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 郁

生之殇

□ 邓 郁

王琼（左）与妹妹周金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却共同背负一段沉重的故事

穿过江西峡江水边镇的105国道旁，有条浅浅的溪流，道上有座不到一米宽的石头短桥。16年前，刚上小学的王琼，每次放学经过短桥，都会在桥边站一会儿，凝望桥下溪水边一个“白白的东西”。看过几次后，她知道了，那不是玩具娃娃——是被丢弃的死婴。

“那孩子手脚都成形了，大概六七个月吧。头很大，很白。我从桥上看不到他／她眼睛。身上光着，啥也没有。”

弃婴不止一个。因为泡在水里，有的身上都长毛了。孩子身旁有尿片，有时还有老鼠等小动物的尸骸。她有点害怕，但也不强烈。

“好像婴儿一直在那里，不管冬夏。瞧到后来，都不想瞧了。”

“怎么没人把尸体收走呢?”我问王琼。

“那是一条废弃的小溪，基本相当于垃圾场了，没有清洁工经过那儿。”桥边就是医院，王琼推测，儿时看见的桥下弃婴，大概便是从那里来的引产儿。

她认识一个叫周金的女孩儿，差点也落得和那些死婴同样的命运。

20年前，28岁的峡江女子严晓庆和丈夫王建华想要男丁的心愿

和其他当地人一样强烈。生了两个女孩后，第三胎仍是女孩迫于无奈，只好将孩子引产，不料这个8个月大的女婴却顽强活了下来。严晓庆夫妇四处托人抚养她不成，只得将孩子放在乡政府的门口。最终，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送给了王建华在农村的二妹，长大至今。

王琼是严晓庆的二女儿，那个“死里逃生”的女孩就是周金，她的亲妹妹。

桥下的婴儿成了王琼对那个年代的惟一记忆，那幅画面和妹妹的经历则促成了她对生育与生命的思考。2014年夏天，在井冈山大学学习广播电视新闻学的王琼，决定把镜头对准家人和家乡，拍摄一部纪录片。

录音机盒子

严晓庆一共怀过8胎，老大王莉、老二王琼都是女孩儿，弟弟王思钒是老八。中间的5胎，3个做过引产，两个做过人工流产。

从2014年5月开始，通过和父母亲、伯母等人的多次对话、实地走访，王琼“拼凑”出了小她两岁的周金降生的过程。

怀这一胎时，严晓庆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检查，大着肚子到浙江打工。怀到8个多月，她觉得身体的反应和前两胎差不太多，“应该还是个女孩儿吧”。那时还没有B超这回事。严晓庆思忖，还是回去做引产算了。

老家他们不敢待，悄悄去的新干人民医院。打了两针引产针，害怕万一是个男孩，引了可惜，又犹豫了。听说服用甘草可以减小引产药效，严晓庆又让丈夫买了一斤甘草熬水喝掉，希望挽留孩子。

“也不知道是打针没打中么，到那天早上5点多钟、还没天亮的时候，就生下来了。正月二十六，冷得不得了啊。”严晓庆描述。

刚生产完，根本爬不起，严晓庆叫丈夫拿草纸包着——血淋淋的，就那样把孩子包到床上。

“如果不要，通常就扔厕所或者外头臭水沟了。”王琼的伯母说。

在当时的环境下，夫妇俩根本不敢回家。先是把女婴托给附近何君村里一个叫“胡子”的人带，养了几天，还了回来。王建华无奈，还是决定把她扔了。

根据王琼的二姑姑和姑父回忆，当时王建华用一件旧棉袄给周金裹上，装在一个录音机盒里，放了一小袋葡萄糖、一袋奶粉、一些水和30元在里面，把她扔在了一个叫“胡口坊”的地方。过了大概两个晚上，没人捡。王建华和妹夫又在半夜把她带去了一个叫“猫儿脑”的地方，放在一个中学门口。过了两个晚上，还是没人捡。他们只得把她带去了(原)水边乡政府门口。再过了一个晚上，听人说，孩子还在那儿。王建华写了孩子生辰的红纸还在里头，钱没了，奶粉也没了。

