的。就关注经济增长而言，因企业家调节价格，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精神就会带来更大的经济财富。然而对奥地利学派理论来说，机会来自哪也很少提及，更多的只是说到技术性质。就关注技术知识而言，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认为企业家仅是发现了知识而不是创造了机会。

熊彼得可能比其他任何著作者更明确了企业家的经济功能，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者，其功能就是创新，或带来新的组合。无论其是独立或是依靠公司的雇员，只要其履行上述功能就是企业家[7]。熊彼得坚持认为企业家不是风险承担者，风险承担只是借钱给企业家的资本家的功能[8]。

最有利于创新的氛围是当经济接近均衡时，此时相对容易能预见未来。最早的创新是最有才能的企业家创造的，这些创新证明成功后将会鼓励次有才能的企业家去跟随。因为他们采用的理念先行者已经试过，所以那些支持次有才能企业家的资本家觉察到风险是相对较低的。然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波跟随的创新很快就消退了。象奈特一样，熊彼得认为有才能的企业家是稀缺的，他们的稀缺不是太因为他们的机灵或他们的专家性质，而是因为其心理素质。我们可以推断熊彼得的企业家机会是与创新紧密相关的。

威廉姆森在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解释了企业家机会[9]。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缺陷是其强调静态比较分析以及强调区分公司与市场之间的一般的边界条件。实际上，传统上公司的交易成本理论在解释生产企业的范围时比解释服务和知识型企业如 R&D（研发）或咨询公司的范围时更有效[10]，而且交易成本理论发展为更多是一种契约理论，而不是一个公司理论。事实上，威廉姆森认为创新更可能发生在小的公司里，而大公司在生产和创新的传播方面更有效率。

因此 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论基本上是把企业家视为公司层面的，即公司企业家或内部企业家，而对不同的公司企业家来说机会是不一样的，如小企业的创新将是利润机会的来源，而对大公司来说，利润机会或来自于大量资本扩张推动与制造的规模效益带来的利润机会。因此Williamson认为对小公司的企业家来说，他认为企业家的机会与熊彼得的观点是一样的，来源于创新，而对于大公司，企业家的机会则来源于资本扩张推动与制造的规模效益带来的利润机会。

三、知识作为资源的企业家机会

机会是外生的是企业家理论文献中流行的观点，而经济学文献中最流行的创新理论认为机会实际上是内生的。Zvi Griliches得出了一个知识产品函数模型，假设公司是外生存在的，致力于把新的经济知识输入到一个过程中产生内生创新活动[11]。根据这一系列的文献机会不是外生的，更多地企业家机会是内生创造的，机会在某些产业中比其他产业更普遍。它们在一些经济领域比其他一些领域更能强劲地起作用，因此其特别存在与某些经济区位相关联的特点——如高新技术产业——这里是机会发现的地方。高技术机会比低技术机会更多的盛行，大部分创新发生在高新技术机会产业而不是在低技术机会的产业中[12]。创新成果被已有企业应用的程度在不同产业中也是不同的。企业家理论文献关注个人作为决策的分析单位，而创新经济学文献把公司作为决策分析的单位。

经济学上对现代企业理论开创性的工作是由科斯做出的。科斯提出了企业的契约理论，科斯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企业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出现的原因就是节约了交易成本，企业的主要功能是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可取代价格机制功能的单位，而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之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威廉姆森、詹森和麦克林、张五常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等学者发展了科斯的理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交易费用理论和代理理论。前者包括间接定价理论和资产专用性理论，后者包括代理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企业理论解释了企业产生的原因，企业为什么存在等，因此谁将成为企业家势必在企业理论中也可以找到解释。

科斯认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能够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的手段，在市场中资源的配置是靠价格机制来调节的，而对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则是通过权威关系来进行的。企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权威关系可以很大程度减少需分散定价的交易数量，即企业家或代理人可按照合约对投入资源行使优先使用权，而可以不顾每项具体活动与资源的价格来指挥生产[13]。“权威”在科斯的理论中无疑是企业产生且得以运行维持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个权威是由能获得企业剩余价值的企业家来行使的，但科斯并没有论及企业家的权威的来源。

