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经之+陈伟

摘要：对《红楼梦》的评价，既要有历史的观点，更要有美学的观点，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只有从全书的艺术形象体系的出发，由整体中去把握其客观意义，才能了解其中的深层意蕴。“封建家族衰亡史”也好，“爱情中心说”也好，“政治小说”论也好，“后继无人”论也好，都只是把握了艺术形象整体中的部分，不能以偏概全。《红楼梦》的整体意蕴是在曹雪芹领悟到了封建家族的不可救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不会有更好的命运。就在这不可挽回，走向衰亡的过程中，曹雪芹把人间的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使《红楼梦》成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关键词：艺术作品；审美意蕴；曹雪芹；《红楼梦》；主旨；意蕴；悲剧；喜剧；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曹雪芹在250年前逝世了，但《红楼梦》却与世长存，值得我们再探索。《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出现的最好的一部小说。它的出现，把中国古典文学推上了历史最高峰。但是，这部小说却是诞生在中国已发展到封建末世的历史时代，这真是历史的奇迹。曹雪芹生于“康乾盛世”，享受过盛世的繁华；但随着家族的衰败，急速跌入下层，“半生潦倒”，历经了人世沧桑。到了晚年，曹雪芹痛定思痛，追忆了“半世亲见亲闻”，反思了整个人生，花了十年心血，写出了这部《红楼梦》。在这里，他不仅写出了家族的兴衰，而且道出了封建末世的种种征兆。“生于末世运偏消”，他比别人更早地感受到了末世的来临，“忽喇喇似大厦倾”。

对于这样一部小说，就更需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倡导的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来加以评价。

曹雪芹写完《红楼梦》，抚卷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他所经历的一生，当然需作周密的考证。但文学作品一旦产生，就成了相对独立的存在。我们只能从《红楼梦》所创造的整个形象体系中作美学的和历史的综合分析，才能真正领悟到其中的意味。

一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枝奇葩。“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语）。《红楼梦》以它的艺术独创性和思想的深刻性，启迪后人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反思。

《红楼梦》涉及的社会面之广泛，描绘各种事件笔触之精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自问世以来，《红楼梦》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却一直是没有解开的谜。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

早在《红楼梦》问世不久，就有人提出：《红楼梦》“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夫梦曰红楼，乃巨家大室儿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作是书者籍以命名，为之《红楼梦》焉。”[2]（p.28）这把《红楼梦》看作是写儿女情长的梦幻之书，显然是悖谬之论。又有人认为：“《石头记》乃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其中。”[2]（p.153-154）“似作者无心于《大学》，而毅然以一部《大学》为作者之指归；作者无心于《周易》，而隐然以一部《周易》为作者之印证。使天下后世直视《红楼梦》为有功名教之书，有裨学问之书，有关世道人心之书，而不敢以无稽小说薄之。”[2]（p.27）论者似乎着意抬高《红楼梦》的价值，不过，它仅仅是封建文人以经学眼光看出的幻象，离《红楼梦》作者的原意可谓南辕北辙。与经学眼光看《红楼梦》相反，有的封建文人以道学的眼光来看《红楼梦》，对它百般抵毁，大肆辱骂。有论者道：“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之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 [2]（p.32）因而断言：“《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2]（p.15）更有甚者，道学家们编造了“阴间”“轮回”等迷信的东西对曹雪芹进行攻击。如毛庆臻写道：“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伤风教者，罪安逃哉？” [2]（p.14）封建的卫道者们源于一个目的从两方面对《红楼梦》进行了肆意的歪曲。

旧红学的索隐派以“抉微”为务，力索《红楼梦》中的微言大义。或认为：“《红楼梦》一书，为故大学士明珠故事”[2]（p.223）；或认为：“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2]（p.297）不仅封建文人为求宫闱秘事而大索《红楼梦》之隐，就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者，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在《红楼梦》研究中运用索引的方法，试图从“政治的索引”进一步发展为“索引的政治”。蔡元培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2]（p.319）蔡元培研究《红楼梦》主要是从反清的动机出发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谓不进步，但是他探索《红楼梦》主题的方法——牵强附会、刻意求深，无中生有——却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他的整个立论和论证结果完全建立在一个虚无飘渺的基础之上。

新红学的代表胡适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宣扬坐吃山空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作品，全书的旨义是写“闺友闺情”。这种在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哲学思想指导下的“考证”结果，显然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意向相去甚远。

以上种种结论都是在传统的、旧的、偏颇甚多的研究方法指导下得出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艺术的研究，力主须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放到当时的历史中去考察，把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结合起来，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优秀遗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众多红学研究者在对《红楼梦》的主题进行探索时，也力争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下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

纵观我国1949年以后对《红楼梦》主旨的研究，基本有以下几种看法：1.“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2.“爱情中心”；3.“爱情掩盖政治斗争”；4.“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这几个方面是《红楼梦》着笔最浓郁处，也是曹雪芹在生活中体会最深、感触最多之处，把这几种观点作为《红楼梦》的主旨来看，似乎都有合理的地方。然而，仔细考察却又都有以偏概全之嫌。

怎样才能准确揭示《红楼梦》小说深刻而又含蓄的主旨呢？马克思曾经指出：“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指导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3]（p.343）我们探索《红楼梦》小说的主旨，作为最有力例证的应该是小说的形象整体。只有结合小说形象系统整体的描写，我们才能看出现有对《红楼梦》主旨分析的不全面处；也只有结合小说的形象整体本身，我们才能找出《红楼梦》小说主旨的真正所在。