再强的生命力也禁不住天寒地冻。奶奶终于发话，要求在严溪村里当屠夫的王琼二姑父必须把周金带回家。

那个下着小雨的下午，王琼姑父骑自行车带着他3岁大的养子出去买猪饲料，路过周金身边，孩子哭声很大，一个陌生的老奶奶在给她喂葡萄糖水。

姑父问儿子:“我们带不带这个妹妹回家?”儿子说:“带，带。”于是他们把那个录音机盒子带回了家。

王建华说，妹夫是一路唱回去的——“我捡了个千金回来了!”

周金:“黑暗岁月”

从井冈山所在的吉安市坐一个小时的中巴，便到了峡江水边镇。

新城路很宽，人不算多。只要不下雨，严晓庆几乎每天下午都和隔壁童装店、厨具店、鞋店还有银店的老板娘一起打牌，准时准点。就这么几十米距离，多的时候能看到一溜五六桌牌。

在家纺店和银楼中间的，便是王建华开的华影照相馆。一张全家福里，王建华穿着银色西装，严晓庆身着时尚的低领白色短袖礼服，王思钒坐在父母中央，3个人都略为拘谨。后面站着的三姊妹像小虎队那个年代的偶像一样，吹了发型，比划着手势，笑得灿烂。

大女儿王莉与她的两个孩子

“以前全家福上没有周金，从五六年前才开始有她。”王琼说。

念完小学，周金被养父母送到照相馆，和王琼、王莉一起生活。先是读完初中，接着在照相馆工作3年，学给客人化妆，也算是习得一门手艺——尽管大家觉得，她掌握得并不好。

“扔出去”的孩子，回来寄住在亲生母亲家，似乎是个拉近亲情的绝好契机，却成为周金记忆里“最黑暗”的6年。

周金向我透露，严晓庆平素总是板着脸，“面相凶”，这多少给她压迫感。

“她不敢随便吃零食，不敢看电视，几乎不和我爸妈说话。”王琼成了周金的日记本，倾吐完心事，再“上好锁”。

一次期中考试，周金考得很差，学校要求开家长会。王琼姑父说没时间，叫她找“舅妈”。她不敢。她向王建华透露了开家长会的事，可严晓庆并不知道。

家长会的那天晚上，从周金的同学那里，严晓庆才知道了这件事。

“第二天吃饭，她对着妹妹大骂，我养一条狗都会向我摇尾巴，养你有什么用?这话刺进妹妹的心窝窝里了。”王琼在拍摄笔记里回忆。

那晚，周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上课，又哭了一天。

长大后，村里经常有人笑话周金是捡来的。她不信，每次听到都哭，于是不停地向养父母求证，再大点，他们把真相告诉了她，她哭着问:“为什么生我下来却要扔掉?”姑姑安慰她说:“因为你舅妈没有生到弟弟。”

“所以男孩子是人，女孩子就不是人么?”

周金15岁那一年，王建华夫妇带着王琼和周金姐妹俩去邻县办事。在车上，王建华对坐在后排的周金说:“周金，你也大了，这事可以告诉你了。你是我们生的，不是不要你，是想生你弟弟，不要恨我们。”

周金听见，啥也没说。那之后，“舅舅舅妈”的叫法，也没改口。

“那几年你们关系那么僵。按照通常的逻辑，自己丢弃的孩子回来住，不会加倍对她好么?”我问严晓庆。

“她在严溪时，我老跑回去，偷偷看过她割稻子，东西也没少买。但是周金那个性格……”严晓庆辩解着，一脸无奈。

两年前，王建华夫妇投了几十万，在巴邱县开了家规模不小的名人婚纱影楼。周金和丈夫小黄是这里的主管。

“我们跟她讲不要早恋，不要太早结婚、太早生小孩，她就不说话、不爱听，要不就说‘我知道’。她找的这个老公，我们是一万个不同意的。影楼他们没管好，亏死。又不跟我们商量，跑去新干开厨具店，也是负债十几万。王琼爸爸给他们在水边刚开了一个广告店，他们也不领情。她爸在考虑收回来。”严晓庆一肚子的怨气。