张维迎在这方面做了尝试，他在他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试图证明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从而说明为什么是资本家拥有成为企业家的优先权。张维迎认为他的分析“为存在于企业内部企业家与工人之间的非对称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这种非对称关系指的是，企业家拥有对工人的权威，工人则同意在一定界限内服从这一权威。”同时他还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企业家资格（entrepreneurship）从来都是和资本家相联系的：当且仅当一个有较高经营能力的个人同时也是资本家时，他才成为一个企业家。为什么要成为企业家的人会受到其个人财富的约束？原因是经营活动主宰着不确定性，且经营者的行为更难监督。经营职能应由那些最称职的人来行使，就展示经营能力而言，富人做企业家的选择相比于穷人来说具有更大的信息量，个人财富既是他能力的一个很强的信号。因此在张维迎的理论框架中解释了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具有资本的人更易成为企业家。这即是张维迎的企业家理论。

但这个理论在目前称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实中多少有些难以解释一些产业中的企业家创业现象，尤其是高技术行业中的企业家创业现象。许多并不具有货币资本的个人或小团队成为创业企业家，但他们拥有知识，如某项拥有潜在市场的产品技术的知识、或知道如何运行某类型商业模式的知识等等，无论是微软的比尔.盖茨，还是苹果的乔布斯，抑或是 Facebook的扎克伯格，他们开创企业的时候都不是资本先行的，我们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乔布斯与其创业同伴在车库开始苹果公司的经历，扎克伯格在哈弗大学因被女友严厉斥责之后以发泄的方式建立一个哈弗女孩排名的社交网站大受欢迎而开始 Facebook，微软的盖茨则与同伴开发计算机基础语言软件开始到把电脑由原仅能由专家知道操作的工具开发成为各个家庭的普通电器产品，他们都创造了伟大的产品或商业模式，他们是因为知道了某种产品、技术或商业模式，将带来巨大的市场而开始了企业。而知识确实是这些企业家开创企业的根本源动力。

知识契合了科斯的企业赖以分配资源的“权威”的概念，从而解释这种权威的来源。管理学认为“权威”来自于五个方面，法定的，强制的，奖赏的，专家的，参照性的，在企业这样的组织中，没有军队等征服性的机构，显然权威不会来自于强制。或许看在资本的面子上，企业家会有合法的权威。但如何解释那些一开始没有资本的企业家，他们的权威显然即来自于他们的知识，这既是专家的权威来源，以及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因拥有知识的专家能力的感召的权威来源。也正是这种专家能力的权威使拥有知识的预备企业家能获得一些风险投资来源，从而使资本变成一种相对于以前来说，在一项创业中最为重要的资源成为了不再那么重要的资源，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特征，知识的重要性在上升。

经济学家对于知识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漫长的过程。很早的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与马歇尔对知识的重要性就有所认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技术进步（代表知识累积）对促进经济成长的贡献，马歇尔指出知识的进步与扩散总是导致新方法和新机器设备的使用，提高劳工和资本（即机器设备）的应用能力，知识是促进生产力的最有力的发动机。熊彼得指出创造性破坏（或创新）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强调知识创造和创新活动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原因，从而促进了长期的经济成长[1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茨在 1996年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指出现代经济成长的特点是：平均劳动生产力的长期持续增加，而生产力得以长期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是世界科技和社会知识不断累积与有效应用的过程。知识在生产上的应用就成为产出增加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这些就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一些经济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指出，如果抽离了技术进步（代表知识累积）因素，单纯的投资与劳力增加是无法解释欧美工业先进国家所得增加的现象。索洛、道格拉斯、丹尼森等把技术进步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并用一些国家的数据实证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真正把知识作为内生增长因素是提出经济新增长理论的罗默等人，自此人们对知识的重要性越来越有深入的认识，如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指出，在新的经济体系里，知识并不是跟人力、机器设备或土地等并列为制造资源之一，而是唯一有意义的一项资源。

企业家理论文献认为机会是外生存在的，而在经济学文献中机会是通过对新知识有目的投资而系统地、内生地创造的。前者关注个人的认知背景，而后者关注公司的决策，这中间至少于两者不同的观点之间提供了一些调和。技术机会集合组成了所有的技术上的可能性，这点目前已得到认识[15]，知识的投资增加了技术机会集并增强了我们关注未来的能力。企业家专驻于此，其也是企业家个人起关键作用的地方。正是罗默等人的经济新增长理论对知识技术具有外部效应、具有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的认识，因而因知识获取而使企业家发现机会，显然这些机会是内生的。