二

目前评论《红楼梦》主旨比较有代表性的四种看法都有独到之处，又都有点偏颇。怎样汲取这些看法中的合理之处，使对《红楼梦》主旨的探索更符合小说的实际情况，这便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第一种主旨说——“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建立在这样的例证之上：一是认为，“《红楼梦》在结构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以贾府荣枯盛衰作为统揽全书的一个总的脉络。”二是认为，“《红楼梦》所塑造的许多人物典型，不管他（她）们的思想、性格、身份、教育有着多大的差异，他（她）们被写进小说，都是围绕了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体现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庭衰亡史。”

其实，这两个例证所包涵的所指，只是《红楼梦》小说的主要情节故事。诚然，《红楼梦》截取了贾府衰亡过程中的一个段落来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并且，小说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亦是生活在前者构成的背景之中。然而，小说的主要的情节故事是否就是小说的主旨呢？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把“情节”和“主旨”这两个概念分清楚。什么是文艺作品的情节与主旨呢？文艺作品的情节就是文艺作品的故事内容；而文艺作品的主旨是作家、艺术家通过文艺作品的情节体现出来的中心意蕴。情节，乃至主要情节，并不等于主旨。在文艺作品里，同样的情节可以表现不同的主旨，同一个主旨亦可以由不同的情节来表达。“写什么”和“怎么写”在美学上是有区别的。从美学的观点看，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审美对象，由于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的不同，可以作出不同的审美评价。因此，不同的作家处理同样的题材，也就会有不同的写法，表现出不同的意蕴。《红楼梦》确实把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衰亡以及在这个衰亡过程中各种人物的语言、行动、性格、关系，入木三分地刻划了出来，这是作者所十分熟悉的题材。而通过封建家族的衰亡过程表现了作者怎样的审美评价，作者所持的是什么样的审美态度，这决定了作者“怎样写”。作家写什么不等于作家怎样写。同样把汉代王昭君出塞和亲作为故事情节的戏，元朝马致远的《汉宫秋》主要表达了汉朝忍辱和蕃、昭君伤悲远嫁的主旨；而当代剧作家曹禺的《昭君出塞》却主要表达了汉朝与北蕃和睦相处、民族团结的主旨。

相似地，以封建家族衰亡史作为主要情节故事的文艺作品，既可以表达出作家对这个衰亡史的庆幸、欢迎、解脱之感，也可以表达出作家对这个衰亡史的悲哀、愤恨和不甘。作者怎样表现这个衰亡史决定了作者赋予文艺作品以怎么样的主旨。因此，把《红楼梦》中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本身作为《红楼梦》的主旨看，并不十分贴切。

从《红楼梦》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来看，各种典型人物也并不都围绕着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这个中心而展开。《红楼梦》中各种典型形象并不围绕哪个中心，他（她）们每个人的都是相对独立的个性，他（她）们每种个性都有自己发生的渊源和发展的轨迹。但是，他（她）们的各种活动又都是在贾府这个封建家族日趋衰亡的背景之上进行的。因此，必然在各种关系的交织中给每个典型人物的活动带上家族末世的色彩。小说第二回通过古董商冷子兴的口说出：“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又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就在整部小说的大幕拉开之前给各种将要上演的活剧指出了既定的背景。从小说描写的各种故事来看，亦可以处处体现出这个背景的影响。例如，《红楼梦》中描写的两次大丧事——秦可卿丧事和贾母丧事，前者处于贾府既走下坡路而未彻底败落之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仍大办丧事：为“丧礼上风光些”，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给贾蓉捐了个五品龙禁尉的票。

秦可卿所用的棺木是出在“潢海铁网山上”的“樯木”，“拿一千两银子，只怕也没处买去”。出殡的时候，“一时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连送殡的官客也“一带摆三四里远”。管家婆王熙凤在主管丧事、协理宁国府时威风凛凛、声誉显赫。及至贾母之丧，贾府已经坐罪抄没，那时贾府“统共只有男仆二十一人，女仆只有十九人，余者俱是些丫头，连各房算上，也不过三十多人，难以点派差遣”，以至王熙凤处处掣肘，只能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这两件丧事充分表现出了贾府衰败的景象。但是，任何一个伟大作家的伟大之处都不仅在于他写了什么，曹雪芹写《红楼梦》也并不只在于客观地描绘了贾府的衰败。曹雪芹的伟大在于他生动地刻划了处于封建家族衰败过程中的人的活动，以及他对这些典型人物审美评价的深刻性。曹雪芹通过对治理以上两件丧事的描写刻划了王熙风等一大批艺术形象的典型性格，从其中体现出曹雪芹的审美思想（评价、判断等），这种审美思想中贯穿于全书的一致性的主导方面就构成了小说《红楼梦》的主旨。因此，从小说的艺术描写来看，认为《红楼梦》的主旨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种主旨说——“爱情中心”——是这样论述的：《红楼梦》确实以很大篇幅展开了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日常生活的描绘，但是作者笔下的这一切并不是散漫无稽的，它的整个描写都紧紧围绕着贾府这个贵族之家上上下下一大群少女的生活和命运而展开。

这种观点举出了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谈创作“缘起”里的一段话作为例证：“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说明这是曹雪芹创作动机的真实表白。这种观点指出：曹雪芹在一系列形貌有别、性格迥异的少女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就是才情胜人而红颜薄命。作者正是通过贾宝玉与十二金钗关系的广泛描写，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妇女生活和命运的不幸。

