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烈山煤矿产权组织形式的演变

2015-01-05郭从杰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4期

关键词：官商申报股东

郭从杰

（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阜阳236037）

近代烈山煤矿产权组织形式的演变

郭从杰

（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阜阳236037）

企业的产权制度与经营效益之间存在关联。自清末至民国，烈山煤矿在50年间的发展历程中，产权组织形式先后有商办、官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其经营成效亦随之沉伏。清末时期烈山矿步入近代开采阶段，商股股本不大，产量不多。北洋时期该矿在倪氏家族控股后获得快速发展，盈利较多。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收归官办后，产权一直界定不清，官股商股利益交织冲突，造成权责不明，人事更迭频繁，加上外在环境恶化，烈山矿由一时的鼎盛走向欠债停工。通过烈山矿个案分析可以得出，由于企业内外生存条件复杂，单纯的商办、官办还是官商合办，都难能有效组织生产，具有官僚背景或支撑的私人投资商办，是推动近代矿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这无疑也折射出近代企业现代化之路并不平坦的一面。

烈山煤矿；产权；商办；倪氏家族

安徽淮北烈山的煤炭开发历史比较早，在明代中期，烈山附近的煤窑即是当时两淮流域规模最大的煤矿。到了近代，淮北烈山煤矿一度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产量最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煤矿。关于对近代安徽这一典型煤矿的研究，虽有学者涉及①研究论文主要有郑国良的《倪嗣冲与安徽近代矿业》，《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在该文中作者对倪嗣冲投资的烈山煤矿及其发展有一粗略的介绍；孙卫东的《近代烈山煤矿发展述略》，《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文中作者对烈山煤矿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作了分析，但两文均对烈山煤矿的产权演变着墨不多。，但对其产权演变历程缺乏深入地分析与思考。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梳理，以深化探讨近代民族矿业的发展历程。

一

甲午战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一些有志之士投资兴办近代矿业。1897年安徽亳州、宿州等地的富商集股成立了烈山煤矿合股公司，试图以现代生产方式予以开采。1900年，宿州秀才周召棠出资运动，获得准予开矿的专权，随之组建合众公司，经营烈山煤矿。1905年，徐州道台袁大化依官仗势强占煤矿，宿州周纯秀等士绅联名120多人禀称，烈山煤矿系宿州绅民集股，“有州主印簿可凭，乡邻袁道台投一万两，只交二千，”而“周召棠集股二万三千余串已交一万七千串，本系股东”，却遭查帐拿办。[1]1908年，临涣镇士绅周玉山重金捐了五品“道台”官衔，挤走袁大化，改合众公司为普利公司，1909年烈山矿最高日产已达300余吨。

辛亥革命爆发后，政局动荡，烈山矿生产一度中止。公司各股东“因经理人帐目不清，申讼经年”，民政长批令“该公司各股东另行改组，举定经理，妥筹办法，一面会同委员，再将原经理人周召棠帐据详细核算，如有亏欠自应勒令缴出，周召棠离山后，所存煤炭木料有无私销一并查明。”[2]烈山矿“自经普利公司集股开办后，亦颇发达，惟因股本不足，势难支持”，“该处煤税委员，所收税款入不敷出”。[3]1915年，普利公司招收新股，当时督理安徽军务的安武将军倪嗣冲出资20万元，周玉山等人的旧股折价10万元，改组普利公司为普益煤矿公司，聘请德国人比相贤为矿师，推举倪嗣冲的侄子倪道烺为经理，倪嗣冲的长子倪道杰为董事长。因资本不足，于1918年再陆续添招股本，成立普益股份有限公司，计1918年招股洋30万元，1921年招股洋90万元，1924年招股洋30万元，共计股本洋150万元，均经先后报部注册有案。

自倪氏家族拥有烈山煤矿最大股权并主持矿政后，陆续购置蒸汽机等器械，开凿新井，产煤日多，员工增至万人。为了解决烈山至符离集之间的运输困难，以便能将煤顺利运出，公司一方面与津浦路局达成协议，调拨煤运专车。另一方面投资拓宽加深了雷家沟至濉河一段，将煤从水路运往符离集。股东还经常聚集在天津英租界墙子河道、日租界花园街倪宅召开会议，商讨添招新股、扩充营业、分发官红利等事宜。此外，烈山煤矿在上海、无锡等地设立了分销处。