阿罗较早就提出知识固有的非排他性[16]，这个认知使大家关注知识投资的专用性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阿罗也强调知识是比其它经济商品具有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为特征的。不仅对每个经济行为者来说新想法的普通预期价值是不同的，而且这个差别本身对每个经济行为者来说也是有不同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已存在企业得出判断，新想法的预期经济价值不足以保证其本身发展与商业化，其他的经济行为者包括来自公司内部和外部的可能将取而代之，赋予这个新想法一个更高的价值。通过其他经济行为者应用新知识价值的努力，这些对新知识评估的分歧能导致新企业的产生。既然已有组织的投资（如现有企业的研发或大学的研究）产生的知识导致新企业诞生的决定，这个启动就是一种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知识从产生知识的源头传到实际知识商业化的新组织中。如此，企业家起到一个知识传递到新企业组织中的管道的作用，虽然这不是唯一的管道[17]。从Shane的论述可以看到上述过程中，关键是企业家的知识获取，这是这个传递过程的最基本的主体行动，正因为企业家获取了知识，然后创立了新的组织——新的企业，并注入了他所获取的知识。

在新知识起更重要作用的环境中企业家机会更大，既使在做决策时增加不确定性与非对称性的程度，因此无一例外地引起经济行为人为了实现他们潜在的所获取的经济知识的价值去开创新公司的一个更高倾向。在Zvi Griliches建立的其自己称之为创新的知识产品的模型中，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要求知识输入产生创造性的输出[18]。

知识增加了技术机会集并增强了我们关注未来的能力，这意味着企业家机会的增加，而增强了的关注未来的能力将增加掌控程度。而知识的溢出效应会带来更多的创造性输出，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四、掌握相关知识资源的人成为企业家的理论解析

（一）团队生产理论解释

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将重点从规避市场的交易费用转移到解释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监督成本）上来[13]。在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的理论中，在企业这样一个组织中生产，产品是企业组织中成员团队协作的成果。而在一个团队里面，很有可能存在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情况在团队协作里面极易发生，这样团队成员就会缺乏积极性，有的成员会偷懒，这就是团队生产里存在的道德风险。因此有必要有人去监督与计量每个团队成员的贡献，以防止团队成员的道德风险与偷懒行为。

团队生产理论即解决了这个内部激励的问题，该理论认为这个监督者应由那些能够取得剩余索取权的成员来担任，要不然监督者也将没有积极性去承担监督任务。科斯认为企业即为一系列合约的结合体，为了保证监督者有效履行监督职能，其还必须能根据合约掌握指挥团队中其他成员及修改契约的权力，由此可以认为该监督者的角色也就是企业家角色的职能。如果监督者的剩余权益源自于团队所有成员，那么谁将成为监督者的决策过程将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谁都想得到剩余权益。霍姆斯特姆和泰若勒认为企业所有权（或者说代理权）应当与那些边际贡献最难估价的投入要素相联系，即最难监督其行为的要素应获得所有权（代理权）[13]。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知识具有不确定性、难以度量性及不可替代性等特点，说明知识具有非常复杂的特点。罗默等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具有外部效应，具有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显然对于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知识不可能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来定价，因此其即属于边际贡献最难估价的要素，由此其也即是最难监督其所有者行为的要素。因此，具有相应知识的人成为企业家，在企业组织里行使监督者角色是团队生产的必要，这种选择是符合团队生产理论的。

（二）学习曲线——另一种基于成本领先战略的创业企业家解释

在前面我们举了微软、苹果、Facebook等创新型公司的例子，似乎对于此类公司，拥有知识的个人成为创业企业家是非常自然的事，因为对于此类企业很难想象一个不具有行业知识的人去开创这样一家企业。而对于一般产业的企业，如非创新型的企业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学习曲线的概念可以帮助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是指由于经营和专有技术的累积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实践并非都是完美的，但实践通常还是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因而当人们获得了经验知识以后，一般能够改善他们完成特定任务的绩效。