爱情问题的确是《红楼梦》小说所涉及的重要题材。《红楼梦》表现出了作者对理想爱情的憧憬，所提出的要求是以往封建社会中关于爱情题材的文艺作品不可比肩的。诚然，在古代文学作品里，“红颜从来多薄命”常用来揭示社会不平而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但是，在不同时代的作家那里，究竟站在怎样的思想高度反封建却是非常不同的。《诗经》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句，“君子”看到漂亮美貌的姑娘动了心，于是去求爱。这样的恋爱不是建筑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上，可以说，它亦是对封建纲常的违悖。但在动机上仅仅由于“君子”看上了“淑女”的美貌，从历史的比较上看，这是一种初级意义的反封建。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可以说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控诉，他们的双双自杀是刻在反封建婚姻历史上的一个粗重的惊叹号。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呢？纵观整篇作品，无非是妻子贤惠、丈夫情笃而已。他们与其说是反抗的典型，不如说是殉情的典型。《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故事才是真正有反抗性的反封建婚姻事例。不过从作品总的结构来看，它仍然没有跳出“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的框架，他们结合的基础是男才女貌。张生最后在老夫人“崔家不招白衣女婿”的要挟下走上考场去沽名钓誉，终于“奉旨完婚”。这种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本身就是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让步。而《红楼梦》对婚姻爱情的态度堪称反封建历史上的一颗亮星，它给当时黑幕笼罩的中国婚姻制度划出了一条光明的轨道。

《红楼梦》中对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描写震动过多少人的心房，引起过多少人的共鸣。在《红楼梦》中，宝玉和黛玉爱情的焦点并不在结婚本身。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了他们为什么相互爱恋的思想基础。恩格斯曾经指出：“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3]（p.73）在宝黛的爱情里已经有了这种现代婚姻基础的色彩，宝玉与黛玉相互之间一次次的试探，无休止的伴嘴争吵，终于从两小无猜的兄妹感情升华到心心相通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恋爱。尽管他们在封建制度的威逼下没能走到一起结成伉俪，他们恋爱过程体现出来的时代新思想就远远超出了结婚这件事本身。《红楼梦》的深刻处也正是在于表达出了对固有传统思想的不满，这种不满在小说里通过各种途径传达出来，宝黛爱情只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罢了。《红楼梦》的意蕴不是歌颂“爱情”所能笼括的，与过去文学史上反封建婚姻的文艺作品也不可同日而语。把《红楼梦》的主旨归结为“红颜从来多薄命”也更是一叶障目，只见树叶不见泰山。

况且，《红楼梦》小说中有许多情节表现出来的思想，其意义远远超出“爱情”的界限。例如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刻划了一个村姥姥在封建家族盛衰的变化过程中的所言所语；宁荣两府中各种人事之间的纠葛反映了封建家族内部“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残酷景像等等。这些情节中都体现出曹雪芹对封建现实愤懑的情绪。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确实讲了，整部小说“大旨谈情”。有人认为这是曹雪芹的春秋笔法，有人认为这是作者的原旨，到底怎样，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但我们应该在文艺评论中时刻注意到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从《红楼梦》小说提供的实际情况来看，说它“大旨谈情”，我们可把这“情”作更为宽泛的理解，这“情”不仅仅是男女爱情，而是有着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内涵。

第三种主旨说——“爱情掩盖政治斗争”——认为《红楼梦》乃影射政治之书。

曹雪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既必须采用掩盖手法，又希望人们能够透过“谈情”的烟幕看出并领会他用“一把辛酸泪”写出的政治、社会内容。所以他在小说的第一回题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如果把《红楼梦》的主旨简单地归之为“爱情”，就未免辜负曹雪芹的一番苦心了。这种观点指出，曹雪芹在第一回中申明：“虽有些指奸责侫贬诛邪之语，亦非伤时之旨，……其中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事。”而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很多情节恰恰是“干涉时事”的，这种矛盾只有用“爱情掩盖”来解释。此种看法是否允当，我们不妨通过分析来一谈。

《红楼梦》是描绘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面貌的一部百科全书式作品。它的题材所涉及的广度是以前任何文艺作品都比不上的：它从皇帝写到村夫，从城里写到乡下，从贵族统治者写到侍候他们的奴仆、丫环，从封建土地所有者写到市井平民，如此广阔的描写范围在小说里都得到了细致的刻划。这些描写源于生活而受到作者的提炼概括，以生动的形象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它们本身就组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统一体。同样源于生活的小说情节，我们怎能说其中一种是为了掩盖另一种而设置的呢？

首先，“爱情掩盖政治斗争”的前提是断定《红楼梦》是一部爱情小说，在这一前提成立的基础上方能建立其论点。可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爱情描写是《红楼梦》的重要情节，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与爱情无关的重要情节，作者在其中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用“爱情”来贯穿它的。由于它们的存在，使小说在题材上充满着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果我们贸然地认为《红楼梦》就是由爱情题材构成的爱情小说，不能不说是以偏概全。

其次，《红楼梦》中有很多篇幅写到了爱情，也有一些情节涉及到了当时的时政、禁忌，就小说描写而言，它们的关系是并呈的，怎么会一者掩盖另一者呢？《红楼梦》描写爱情的情节是清清楚楚地显现在读者面前的，尽管对其中叛逆者的爱情描写完全赋予了新的思想、新的内容；《红楼梦》描写政治上的愤懑也是清清楚楚的。“乱判葫芦案”反映“各省皆然”的封建官吏贪脏枉法、层层相护的情景，难道不是通过作者犀利的笔锋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吗？元妃省亲，向家人诉说皇宫是“不得见人的去处”，难道不是作者自己写在纸上的吗？如果这可以被认为是所谓“政治斗争”的话，可以看到，它们哪有一点被掩盖过的痕迹？难道作者第一回的几句开场白说是很高明的掩盖手法吗？在因为写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样两句话就会引来杀身之祸的时代，曹雪芹的所谓“掩盖手法”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能看到《红楼梦》中有“伤时骂世”之语，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难道会看不出吗？