一战期间，安徽煤矿公司19家中有盈利的仅4家，盈利最多的是烈山煤矿，年盈利最高达47 600元。[4]1922年—1926年，烈山原煤平均日产700多吨，最高日产达2000多吨，每年获利达20%以上，1926年全部资产额达235.66万元，公积金16.81万元。[5]29

1927年8月，北伐军总司令部以烈山煤矿中倪嗣冲股本占多数，宣布收归国有。[6]先由驻地军队电请财政部派员接管，然后通过中央政治会议正式议决。不过，由于安徽省政府想将该矿争归省有，复提交国民政府第九十四次常会讨论，决定该矿由农矿部会同中央处理逆产委员会，首先清查该公司到底有逆股多少，再行呈候核办。1928年2月4日，南京财政部委任金岳佑为烈山煤矿局会办，22日普益煤矿公司奉财政部令，改组为烈山煤矿局，派彭象贤为总办。[7]4月11日，农矿部长易培基提请将烈山煤矿局划归农矿部管辖。[8]安徽烈山煤矿局改组后，彭象贤为局长。5月11日，农矿部公布了直辖烈山煤矿局组织条例，烈山煤矿局定名为国民政府农矿部直辖烈山煤矿局。[9]

应当说，农矿部对当时这个唯一的国营煤矿很重视。为恢复生产，解决运销停滞，首先就是要将存煤运出，6月20日，农矿部派蒋诗荪为烈山煤矿运销处长，蒋在蚌埠设处办公，负责联络车辆运销存煤。7月15日，为方便统筹运销供给，公司将总局移设蚌埠顺河街普益旧厂内办理，并于徐州、符离集、蚌埠、浦口四地设分销处。农矿部对于烈山煤矿局，整顿不遗余力，主要从“疏畅运输、革除积习、预防水患、试探新层、筹备储蓄”等方面着手。[10]因烈山煤田产量不多，老井工程也多过旧，烈山煤矿局呈请农矿部批准，“开凿雷家沟新井，以资救济。”[11]此外，农矿部还多次派地质专家到烈山矿区调查勘探，列出具体整理办法，以图扩大生产。

烈山矿虽以倪氏逆产名义被收归国有，然而对部分商股利益缺乏补偿与考虑。自财政部接收该矿后，其对外一切公告无不以收归国有为词。而自农矿部继续管理后，则对于公司存煤任意变卖，其它财产亦均自由处分，对于一般股东并未告知。事实上，即使该矿收归国有，也应考虑到按照资产之实价分配给各股东，而不可消灭其股权。一般商股对于倪股被收归国有，不敢有大的异议，但他们认为，不能以倪姓一人为逆，而将其它股东共有之矿产一律收归国有，否则与民有矿业条例精神不符。

为保全股权，以维矿业，商股自发组织了股东维持会，并登报声明，煤矿因时局多故，存煤积滞，“我各股东股利三年未发，受损实属不赀。自国民革命军莅皖后，因有倪家股款，曾经议决，将矿收归部办，查明商股照数发还”。“窃以本矿股份倪家以外，商股实占多数，不能以一部份牵动全局”，股东自应急起团结，“特由同人组立股东维持会。”[12]经旅沪同人集议，“本年七月一日（即夏历五月十四日）在沪特开股东全体大会，以便选举会务董事负责维持，并讨论一切办法。”[13]后因股东散处各地，尚多阻滞之处，于是将集会一拖延至7月22日，再托延至8月19日。

面对商股要求，农矿部对烈山煤矿公司一般商股予以调查清理，要求各商股应将所存股票及各项证明文件送会审查。10月初，股东维持会刊登启事，“凡我股东同人，务望星速携带股票及各项证明文件，赴部登记。”[14]送会审查时间截至年底。1929年3月，股东顾戢箴、叶修德等11人呈文农矿部，要求发还商办，称“如以本矿有倪姓逆股应予没收，而查处理逆产条例第六条载公司商店之财产有一部分为逆产时，处理逆产委员会得没收该项财产，但不得侵及其它投资者之权利”。[15]时隔一周，股东黄潏生等50余人续开会议，再次呈文内政部暨农矿部，称“决不能因他人之逆股影响自已之股权。”[16]