图1：学习曲线

学习曲线的确说明在一个产品的生产上，如传统非创新性的企业中，随着学习而获取知识经验，将取得成本优势。学习能够得到如高效的生产工艺、客户可接受的设计风格、公司的存货管理技术、管理员工技能、成本节约途径等等运行企业的知识，能够带来低成本、高质量、更有效的定价和营销方面的好处。波特认为，企业在竞争中赖以生存的三大战略即是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积聚，后两者在波特看来是二取一的战略，要么标新立异，要么目标积聚，否则或会犯骑墙夹在中间的错误，这两个战略似乎与创新型的企业相关。而成本领先战略，在传统的非创新型企业中，创业企业家通过曾经的从业经验的学习而获取的知识积累，也将使其开创新的企业。在深圳的光通讯器材跳线行业一些创业者的事迹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在深圳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产品，许多年轻又有抱负的该行业的从业人员，在行业内的公司浸淫多年以后，遂离职开创同类型的企业。其创业的资本门槛并不高，但学习曲线的存在，其浸淫多年获取了如何低成本生产同类产品的知识，其中也包括营销方面的低成本。早期的深圳中和光通讯公司被称为跳线工厂的黄埔军校，到现在深圳或存在上百家跳线制造企业。这种现象确有通讯产业遇上跳跃式发展的背景支持，但这么多创业者的随机出现，的确是那些聪明好学、获取更多行业产品与企业运行知识的人被选择成为了创业企业家。我们的这个发现似乎与前面所论及的Williamson的观点有些区别，Williamson认为大公司在生产传播、而小公司在创新方面更相关，他的这个观点似乎与现实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并不吻合。而学习曲线的存在，的确解释了小公司在生产传播方面的作用，这点说明了知识获取对于企业家创业机会的作用。

五、一个解释知识获取赋予企业家机会的理论模型

在上面我们阐述了知识获取赋予企业家机会的理论分析。技术机会集合组成了所有的技术上的可能性，知识增加了技术机会集并增强了我们关注未来的能力。企业家起到一个知识溢出传递到新企业组织中的管道的作用，从Shane的论述可以看到上述过程中，关键是企业家的知识获取，这是这个传递过程的最基本的主体行动，正因为企业家获取了知识，然后创立了新的组织——新的企业，并注入了他所获取的知识。

创业者因知识获取而认知到企业家机会，并通过建立新企业使这些机会商业化。对于知识赋予企业家机会因而促进企业家职业选择的函数，我们提出以下等式：

Y代表成为一个企业家的决定（通常根据可能性来陈述），G*表示预期成为企业家所赚的利润，S表示该企业家如果受雇于已存在的企业里所得的工资，其即就是潜在企业家寻求成为企业家的机会成本，γ代表所有其它影响企业家的变量[19]。从我们前面的理论陈述知道，从事企业家职业的预期利润机会是知识赋予的，企业家以获取的知识商业化的结果，因此利润是知识存量的函数。企业家机会与知识存量以及开发这些知识的效率相关性决定的，比如对于新的知识，现有企业也可以以之商业化，由此创业企业家与现有企业存在竞争，因此这有赖于创业企业家的开发知识的效率。既然我们提出的观点是基于知识获取的企业家成长机理，对奥地利学派的套利不感兴趣，因此价格可被视为常数。知识机会可表示为Eθ，这里E表示累计知识存量，θ（0＜θ＜1）表示潜在企业家利用开发知识的效率。在这里我们假定创业企业家的机敏是一定的，因为我们不想研究创业企业家更机敏一点或者更少机敏一点（即θ大一点或小一点）对他们创业的影响。由此我们得到下面等式：

方程（2）隐含假设不存在任何对企业家的组织和个人障碍。然而，Parker的一篇意义深远的文献认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财务、组织及个人的障碍存在，这些因素将影响企业家的创业行为[20]，因此这些因素的存在需要对企业家选择的方程式的修改，

B表示那些组织和个人对企业家职业的障碍，其跨越的因素包括如：财务约束、风险厌恶、法律限制、官僚主义限制、劳务市场刚性、缺乏社会接受度等等，而我们不能明确地阐述清楚那些企业家的特殊障碍，我们标明它们是跨越了一个广泛的组织及个人特点的领域，一起组成了影响企业家职业的障碍。这个障碍的存在，即一个相应的 B值，将解释为何经济行为人知难而退，不选择企业家职业，即使假设遇到一个机会，或表述为在知识将产生一个潜在获利机会的时候也是如此。