“爱情掩盖”说的产生，一方面可能与旧红学的索隐方法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红楼梦》小说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关系。但是，无论从美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文艺实践的角度来看，说《红楼梦》的主旨是“爱情掩盖政治斗争”都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说《红楼梦》中的“伤时骂世”没有被掩盖，那为什么在文字狱盛行的乾隆时代曹雪芹能够安然无恙？我们认为这与中国封建时代文学传统重视诗歌、散文而轻视文学有关。况且，曹雪芹活着时并没有写完书稿，他逝世后的一段时期内也仅以抄本行世。流传范围小，体裁不被重视，这大约才是曹雪芹逃过当时文字狱的真实情况。

第四种主旨说——“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认定，《红楼梦》的主旨是揭示封建家族后继无人这一严重的现实。

在贾府这个封建家族里存在着两种子孙的“不肖”，一种是贾珍等纨绔子弟们的“不肖”，它表现出封建家族中子孙们腐朽堕落的普遍性；另一种是贾宝玉等封建叛逆者的“不肖”，它表现出新思想在旧的封建结构中产生的时代特点。这两方面“不肖”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红楼梦》全书的主旨。

应该承认，《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府子孙以及与他们往来的一些官宦子弟确是“不肖”的。如贾赦、贾琏、贾珍、贾蓉等，“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他们在日常生活上奢侈豪华，讲排场、摆阔气，“生齿日繁，事务日盛”，无休止的寿庆往还，加上可卿出丧、元妃省亲这类大规模的耗费——前者贾珍尽他所有来料理，后者把银子花得淌海水似的，结果造成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已使贾府“渐渐地露出下世的光景”来了。另一方面，纲常混乱、淫糜腐化显示了封建道统的崩溃。在这个家族中上自贾赦、下至贾蓉等都是“惯会在女人身上下工夫的”，乃至在家塾中读书的贾府后代身上也反映出轻薄浮荡的恶习。而封建叛逆者尽管“其聪俊灵秀之光，在万万人之上”，却不愿走封建制度给他们设置的既定道路。这两方面的“不肖”的描写加在一起占有了《红楼梦》中的很大篇幅。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红楼梦》中的很多情节是超出“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这一意思的。例如小说中“伤时骂世”的部分，被有些评论家认为是“政治斗争”的部分，它们体现出来的意义要比“子孙不肖、后继无人”大得多。这种观点强调第一回中《好了歌》在揭示“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这方面的作用，而事实上《好了歌》所揭示的远远不止这一方面。它对世人在“功名”、“财产”、“情爱”、“子孙”诸方面的追求都进行了嘲讽。从甄士隐对《好了歌》作的注来看也涉及到以上四个方面。“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等是对刻意追求功名的嘲讽；“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不成霜”等，乃是对刻意追求情爱的嘲讽；“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等是对刻意追求财产的嘲讽；“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等则是对“不肖子孙”的揭示。《红楼梦》第一回描绘的甄士隐家衰落的过程可以看作是贾家这个封建大家族的缩影，甄士隐揭示的这四个方面也正是贾府所面临的四个主要危机。曹雪芹正是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细致刻划，组成情节揭示出他的主旨的。因而，仅仅把“子孙不肖、后继无人”突出出来，也是以偏概全。

以上四种主旨说在局部上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小说中确实也可以寻找出各自观点的例证材料。然而，《红楼梦》是一部奇书，一部特殊的书，它以艺术描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衰亡时代的各种征兆，因此，很多观点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被支持的例证。但是，任何孤证论点都不能够深刻地揭示出它的主旨。我们分析《红楼梦》的主旨也要充分考虑到它的特殊性，以书出论，力求符合小说客观呈现出来的主旨。

三

《红楼梦》小说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呢？依我们看来，《红楼梦》小说的主旨就是作者通过对封建社会中封建家族成员在功名、财产、爱情、继承人等诸方面状况的描绘而表现出来的对那个世道无限悲愤和无比绝望的深沉情怀，一种回天无力而又悲天悯人的精神。

《红楼梦》亦叫《石头记》。全书的引子是一段富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女娲炼石补天，最后剩下一块无用的石头，被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块顽石不甘寂寞冷落，凡心偶炽，想到凡间世上走一遭，于是就幻形入世。结果在经历了尘世的人情暖寒、悲欢离合之后，痛感“枉入红尘若许年”，终于又依旧回到了青埂峰下。《石头记》谓“石头”所记，亦谓记“石头”的经历。从石头向往尘世到它回归青埂峰，这个过程全面地反映了石头从对尘世的向往到对尘世的绝望。这个转变过程是缓慢的，造成这个转变的是石头在尘世的所经所历。石头对尘世从向往到绝望的过程也正是作家对社会从期望到绝望的过程。《红楼梦》的初稿可能是“大旨谈情”的，可我们现在所见经过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后的稿本，其内容远非某一单个方面所能包括。正因为作者撰稿时对往事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因而在不言之中表达了无限之意。一部《红楼梦》是一本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它给我们送上了打开当时社会大门的钥匙，而贾府是这个社会中一只五脏齐全的“麻雀”。曹雪芹用他的如椽大笔作解剖刀，细致而深刻地解剖它内外各个部分，揭示出这只“麻雀”走向死亡的必然性。

《红楼梦》是一部奇妙之书，它在结构上也有不同别的小说的奇妙之处。它的前五回在全书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基本表达出了曹雪芹做此书的主旨所在。在这五回中，他也向我们点明了表达他主旨的基本情节内容。