事实上，该矿收归官办后，时值军事期间，诸事停顿，未能继续开采，农矿部年终赔垫甚巨，矿务毫无起色。股东顾戢箴、黄潏生等50余人呈请发还原矿，声称“计在商办时代每日出煤约在六百吨以上，而公司薪水开支每月不过一千数百元，故在农矿部接办以前，公司存煤多至二十余万吨，值洋一百数十万元。及改归官办后，每日出煤至多不过三百吨，而该局每月薪水开支多至一万数千元。由此推算现在生产不及半额，而开支十倍于前，其所赖以维持现状者，即变卖公司原有之存煤而已，现查存煤已售去三分之二，而卖价格外低廉，一切损失，究由何人担负？”[17]股东议决，派专员赴烈山煤矿调查一切损失。经查“烈山煤矿自归农矿部接办以来，所有本公司存煤二十余万吨，己由烈山煤矿局售去大半，其余财产亦为该局所占有，而公司对外债务尚未清理”。[18]

交涉经年，国民政府拟从发还商股，但商股股权究应如何发还，一切条件及办法尚待公决，于是股东维持会议定于8月11日在南京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共同讨论，以便呈覆农矿部。[19]经农矿部批准，股东股票一律查明发还，股东可以携带此据径赴农部换取股票。[20]实际上，农矿部并未发还商股股票。

综上不难得知，清末时期，烈山矿虽一度由徐州道台袁大化强占，但其投资主体主要是本地绅商，且为商办。而在北洋时期，倪氏家族取得对烈山矿控股后，管理得当，企业经营效益良好。国民政府宣布收归官办后，煤矿生产一直处于亏损运营状态。

二

1929年12月，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蚌埠组织安徽省政府，任命其部下麻得雨为烈山煤矿局局长。麻任职期间营私舞弊，煤矿生产下降，日产不足百吨。1930年2月石部他调，烈山煤矿归还农矿部，3月烈山煤矿局局长吴培均辞职，陆子冬接任局长。

这期间，烈山煤矿生产运营并不顺畅，经费入不敷出，农矿部决定改官办为官商合办，遵照三中全会议决案，“普益煤矿应改为公私合办，并先组织董事会议订章程解决一切”，商股股东务必于3月18日前携带股票，亲到上海报到，“以便克期开会选举董事”。[21]3月21日，在上海麦特赫司脱路张园四号召开了股东大会，依法投票选举董事6人、候补董事6人、监察3人，实际上则由官股董事负责，来办理该矿发展事项。[22]5月24日，官商董事全体到齐，召开了董事会成立会，公推官董胡博渊为临时主席。农矿部按照三中全会议决案，将部辖烈山煤矿局改组为官商合办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于7月19日开全体董事会议，根据官商两方董事协定公司章程塈董事会章程，依法投票选举了陆子冬为总经理，吴子久、熊科易为协理。8月15日总公司改组就绪，在南京正式成立。[23]

为便利管理矿山，1931年4月，烈山煤矿公司将总公司由南京迁往蚌埠顺河街运销厂原址办公，董事会仍设南京，公司改组后，烈山有三井开采，日出煤300吨，损坏的余井也在修理中。[24]5月因该矿被指匿匪，煤矿工人罢工，风潮延续数月，人心慌慌，极大影响了煤矿生产。同年夏，江淮发生大水灾，煤矿各井暨煤堆均被淹没，导致厂方大半被毁，损失惨重。然而官商合办过程中，官方擅权，贪污成风，双方人事不协，相互掣肘，以至于矿厂经济支绌万分，员工工资无着，矿务当局将存煤减价抵作工资。至1932年8月，10万吨存煤变卖耗尽，还负债60万元，只得被迫停工。

官商合办效果不彰，商方向实业部提出抗争，要求发还商办。而此时实业部正在筹办中央机器厂，于是拟将烈山煤矿官股60万元售出。[25]1932年9月6日，行政院公布第六十一次行政会议决议，通过实业部提案将烈山煤矿官股60万元，准由商人缴款承受，并指该项股款专作中央机器厂之用一案。[26]10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筹备接管委员会，处理商股缴款领照等手续。[27]

对于烈山官股60万元卖给商股，充作中央机器厂用途一事，一些商股股东对于商股董事收买官股发表声明，认为此事实系变更章程性质，于法律毫无根据。而倪嗣冲家属也大为不满，称倪嗣冲1924年病故后，所有烈山普益煤矿公司股份早经各家属依法继承，并经过户注册有案。前农矿部调查逆股误行没收，“经各家属具呈申辩，已奉国民政府发交司法院，依法审核尙未定案”。“在未经审定以前既不能视为逆股任意没收，亦即不能认为官股自由买卖”。[28]事实上，自烈山矿股作为倪嗣冲逆产被没收后，倪道杰一直没有停止奔波，四处运作，甚至通过段祺瑞向蒋介石疏通，请求发还。