基于这个简单模型与源自宏观经济学中应用的标准假设，假定企业家的活动不为 0，我们提出以下三个命题：

命题 1：知识存量的增加对企业家创业行为有一个正面影响，究竟影响的程度取决于潜在企业家获取知识与利用开发知识的效率，这个利用效率取决于潜在企业家对知识的认知能力，即他或她的机敏，θ值将表示潜在企业家获取知识与开发利用新知识的效率。

证明：对方程式（3）Y求关于知识变量E的偏导数，

（4）式显示知识存量 E的增加将正向影响成为企业家决定，虽然二阶偏导数显示这个效应是递减的。因而知识对于企业家创业活动存在递减的影响。

命题2：对于高管制、行政管理障碍和政府的市场干预将引起减少企业家活动。

证明：这种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即是增加B，我们对Y求B的偏导数，得到下面的等式，将导出结果。

式（5）的意义即假定企业家活动大于0，B的增加对企业家职业的选择有一个负面效应。此外二阶偏导数显示在此障碍的程度与企业家职业选择的水平之间存在凸性相关关系，即障碍增加将渐增地阻碍企业家职业选择。

命题3：高工资水平将预计引起企业家职业选择的减少。

证明：对式（3）对工资水平S求偏导数将显示这个对企业家职业选择单调减少的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的模型解释了企业家职业选择是以下几个因素的函数：潜在企业家获取的知识存量（E），选择进入企业家职业的障碍，用B表示，还有工资水平S，即

六、一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以上我们以数学推导的方式证明了上面的三个命题，但还是缺乏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这里我们将寻求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特别地，我们将检验：即更高水平的知识投资会导致更大程度的企业家职业选择的活动。

根据以上的理论模型（3）式，这是一个多因素的乘法模型，因此如果我们要检验各因素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需要根据模型做了取对数的转换，这样就可以得到以下回归线性模型：

ENN代表成为企业家的决定，a1为线性回归模型的常量，EPIS为知识存量，OBST为那些对影响个人选择企业家职业的障碍因素，SALA则表示企业家如果受雇于已存在的企业里因雇佣所得的工资，Z代表所有其它影响企业家的变量。这里j表示地级市，t代表时间，误差项即为显示一般标准性质；即εj，t是假定服从独立一致分布的，均值为0，对所有j和t具有方差σ2。

（一）变量解释

我们的实证选择了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05-2010的6年的面板数据，只所以选择广东省是因为广东省经济市场化走在全国的前列，市场化机制下产生更多的企业家，其企业家的数量更多，因而有更多的样本数据来证明更高的知识投资会导致更大程度的企业家职业选择的活动。而另外一个因素是广东省的数据较其它省份在数据方面更完备。

在检验模型（8）式上，我们首先需要对个变量因数做出一些解释。

因变量ENN，我们将用企业家行为的直接后果——私营企业数来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可用的和能接受的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近似值的方法。

对于解释变量，我们的主要焦点在于解释在一个经济系统里企业家机会是知识赋予的。对于知识存量（EPIS）我们将考虑相关的三个变量来度量，首先是每个地级市企业的R&D支出，这是最直接与企业创造出新知识相关的。另外两个分别是企业的专利数量（PATENT）和企业每年的新产品产出（NEWPROD）。专利数量即为知识产权，其与知识存量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只所以选择了新产品产出，这是与学习曲线的推导而出的理由是一样的，在学习曲线上，累积产量曲线既是学习曲线的轨迹，因为产品的产出既是一个生产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新产品更是体现了这种知识的创新与新产品机会的联结。根据以上概述的理论框架，我们预期相应的知识赋予的增长通过促进认知企业家机会而增加企业家活动。当年的 R&D支出、专利及新产品产出等导致的新知识只会对下一年的私营企业数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采用了滞后一年以上三个变量的数据。