《红楼梦》第一回通过对甄士隐遭际的描写隐喻贾府类似的结局，它有点像宋元话本中的入话。甄士隐的故事反映了一个小地主的衰败没落：

一是后继无人。“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就是绝门断宗症兆。封建礼教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甄士隐“无后”亦是不孝，而这与历代封建统治者经常炫耀的“以孝治天下”是相左的。后继无人，客观上决定了甄士隐衰败的前景。

二是功名不成。“这甄士隐禀性恬谈，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功成名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读书人的普遍想法，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达到这个目的。尽管这个目的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有的人是为了能够“兼济天下”，有的人是为了能聚财敛钱，但仕途始终被认为是入世者的一条通衢大道。甄士隐不以功名为务，这与封建的“圣训”是不合的。这也决定了他门庭衰落的必然性。

三是经济来源上枯竭。封建礼教有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甄士隐不走仕途已经谈不上“治国”、“平天下”了，然而在主观和客观的各种因素作用下，他连“齐家”都做不到。城里的家毁于大火后，他和妻子“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难以安身”。甄士隐只得将田庄都变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环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半哄半赚”卖些薄田朽屋与他。甄士隐“不惯生理稼穑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最后，“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甄士隐本来功名不成，在家道中落的背景上又遭到后继无人、经济来源枯竭的打击，而这三个方面反过来又加速了他家道中落，这就是甄士隐故事的主要内容情节。

正当甄士隐的命运在做最后挣扎的时候，来了个跛足道人，在街上唱《好了歌》，对世人在子孙、功名、财产、情爱方面的追求痛加针贬，宣扬“色”即是“空”。他对甄士隐说：“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在道人的点化下，甄士隐立时顿悟了，旋即出家，抛却这尘世的烦恼。

甄士隐的出家是对尘世生活的绝望，《好了歌注》便是这种绝望情绪的真实写照。《好了歌》和《好了歌注》涉及的四个方面是表达绝望情绪所由产生的基本范围，也是整部《红楼梦》描写封建家族时突出刻划的四个方面。《红楼梦》第一回所写甄士隐的故事是通篇小说的一个楔子，楔子的作用就是提示读者注意力的方向，在这个楔子中，作者已为我们定下了《红楼梦》主要将描绘的情节范围，以及通过这个情节范围里活动的艺术形象表达的主旨。不言而喻，这个主旨就是对所向往的这个人世间的绝望。

除了第一回的楔子外，曹雪芹在前五回中把小说题材所涉及的四个方面都做了预示，这也是《红楼梦》小说前五回特殊意义之所在。

小说第一回穿插于甄士隐的故事中又引入了贾雨村的故事，贾雨村在《红楼梦》里就是一个“唯有功名忘不了”的角色。贾雨村因家道中落，在乡无益，进京求取功名；路途阻滞，穷居葫芦庙。中秋夜甄士隐在与之交接中得悉其阮囊羞涩，慷慨赠银五十两。贾雨村求功名心切，第二天连向甄士隐辞行都等不及，“五鼓已进京去了”。

贾雨村得功名后，因“贪酷”、“侮上”被革去职务。但他仕念不死，听得朝廷起复旧员，马上走贾政的路子攀附宗亲，夤缘以复旧职。贾雨村的起起落落正如《好了歌注》所说的“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充分反映了一个“禄蠹”的面目。贾雨村的全部故事亦伴随着贾府的全部故事，它从求功名的方面反映了曹雪芹的主旨。

小说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交代了贾府这大家族在财政方面的入不敷出、江河日下和在继承人方面的子孙不肖、后继无人。冷子兴演说的一开头便已定下了这样的背景基调：“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从冷子兴“旁观人”的“冷眼”看来，宁荣两门的萧疏主要反映在财政拮据和子孙不肖之上：在财政方面，贾府“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更有一件大事，就是在继承人问题上，“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冷子兴指出了贾府儿孙不肖的种种情况，一类是贾珍等的“一味高乐”，另一类就是贾宝玉的“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辟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这段演说又道出了《红楼梦》主旨的另两个方面。

小说第三回以贾雨村夤缘复旧职作引子，描写了林黛玉进京。从贾宝玉和林黛玉一见如故，又为他们今后以叛逆思想为基础的爱情作了铺垫。小说通过林黛玉进贾府会见诸人，作者向读者介绍了情节故事发生的具体环境。

小说第四回“乱判葫芦案”，作者的笔触涉及到了贾府赖以存在的那个社会。一场“葫芦案”既揭示了封建官场中官吏为了仕途不惜徇私枉法，也刻划了封建家族中子孙不肖、胡作非为的行径。在这一回中，作者描绘出了贾府这个封建家族存在的社会环境。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把小说题材所涉及情爱方面作了重点的介绍。贾宝玉在梦幻中被警幻仙姑引入太虚幻境看了金陵十二钗正册及别的册子，这些册子对贾府中主要青年女性的婚姻都作了点题。从点题的答案来看，这些人都有是属于“薄命”的，她们被放在薄命司中，尽管“薄命”的方式和结局各有不同。十二支《红楼梦仙曲》介绍了金陵十二钗在婚姻方面的经历，《收尾·飞鸟各投林》是对她们经历的总结，没有一个不是悲剧性的。正如警幻仙姑请贾宝玉所喝仙茶仙酒的名字：“万艳同杯”（万艳同悲），“千红一窖”（千红一哭）。她们的悲剧故事从情爱方面的展示，始终围绕着作者对这人世的悲愤和绝望这一主旨。