巴邱看上去比水边新城脏乱一点，更热闹一些。坐落在主街上的名人影楼很气派，气球、吊灯，花团锦簇，门口立着的大喇叭不停地放着促销广告。我面前的周金，踩着七八厘米的红色高跟鞋，脸上线条硬朗，声音有点沙哑，说话直楞。

“你恨你舅妈吗?”我问周金。

“不恨，没什么好恨的啊。”语气淡淡的。王琼分析，一开始知道身世的时候，妹妹肯定是“恨”过的。但初中以后，就被“害怕和难过”取代了。

在王琼拍摄的素材里，有一幕，是周金坐在老家严溪村的饭桌边，两手把玩筷子，一声不吭，眼神空洞。

周金曾在QQ空间里留言:“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比我幸福?”这个21岁的女孩儿，有时会说，“活着还不如死了。”似乎只有儿子成曦，会让她的脸色稍微明亮些。

去年，20岁的周金初为人母。她生孩子生了很久，在产床挣扎时，陪产的严晓庆也哭了。

但周金至今去“舅妈”家吃饭，都不会上桌，永远站在外面，或者坐在哪个角落吃。生了成曦之后，周金流过一次产。手术后，她希望在王琼这里休息两天，严晓庆颇多不耐。

“从辍学到早恋、生子，再到为丈夫借钱，每一个选择，只要是我爸妈安排或建议的，周金必定要走相反的方向，前提是她自己都没有足够成熟的辨别能力。可是，妹妹又是善良的，她抵抗父母，又理解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她的眼里只有泪水，没有怒火。”王琼说，拍这个纪录片，一个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缓解周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

但她渐渐发现，母亲上半辈子因为生育挫折、家事繁琐，受够了折磨，丝毫感受不到三女儿周金对自己的那种温度，也没有耐心去研究缓和彼此关系的方式。“她一直用正常的母女关系来要求妹妹，并且不容许错误，一旦犯错便难以原谅，又因为周金的疏离愈发的生气。她们都希望对方主动靠近。但两个脆弱的女人拔河，任何一方都不会赢，除非放下。而我妈她是长辈，她不可能自己先低下。”

王莉的三道伤疤

姐姐王莉，不论性格还是择偶成家，无疑更贴严晓庆的心思。

大女婿小郑靠着早年的物流生意和后来的金融买卖，开上了宝马，也盖起了一幢五六十万的房子。

王莉说话很轻，一脸柔顺。她和前夫生过一个儿子，离婚后归了男方。和第二任丈夫小郑结合后，生下了女儿小苹果。

严晓庆记得，当时大女婿人在四川，“电话里听说是个女孩儿，半天没说话，就把电话挂了。”

都说小苹果出生后，小郑对她疼爱有加，父女俩感情很浓。但一码归一码，“该生的还是要生”。

生过两个孩子的王莉，和有着漫长生育史的母亲比起来，苦头并没少吃:第一胎麻醉失效，痛到她撕心裂肺，更糟糕的是产后刀口发炎溃烂；第二胎还算顺利，依然是剖腹产。

因为有过前两次非顺产的经历，王莉不想也不太敢生三胎。“但那是他和他们家人的意思，不生是不可能的。”

她也听从了母亲的意见。虽然心疼女儿，严晓庆也认为“最好能生个儿子”。在王琼看来，经历第一次婚姻挫败后，王莉唯父母是从，这也就是周金所说的“姐姐和母亲变成了一类人”的主要原因。“姐夫和前妻的儿子毕竟非姐姐亲生，若是老了，兴许还要吃一番继子的苦头。”凡事做好打算，这是王莉从母亲那里学来的经验。