我们也考虑了用三个变量来记录一个经济体系中选择成为企业家决定的障碍程度（OBST）：首先我们加入政府一般预算收入作为一个自于政府干预经济调节的程度的近似值，政府的预算收入都来自于对各种社会经济体的征收，主要是税收，如果平均到该地级市的每个人头上，更反映这种征收的负担程度，我们用 GPERS来表示该指标。第二，公司被征税税负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创业行为，假如因为高税负企业的激励结构就会遭扭曲，企业家的初创活动就将较少发生[21]，我们用PERTAX来表示这个变量指标。第三，其他影响选择企业家职业的因素包括如：财务约束、风险厌恶、法律限制、官僚和文牍主义限制、劳务市场刚性、缺乏社会接受度等等，而我们不能明确地阐述清楚那些企业家的特殊障碍，这些综合因素是跨越了一个广泛的组织及个人特点的领域，一起组成了影响企业家职业的障碍。因此我们选择了企业每一单位盈利对应所付出的成本的比值（COSTPROF）来衡量各种障碍。

对企业家个人来讲工资水平（SALA）代表开始一项创业而成为企业家的机会成本。较高的工资水平意味着开创一个新企业相对较少回报，推测将减少企业家的活动。因而我们预期其为一个负面信号。工资变量定义为该经济水平下的年平均工资。

除以上非常相关于我们模型的变量外，我们还要插入一些其它可能影响企业家创业活动的自由变量，以前的研究显示其对企业家精神有影响，这既是模型中的a5logZj，t项。首先，一个设想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变量是GDP增长。高增长与更多市场机会相联系的。较高增长率会预期正面影响利润机会，降低风险和提高个人加入企业家活动的倾向。另一个是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其他对企业的支持性支出的帮助将对新企业的产生起到一个正相关的作用。

所有回归分析是基于21个广东省的地级市从2005-2011时期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主要源自于《广东统计年鉴》，也有其它来源的数据，如《广东知识产权年鉴》。我们在表1中列示了拟采用的变量的定义和来源。

表1：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二）过程及回归分析结果

该线性回归模型列示了9个解释变量，我们不清楚这些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为了克服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因此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以剔除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变量。

我们采用了SPSS软件来分析，我们看到有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还是较大的，如loggpers与logrd、logpatent、lognewprod、loggexp的之间的相关度都较高，虽低于0.9，但有的接近于0.9，为因此有可能存在共线性的问题。这证明有必要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来进行回归分析。

表2：描述性统计量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最终保留了6个变量，而移去了3个变量logcostprof、 loggdpgrow、 loggpers。采用逐步回归法保留的6个解释变量的最后回归模型的R方值为0.95，接近于1，因此拟合优度是较理想的。D-W值为2.374，接近于2，因此在自相关性检测上是较理想的，可以认为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

表3：模型汇总g

从逐步回归拟合得到的最后模型6的回归平方和与残差平方和来看，回归平方和的值为30.138，而残差平方和为1.496，说明线性模型解释了总平方和的绝大部分，拟合效果较理想。当回归方程包含不同的自变量时，其显著性概率值均远低于0.01，所以可以显著地拒绝总体回归系数为0的假设。

表4给出回归系数的估计，根据逐步拟合回归模型6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为：

表4：系数a

关于线性回归模型6的解释变量的t检验，其中logrd的p值为0.014<0.05，logsalary的p值为0.008<0.01，lognewprod、logpertax的p值均<0.01，常量、logpatent、loggexp的p值均小于0.001，因而均具有显著性意义。在表4的最后一列是方差膨胀因子检验（VIF），而回归模型6的R方值为0.9 5>0.9，而各解释变量的VIF值均<10，因此认为模型在多重共线性上的VIF检验是可以接受的。

而对于已排除的变量的检验，logcostprof、loggdpgrow、loggpers的t检验的p值的显著性概率均大于0.05，所以它们不能被引入模型。而对于GDP的增长率与企业家创业活动的如此不显著（sig值为0.616），令我们感到很惊讶，但如果我们仔细思索一下我国GDP的增长方式，或许能明白其中原因：我国的GDP增长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财政的高投入推动，主要是政府投资推动。这种政府投资一是直接导致了GDP的高增长，而与私营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没有多大的关系，二是政府财政投资有挤出效应，如果政府从事的功能多了，或会对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造成挤出，因而政府的投资活动或许替代了部分私营企业家的创业活动。

表5是解释变量的系数相关矩阵，我们看到各变量的相关系数除logsalary和loggexp的相关系数为-0.681外，其他的相关系数都较小，且其协方差都非常小，因此认为这些变量之间是不相关的。虽然logsalary和loggexp的相关系数不够理想，但绝对值也并未达到或接近于0.9那样高，因此并不一定要剔除其中一个变量。另我们采用的是逐步回归法，并没有剔除这两个变量之间的任何一个，且根据VIF检验不存在突出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我们按逐步拟合回归法的结果全部保留了这两个变量。