《红楼梦》的题材主要涉及仕途、财产、儿孙、情爱四个方面，通过这四个方面表现出曹雪芹赋予小说的主旨——对当时社会的绝望和悲愤。这一点，我们从在整部小说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前五回里就可以看到。另一方面，这又反证了《红楼梦》前五回的特殊意义——指出小说主要的情节范围和主旨。

四

在整部《红楼梦》中，曹雪芹笔锋所至，也是按照他在小说前五回预示的基调进行的。

曹雪芹对仕途经营的描写，主要集中在贾府宁荣两府和贾雨村的浮沉上。

宁荣两府的上代都是敕封的国公，依据封建社会当官可以封妻荫子的惯例，宁府的贾珍和荣府的贾赦都是本身无功于国而世袭的官僚，前者是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后者是现袭一等将军。贾赦之弟贾政现任工部员外郎。贾府是个百年望族，从祖辈起历任高官贵宦，同僚门生遍布京城内外，并且以婚姻作纽带结成了一张四大家族的关系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该说，贾府在封建官场中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既有世系的底子，又有现任的高官。可是，封建社会中宦海的不测风云仍然时时使贾府心惊胆战。贾政过生辰，听得席前报说“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把贾赦、贾政等人唬得忙止戏撤酒。太监传贾政陛见，“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报信”。及至听说是贾府女儿被选作皇妃，便“不免又都洋洋喜气盈腮”。

贾妃省亲，向贾政抱怨：“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贾妃是从作为个人本身的生活要求发出她的抱怨的，但是对于贾家在官场中地位的稳定性来说，能有一个女儿被选作皇妃可太重要了。有了贾妃，贾府就成了皇亲国戚，至少可以少担一点宦海倾舟的焦虑。所以，贾政明知女儿到的地方是“不得见人的去处”，但为了家族的利益，仍强作欢颜，说出这样一段可笑的话来：“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这段话中“幸及政夫妇”，这句是非常重要的，点明了元春被远作皇妃贾府之所以兴高采烈的实质性内核。的确，元春升为皇妃后的一段日子是贾府家道中落过程中的一次回光返照，使贾府一时间如“烈火墩火，鲜花着锦”，正如贾母对贾妃说的，“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

可是，贾妃在高墙深宫里的煎熬终于以她的短寿而结束了，从此，荣国府曾得到的朝廷的特别庇护也就没有了。

另一个方面，贾府子弟官登显位却不但没有“兼济天下”的心思和能力，连“独善其身”都做不到。宁府的贾珍只知一味的“高乐”，“引诱世家子弟赌博”，甚至“强占良民之妻为妾，因其不从，凌逼至死”。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而被人认为“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梁轻薄仕宦之流”的贾政，却是个十分平庸的人。贾府的子孙既无功于国，又依势凌弱，再加上没有内宫的帮衬，自然在封建官场的倾轧中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被抄没家产、撤职查办。

高鹗的续书给《红楼梦》添上“兰桂齐芳”的光明尾巴，那是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的。曹雪芹对贾家宦海浮沉经历的思想总结早在第一回《好了歌》和《好了歌注》里已经显现出来：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

在这些诗词中，曹雪芹对宦海沉浮中的黑暗表现出了厌恶和绝望。

与贾家在祖宗基业上得以遨游宦海不同，贾雨村是科举出身，凭自己本事投入宦海的，这是曹雪芹刻划的封建社会另一类官吏的艺术典型。

贾雨村家道中落，连进京赶考的银两都无着落，靠卖字聊以度日。幸得甄士隐的接济，使他入京进士及第，选了知府。但贾雨村“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革职了。

贾雨村被革职后到扬州鹾政林如海家教馆，听人说得朝廷起复旧员，就转辗通过贾府的路子谋得金陵应天府的差缺。他上任后经手的第一件案子，就是现在有恩于他的贾府的亲戚薛蟠为抢夺旧时有恩于他的甄士隐的女儿而打死人命的事。从封建刑法的角度来说，打死人也要偿命的，可是这案件的原告“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贾雨村起先不辨就里，“听了大怒”，要“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及至他知道凶犯是当地大族薛家之子，而薛家与保荐他的贾家和另两个大家族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他虽然了解到被拐卖的女子即是他旧日恩公之女，却也顾不得了。为了仕途，为了借此宠络四大家族，“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贾雨村不惜“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不但使凶手薛蟠“打死人跟没事一样”，并且置旧恩人甄士隐之女于不顾。“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信两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语”，向贾府王府摇头乞尾。

作为一个想在封建官场上发迹的野心家，贾雨村的行事并不看重什么“恩”、“义”，能在仕途上不断升迁是他的唯一目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巴结贾家、不顾甄家的原因。

贾雨村为了官场发迹既然会曲意奉承贾家，同样，为了官场发迹，他亦会不惜出卖贾家。贾府的被抄与贾雨村的出卖密切相关。贾府被御史参了，朝廷叫府尹贾雨村查明实迹再办。贾雨村“本沾过两府的好处，怕人说他迴护一家儿，他倒狠狠的踢了一脚，所以两府里才到底抄了”。贾雨村不惜落井下石，使他自己的地位不致因与贾府的关系而受到动摇。他的所作所为还是为了他的既定目标——在功名场中发迹。在他看来，官场上的发迹也意味着经济上的发财。可是，“美中不足，好事多磨”，贾雨村“人也能干，也会钻营；官也不小了，只是贪财。被人家参了个‘婪索属员的几款”，“解到三法司衙门里审问去”。后遇大赦，“递籍为民”。