烈山煤矿由官商合办改为商办，还在于总经理陆少冬被控。1932年1月28日，实业部派黄金涛暂兼烈山煤矿公司总经理。3月2日，实业部派刘荫茀等赴烈山煤矿，调查该矿总经理陆少冬。监察人李美章称，前经理陆子冬及协理吴子久舞弊侵占一案，“奉部令派员调查属实，确少存煤三万四千四百十二吨。”[29]11月8日，在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处开侦查庭，吴子久到案候讯，退庭后即交保出外，陆子冬因病在沪就医，未能到庭。[30]陆、吴偷漏煤斤、渎职舞弊一案，负债数十万，公司濒于破产。[31]

烈山矿办理不善，公司一直存在亏欠。而商股数年之官息红利，概未发给，总理黄金涛以应付困难，办事诸感棘手，乃呈请辞职。商股董事鉴于公司之频年赔累，若不设法整顿，恐将有破产之虞，于是向实业部呈请改由商股负责，实业部亦以官股办理数年，毫无成绩，且矿务日见衰败，遂准如所请，并委任商股之吴淑才为该公司总理，周子衡为协理。

1933年1月，公司再次改组，官方把矿事权让出，改由商方经营，推选商股代表吴淑才主持矿政。1933年2月10日，董事会在南京开会，追认吴、周二人为总理、协理。此次改组，计划纯由商股负责，官股毫未参加。[32]随即总经理吴淑才、协理周子衡鉴于公司历年之积弊，通过淘汰人员、节省开支等措施，并将总公司移于矿山，各项经费，缩减至最低程度。[33]

公司改组后，经营两年，管理状况有所好转，但经济效益不甚理想。1935年5月，唐少侯接任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积极谋求发展，一度计划召华侨投资80万元，扩大经营，后来经董事会议决，打算对外招标承租。[34]实业部还曾想把烈山煤矿改为官督商办。[35]6月9日董事会议决胡曜为该矿经理，投资10万元继续承办。不过此时该矿仅工资一项积欠已达10余万元，显然10万元殊不敷用。[36]烈山媒矿全体员司工警，以积欠薪资，屡索不发，特推代表向中央及皖府电吁，恳饬将存煤交员工自行处理，以维生计。[37]

自1930年官商合办后，至1935年6月停工，截至同年9月，共亏损111.5万元，10月1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再次修改章程。经实业部改组，董事长为陈公博，章祜为总经理，严慎予等人为官股董事，倪道杰等人为商股董事。[38]1936年7月29日由实业部核准登记，官股董事6人，商股董事9人，筹划复工，于11月向交通、江苏、国民、金城、大陆等五银行借款15万元，又向振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0万元，以矿权及公司所有动产及不动产为抵押。由于烈山矿停办两年之久，煤井严重积水以致无法开采，而存煤售罄，宿、蚌俱感煤荒，柴煤市价每吨涨至十六元有奇，尚无处购买。[39]1937年1月即由振兴公司接管，至6月底完成打水复工计划，7月开始营业，随之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交通阻塞，矿长辞职，章祜邀集当地重要股东组织管理委员会，维持现状。[40]1938年5月，日军占领烈山，矿区设备摧毁殆尽。1941年日军把烈山煤矿的地面设施和适用器材拆运至淮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烈山煤矿由经济部派员勘察接收，首要问题就是整理股权，公司从新组织。[41]1946年11月15日，官商合办烈山煤矿公司在南京大光路二十号光华小学召开股东大会。经股东大会讨论议决，迅筹资金、招股增资、洽购机器、速谋复业。

烈山煤矿一度曾为安徽省产量最多的煤矿，苏皖豫三省燃料大多由其供给。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矿厂却几经沉浮，“本县睢溪镇附近烈山煤矿，于清光绪三十二年经地方人士以人力畜力开采，日可出煤百吨。民国四年，由倪丹忱经营，并购机器七部，日可出煤五百吨，营业甚佳。抗战期间，日人将机器运走，房屋破坏。胜利后，矿筒复为共军拆毁，以致皖北各县，殊感煤荒。现该地收复，治安渐靖，张正尧等为繁荣商业，便利民生，集资三千万元，复工开采，今后皖北煤荒，当可解决”。[42]但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直到解放前夕，烈山煤矿的生产并未得到恢复。