最后回归残差的直方图显示其是符合正态分布的，且不存在非常大的负或正的偏差。而回归残差的散点图显示残差分布在-3，+3之间，且主要回绕集中在0值周围，这是比较理想的，基本不存在异方差。

表5：系数相关a

（三）讨论

对于以上的实证过程，我们的主要焦点在于解释在一个经济系统里企业家是知识赋予的。通过对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式9的回归模型。该模型的解释变量通过逐步拟合回归依旧保留了我们选择衡量知识存量（EPIS）的三个解释变量，企业的专利数量（PATENT）和企业每年的新产品产出（NE WPROD），以及每个地级市全社会的R&D（RD）支出。以广东省全部21个地级市6年的数据建立的回归模型来看，这3项与企业家创业行为都是正相关的，因此以上的命题1证明是成立的，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结论：知识赋予企业家创业机会。在我们的模型中其他两个推导命题也得到了证实，如工资变量的系数为负，以及关于企业税负变量的系数为负，这证明两者与企业家创业行为都是负相关的，这分别证明了命题2和命题3，即高管制、行政管理障碍和政府的市场干预将引起减少企业家活动，社会上的高工资水平将预计引起企业家职业选择的减少。

这个模型认为知识与企业家活动之间存在非常强的关系。在逐步拟合回归过程中，最先通过SPS S软件选择的3个变量就有两个是关于知识的解释变量，且调整R方值已达到0.944，因而知识与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时高度相关的，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结论。

这个模型提供了一种是什么带来企业家新机会的解释。企业家精神被定义为研究如何、谁、应用什么系列机会去产出未来被发现、评估和开发的产品和服务。然而，这些认为企业家精神研究已关注机会发现、开发和其结果，但没有很多地关注机会本身的来源与性质。最普遍的企业家理论认为企业家活动不仅源自于个人对风险的态度的差别，也源自于个人能力的差别。本文已发展了一种企业家创业行为与知识关联的理论，潜在企业家因新知识的获取而创造扩展了企业家机会。因此企业家活动不仅仅简单包含机会套利，而且也包含开发利用其获取的知识而带来的开始新企业的创意。这点的意义在于帮我们理清了企业家理论一些问题。企业家理论需要解释机会来自哪里，我们的研究证明了是潜在企业家的知识获取导致了企业家创业机会的产生。

[1] SHANE S,VENKATARAMAN S.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5(1):217-226.

[2] CASSON M.Entrepreneurship,Business Culture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C]//Z J ACS,D B AUDRETSCH.Handbook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The Netherlan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23-246.

[3] 哈耶克.哈耶克文集[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07:107-117.

[4]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89-223.

[5] CASSON M.The Entrepreneur:An Economic Theory[M].UA(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3:20-75.

[6] 科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51-165.

[7] 熊彼得.财富增长论[M].西安:陕西师范出版社,2007:223-293.

[8] 熊彼得.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136.

[9]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94-240.

[10] LIEBESKIND J P.Knowledge,Strategy,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93-107.

[11] GRILICHES ZVI.Issues in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D to Productivity Growth[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0):92-116.

[12] SCHERER F M.Firm Size,Market Structure,Opportunity,and the Output of Patented Inven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5,55:1097-1125.

[13]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10-31,48-54.

[14] 伍忠贤.知识经济[M].台北:全华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4-5.

[15] WEISS H.Some Growth Consideration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J].Management Science,1965,11(3):368-394.

[16] ARROW KJ.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M]//R R NELSON.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609-626.

[17] SHANE S.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New Firm Creation[J].Management Science,2001,47(2):205-220.

[18] GRILICHES ZVI.Productivity,R&D,and Basic Research at the Firm Level in the 1970’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141-154

[19] EVANS D,JOVANOVIC B.Estimates of a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Choice under Liquidity Constraint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9,97:808-827.

[20] PARKER S.Learning about the unknown: how fast do entrepreneurs adjust their belief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6,21(1):1-26.

[21] KIRZNER I M.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and the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An Austrian approach[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35:6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