曹雪芹通过对贾府和贾雨村宦海浮沉的描写，刻划了不同类型的人在封建官场中的不同遭遇。他们都“惟有功名忘不了”，可是“瞬息间则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不管是世家显宦还是新进权贵，到头来，都逃脱不了封建宦海不测的风浪。作为一个过来人，曹雪芹在他这方面描写的笔触中融进了绝望的哀叹，显露出他对当时社会的官场不抱有任何的希望。

贾府中的人事关系恰如三小姐探春所说的，“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是什么驱使这个大家族的人事关系如此尖锐的呢？便是《好了歌》中一句话所点出的：“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金银忘不了。”金银财产决定了贾府中人心的向背，关系的亲疏；对金银的追求导致了贾府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看看贾府的日常生活，有多少人不围着铜钱打转？有多少事不散发出铜锈的臭味？

在荣国府，财政大权操于王熙凤之手。王熙凤原是长房贾赦的儿媳，但是为了取得在贾府掌握财权的地位，她更接近二房贾政的妻子王夫人。这一方面固然因为王夫人是她的姑姑，更重要的是王夫人得到贾府最高统治者贾母的宠幸。依靠与贾母和王夫人的关系，王熙凤确立了在贾府掌握财权的地位。

王熙凤在荣府当权不久，正值秦可卿丧事，在出殡的路上，有人求她帮助拆散一对青年的婚事。王熙凤听了，说出了一段令人震惊的话来：“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干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在封建社会中，公开宣布不信“阴司地狱”的人是不多的，在《红楼梦》所描写的大家族中更没有人这样说。王熙凤为了钱就敢这样说，在这里，她的贪婪本性一露无遗。王熙凤得了银子后利用职权活活拆散了那对青年，逼得他们自缢身亡，“这熙凤姐却坐享三千两”。“自引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

为了钱财，夫妻间同床异梦、相互争利的事也多得很。凤姐和贾琏名为夫妻却各有各的心腹，各存各的体己。贾琏向人借一千银子，从凤姐那里过过手，凤姐便要扣去两百两。

贾琏在家，人家给王熙凤送放债的利钱来，她手下人忙打马虎眼掩遮过去，不让贾琏知道。王熙凤放高利贷重盘剥，在贾府被抄时还有整整一箱的票据，其贪婪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贾府中，为了银两钱财，兄弟间也不惜相残。贾宝玉是二房贾政的正宗继承人，贾环作为庶出的子孙在贾府并没有什么地位。然而，贾政的儿子只有这两人，如果贾宝玉死了，那么贾环就是贾政财产的当然继承者。存在这个心思，所以贾环乘贾宝玉生病躺在床上之机，把油汪汪的灯油朝后者脸上泼去，欲使之置于死地。这个计划未得逞，贾环在贾政盛怒的时候又乘机进谗言，想借贾政的手打死贾宝玉。贾环的母亲赵姨娘为了弄死凤姐和贾宝玉，不惜请来马道婆使用“魇魔法”，拘他俩的性命。赵姨娘的目的正如她说的，“把这两个绝了，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环儿的”。贾府的种种丑行离不开金银这根魔棒，在这个魔棒下，各种人事关系在变形，各种明争暗斗在展开，恰似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指出的：“金钱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微的变成尊贵的，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可是，“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王熙凤对银钱尽管朝敛暮聚，银钱也没有挽救她可悲可叹的下场。“一从二令三人休，哭向金陵事更哀”，照曹雪芹的原意，她最终被休退还家，在贫困中了却一生。赵姨娘的结局也很惨。曹雪芹用他的如椽大笔描绘了整个贾府和以贾府为中心所揭示的社会到处散发着铜臭、追逐着铜臭。但是铜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曹雪芹用艺术形象展示出他对世人追逐金银的丑态的蔑视，同时也表现出他对这种世风的绝望。

儿孙的问题是历来封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封建社会中被引为典范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故事，就着重地强调了对儿孙教育的重要性。

处于封建社会未期，钟鸣鼎食之家是怎样教育他们儿孙的呢？《红楼梦》这方面题材的描写给我们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图画。

贾府是一个“百年望族”，“靠祖宗的功名挣下这份家业”。到了作者笔下描绘的这一代，已经“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究其原因，实为“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贾府的子孙，一个不如一个，腐败而无能。他们坐吃先人的家业，支出不顾收入，今天不思明天，结果是“寅吃卯粮”、入不敷出，整个贾府己经呈现出“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景象。

贾府子孙的腐败，最严重地表现在纲常的混乱上。太虚幻境命司有幅画，其判词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这段判词所配的画是被曹雪芹最后删去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尽管曹雪芹写《红楼梦》“增删五次”，只留下如此的“史笔”，仍然把贾府子孙腐朽淫乱的行径刻划得入木三分。贾珍这个做公公的与儿媳妇“扒灰”，在贾府中是公开的秘密。儿媳妇死了，他“哭的泪人一般”，“拍手道：‘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这哪里是料理儿媳妇，老子娘死了亦不过如此罢了，贾珍与秦可卿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此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贾蓉向王熙凤借坑屏，对着凤姐“嘻嘻的笑着”。贾蓉走了，凤姐又把他叫回来，欲语又止，叫他“晚饭后你来再说”，作者用含蓄的笔法把他们之间的暖昧关系表现得活灵活现。无怪忠心耿耿的老奴焦大喝醉了酒要骂出这样的话来：“每日家偷狗戏鸣，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