王琼问过姐姐，如果下一胎怀的是女孩怎么办，王莉毫不犹豫地说打掉——和当年的母亲一样，怀到男孩为止。

但和母亲不同的是，因为子宫有问题，王莉无法顺产，而他们听说剖腹产最多只能做三次，因此，第三胎也可能就是王莉作为一个母亲的最后一次生育机会。

比严晓庆“幸运”的是，王莉“怀中了”。

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王莉去做了B超。保险起见，还做了两次。第二次B超，王琼跟去，用手机偷拍了。“紧张到不行，像赌博一样。”

护士确定性别后，姐姐躺着长叹了一口气说:“终于完成任务了”——在回家的路上，小郑在车里也说了同样一句话。

3个孩子的降生，给王莉的肚皮留下3道长长的疤痕:前两次横切，刀口很深；最新的刀口是竖切，七八道缝针的痕迹清晰可见。不过25岁年纪，3次生育的痛楚，便如车辙般，在她的肚皮上碾过，永难消却。

在外人看来，王莉嫁了个好男人，有钱，也不出去搞外遇，会做饭，还疼孩子。但王莉却始终有种挥之不去的恐慌。

给小郑生下儿子文杰之前，她公婆从来不给小苹果包红包，只给丈夫和前妻生的儿子。文杰出世后，就给俩孙子红包，小苹果依然没有。丈夫的叔叔倒是在小苹果出生时给过200块，但文杰降生，则从这位叔公手里得到了2000元的红包。

“怎么可能不生儿子？”

从严晓庆到王莉和周金，两代，3个女人，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好运”:从艰难怀过8胎，到怀3胎，再到1胎，直达“生出儿子”的结果。

但妹妹的畸形成长，姐姐的屈从夫意和母意，都让王琼没法平静。家中影楼摆着的一件件雪白婚纱，与其说象征祝福，不如说，更像是对本地女人命运的谶言。

“要是周金当时引产下来是个男孩子，也活着，你们会怎么样?也会送人吗?”王琼问过父母。

严晓庆和王建华的回答斩钉截铁:“是男孩，绝不可能送人的。我们会再去外面打工，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男女生而有别，这在峡江似乎是个不用讨论的问题。

王琼的大舅妈做过接生婆。她说生了男孩的，不光自己高兴，还会煮鸡蛋、粉条给接生婆，杀鸡也是常有的。生女孩的就哭哭啼啼，全家都没好脸色。

母亲和舅妈的逻辑非常简单:“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乡下，总想有一个后嘛，到老了有一个依靠。”

伯母举了邻居“五把老”的例子。“五把老”没儿子，分给他的那些山他都卖掉了，他不种树。“如果有儿子就不会卖掉了，有儿子他自己就会请人造林啊，谁家都造林，就他家卖掉了。”

严溪村里92岁的接生婆江发英告诉我们，有一次接生完她去解手，回来孩子便不见了。她听说过刚出生的女婴被扔到床下，冻死。甚至有人让她直接把接生下来的女婴“做”掉。

“作孽啊。一条命。”她说自己当接生婆五六十年，从没干过那种事。

王琼的大舅妈，对她忆起严晓庆引掉的老七，忍不住掉泪:“那女孩儿，长得很像你，特别漂亮。引下来，还哭了一声。”

王琼的二伯母那时也在场，她拿一张红纸包着断了气的女婴，用桶子装着，倒进了厕所。据说，红纸能保佑下一胎生男孩。

峡江和吉安是整个国家的缩影吗?还是这里有着更加极端的民风?