三

通过上述对50年间烈山煤矿产权的梳理，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烈山矿主要是由宿州等地士绅开采，虽有道台袁大化短暂强占，但投资主体为一般商人，属于商办。北洋时期倪氏家族对烈山矿进行了投资，由于倪嗣冲曾任安徽督军，有官方背景，也易于召集到其他商股，这一时期投资主体应为官僚私人资本和一般民间资本，产权组织形式依然属于商办。

1927年底，经南京国民政府会议第105号会议决议，宣布将该公司收归国有。1928年2月，普益煤矿公司改组为烈山煤矿局，由商办改为官办，但煤矿局运营两年，入不敷出。虽然倪氏股权被没收，但一般商股利益农矿部并未妥当予以解决和处理。1930年3月，农矿部遵照三中全会议决案，决定改官办的烈山煤矿总局为官商合办，选举了官商董事，成立了董事会。不过官商双方人事不协，相互掣肘，经济支绌，截止1932年8月，除将10万吨存煤售款耗尽外，还负债60万元，矿厂被迫停工。由于官商合办效果不彰，商方向实业部提出抗争，要求发还商办。1933年1月，公司重新改组，官方把矿事权让出，改由商方经营，2月召开了董事会，有商股董事吴淑才主持矿政。然而即使是商办，经济效益并不见好。1935年5月，唐少侯接任烈山煤矿总经理，曾一度试图通过承包招租、官督商办等形式来改变矿厂命运，6月矿厂停工。10月经实业部改组，选举官商股董事，再次进行官商合办，筹划复工，直至1937年7月才开始营业。也就是说战前十年，烈山煤矿先后经历了官办、官商合办、商办、官商合办等产权组织形式，但一直没有扭转局面，直至停工。

烈山煤矿1949年以前历年产量统计[5]31

同样可以看出，北洋时期倪氏家族控股阶段，产量稳步上升，至1926年达到顶峰。由于企业内外环境复杂、时局动荡，在煤矿公司几种产权组织形式中，单纯的商办、官办还是官商合办，都难能有效组织生产。在对烈山煤矿个案的解析中，可以得出，官僚私人民间投资进行商办这种方式能够推动企业发展。倪氏家族无论在股权私募、企业融资、交通运输联络，还是在与政府沟通、市场开拓等方面都有自我优势，就是矿区治安所用的护矿队，也多系由安武军调拨或是解散后而来，附近匪徒亦不敢轻易骚扰。

烈山煤矿收归国有宣布官办后，至战前短短的几年中，先后有彭象贤、麻得雨、吴培均、陆子冬、黄金涛、吴淑才、唐少侯、胡曜、章祜等为总经理，人事更迭频繁，有的渎职舞弊，有的走马观花，即使有的试图改革，一时也难以革除公司积弊，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欠薪负债，最后企业只得停工。

此外，因政权更迭，在将烈山煤矿没收国有的过程中，不能很好的处理所谓的“逆产”与商股利益，也将对所在企业发展造成不利。就烈山煤矿而言，倪氏股权被宣布为逆产收归国有，但政府忽视了倪氏家族掌控企业沉淀下来的人事关系，农矿部对一般商股并未给予发还、赎买或售卖，也造成一般股东组织维持会，不断登报声明要求保护自我权益，从而无心过问企业的发展运营管理。安徽省政府认为该矿应为本省政府与中央共同经营，其纯利各占其半，但烈山煤矿划归农矿部直辖，省有与国有存在分歧，因此地方政府无力也不愿介入企业的恢复与发展。

[1]皖抚致江督电[N].申报,1906-09-09(3).

[2]烈山煤矿公司之申讼[N].申报,1913-07-01(7).

[3]烈山煤矿之中止[N].申报,1915-08-27(7).

[4]王鹤鸣.安徽近代煤铁矿业三起三落[J].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

[5]淮北矿业公司史志办公室编.淮北煤矿大事记(内部资料)[Z].1998.

[6]南京快信[N].申报,1927-08-05(10).

[7]普益煤矿公司改组[N].申报,1928-02-23(10).

[8]农矿部长之两提案[N].申报,1928-04-13(11).

[9]农矿部公布烈山煤矿局条例[N].申报,1928-05-13(12).

[10]整理烈山煤矿办法[N].申报,1929-02-21(10).

[11]烈山煤矿局请凿新井[N].申报,1929-01-22(7).

[12]安徽烈山普益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维持会启事[N].申报,1928-03-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