贾府的长辈对子孙们这种淫乱的行为采取的是放纵的态度。贾琏在凤姐生日与鲍二家的勾搭上了，被凤姐撞破。凤姐闹到贾母处，贾母反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的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她公开容忍儿孙们这种丑行。正如柳湘莲说的：“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日常生活方面的大肆挥霍是子孙不肖的另一种表现。在贾府讲排场、摆阔气已成了积习，无休止的祝寿、请客、唱戏，以及亲朋间礼尚往来，己经成了贾府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子孙们在吃喝上可谓挖空心思了，一顿螃蟹宴够庄户人家过一年，一只笳子菜倒要几十只鸡做配料。如此的挥霍奢侈，使得“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坐吃山空，贾府树倒猢狲散的结局也就成了它的必由之路了。

在贾府这日趋腐朽的大家族中又产生了贾宝玉这样的“不肖子孙”。封建家长们都把振兴家门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可是他独自领受到了遍布的悲凉之气，以叛逆者的身份公然抛却了这腐朽的家庭。

种种不肖，决定了封建大家族必然后继无人，日渐崩溃。“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曹雪芹的笔触在这里发出了沉重的感叹，寄寓着绝望的哀怨。

《红楼梦》第一回写空空道人将《石头记》抄去“问世传奇”前已将它细细看了一遍，看见其中写着“大旨谈情”。无可否认，《红楼梦》中用很多的篇幅写了情爱，它，只属于纯真的人们，只属于贾宝玉和他的姐姐妹妹。在贾珍、贾蓉、贾琏、贾瑞辈，只有原始的性欲，根本谈不上情爱。

然而，这是一个对纯真的爱情采取扼杀态度的时代。大观园少男少女们的婚嫁成了封建家族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他们只能在痛苦中打发年华，在绝望里了却余生。

宝黛爱情故事数百年来震荡了多少人的心房，引出了多少人的眼泪，其原因在于，他们是历代文艺作品中第一次描写的以思想上的志同道合作基础的爱情故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他俩叛逆思想升华的过程。贾宝玉和林黛玉从小青梅竹马，贾宝玉只是由于这一点才与她在姐妹份上亲近一些；后来贾府来了薛宝钗等一群美貌的女孩，贾宝玉与她们在交往方面亦常常“见了姐姐，忘了妹妹”。随着贾宝玉叛逆思想的不断发展，他才日益觉察到林黛玉从不说仕途经济之类“混账话”的可贵。宝黛“诉肺腑”后，贾宝玉的爱情就完全专钟于林黛玉一人了。

贾府的家族利益不能容忍宝黛的爱情。贾府在经济等方面的败落亟需要得到类似薛家这样家族的支持，而薛家在官场上的微弱地位也急需依靠贾府而得到加强。贵族的联姻是一种政治的行为，联姻者本人反倒仅仅是这种行为中的两块砝码而已。宝黛爱情犹如一株才破土而出的幼芽，终于在封建家族利益这块大石板的重压下夭折了。宝黛对爱情执着地追求是极为感人的，他们的追求已经有了现代婚姻的萌芽。请看《红楼梦十二曲》中以宝玉口吻写的《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宝玉不为宝钗的美貌、“贤惠”所动，始终惦记着逝去的林黛玉，他的心中充满着哀怨和绝望，最后终于“悬崖撒手”，抛却了家庭和妻子，遁入空门。薛宝钗也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只能青春守活寡，过着幽居的生活。

《红楼梦十二曲》遍涉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她们在封建社会的吞噬下没有一个在婚姻上得到美满的结局：元春身为贵妃，孤居深宫，得不到一点天伦之乐；探春远嫁，与父母骨肉分离；史湘云嫁的丈夫人品、模样、学问都好，却短寿。

迎春懦弱老实，被贾府误嫁给“中山狼”。妙玉想洁身自好，最终却流落风尘。至于李纨守寡、凤姐被休，她们也都属于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大观园的青年女性在婚姻上没有一个有好的命运，感受到这严酷的现实，绝望之余，贾府的四小姐惜春终于斩断情缘，带发修行去了。《红楼梦十二曲》中的《虚花悟》描写了她摆脱尘世的追求，转向世外的追求：“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这不仅是惜春对那个社会中婚姻等的绝望，亦是作者曹雪芹对那个社会中婚姻等的绝望。

在情爱方面，作者没有给那个吃人的社会虚幻地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是直截了当地揭示出了它血淋淋的本质。作者对它不寄予任何的希望。

《红楼梦》的主旨，曹雪芹通过官场、财产、儿孙、情爱诸方面给予了深刻的揭示，这个封建大家族不可能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只能有走向衰败的命运。

《红楼梦》写道：石头幻形入世，“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在它上面纪录了其经历，后面又有一偈云：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这首偈，既言石头所言，亦言曹雪芹所言，作者不能补当时封建社会日益腐朽的“天”，只能把它记录下来，揭示出来，传之后人，以寄托他悲愤、绝望的情怀。贾宝玉出走，又回青埂峰下。

封建家族曾养育了作者曹雪芹，可是作者已经清醒地觉悟到，有恩于他的那个家族已不配、并且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它已经在走向衰败，不可救药了。正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全书笼罩着悲凉之情。曹雪芹在这部巨著中，一方面将他所看到的一切无价值的东西、丑恶不堪的社会现象撕破给人看，另一方面又把他所感到有价值的东西、留下美好印象的人和事毁灭给入看。整部《红楼梦》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人生的悲剧：大厦将倾，玉石俱焚，美丑同毁，人世间一切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东西都将被毁灭。作者怀着绝望的、与昨天告别的心情为之洒下一把“辛酸泪”。这就是《红楼梦》的“其中味”。

（本文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而作）

（责任编辑：楚小庆）

参考文献：

[1]鲁迅.《绛洞花主》小引[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9.

[2]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C].北京：中华书局，196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