距离吉安几十公里外的古村落渼陂，最老的祠堂永慕堂正在大修。渼陂以出状元和将军出名，如今开辟成古建旅游景点，但人影稀疏。一位村民理事会的负责人告诉我，男尊女卑的习俗在这里，千年未变。“碰上祠堂上梁这样大型的仪式，别说上前了，女人根本不能抬眼看。无论是祭祖还是红白喜事，女人都只能靠边待。”

井冈山大学附中的英语老师肖齐平说，江西有8900多座宗祠。农耕文明是这里强大的历史根基，对男丁的尊崇显然有着地理环境与生存要义的本因。“太平天国时期，清军屠城，摧毁了大半的本地人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里又骤减了百万人。江西人不像沿海那么吸收外来文化，他们对政治动荡和战乱充满了恐惧，缺乏自信，为了延续香火，进一步强化了宗族意识。”肖齐平认为家乡的所谓“重男轻女”之风，无可厚非。

在生王思钒之前，生不出儿子的严晓庆一直备受夫家歧视。王琼的大姑姑给了母亲多年的冷脸。很多年里，她和姐姐王莉都没有压岁钱。

严晓庆有好几个兄弟，母亲很疼她这个幺妹儿。但母亲老年中风，严晓庆没照顾过几天。“还是要靠你那些舅妈，不管他们照顾得好还是不好。”她这样跟王琼说。

“儿子究竟有什么好?”我问严晓庆。

“不知道。没想过，其实我儿子也不听话咧——”她有些哭笑不得。

媒体人高止疆(化名)离开家乡吉安快20年了，现在一年回去一次。他感觉，相比从前，重男轻女的风气要好很多了。

但王琼不这么认为。她听说，现在还有很多20上下的峡江人，订了婚之后，因为女方生的不是儿子，就没有领结婚证，或者男方干脆掰了。

“前几个月我们家一个怀孕快4个月的邻居来我家玩，我姐问她，你打B超了吗，她说准备去打，如果是个女孩就不要，因为不想带。后来我姐就告诉我，她已经做完引产了。”若追问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大都说“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我问肖齐平。

“现在吉安的城市化程度不到30%。等70%那天吧。”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而北大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此前曾指出，只有当经济发展到触发了人的观念变革，才可能对生育的偏好产生实质性影响。经济增长还没有影响到文化变革时，发展只会进一步刺激生育男孩的偏好。

某种程度上，“城市化”的风潮其实早刮到了水边这样的乡镇，比如青春期少年的课余爱好。

华影照相馆一楼的影棚挨着就是厨房。晚上，王琼和母亲一起张罗，留我们吃晚餐。人齐了，12岁的王思钒兀自背对着饭桌，玩着“英雄联盟”电脑游戏。

“别玩了，王思钒。也不过来和阿姨打招呼。”严晓庆有点懊恼儿子的“不懂事”，也没多说什么。

王思钒迷恋电视娱乐节目，他在学校爱玩的真人秀游戏“撕名牌”是从《奔跑吧兄弟》里学来的，同学都很喜欢玩。王琼嘲笑过弟弟爱看《分手大师》这样的“烂片”，劝他跟她一起看书房里存下来的“营养片”(朋友借给她几千部电影大师的经典电影)，“那个家伙死活不肯，他说:我就喜欢看烂片。”

王思钒到了叛逆的年纪，父母拿他都没辙。“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一赌气，把自己房间门反锁。我是管不了。”王建华笑着，叹了口气。

母亲喜欢给他很多零食，父亲则是典型的“棍棒教育”。有次逮到他去网吧，王建华当着众人面，把孩子打个半死。“反正我管不了，我天天做生意。”

靠给村里人照相起家，今天的王建华在水边和巴邱开了一家照相馆、两家婚纱影楼，还有一个运作中的广告招牌店。“如果没有这孩子，我早就退休了，现在要再多奋斗10年。”王建华说，语气里却没有多大的懊丧。他和妻子还计划过给尚未成年的儿子买房。

这似乎是一种无私的投入，但在女儿王琼眼中，当生育成了一项强硬冰冷的家庭任务的时候，当孩子的出世是出于欲望和需求；这些生命一开始就不被尊重了，并缺少足够的爱和呵护。“于是与孩子相处、对孩子的教育便很容易做得粗糙和邋遢、不快乐并且变得功利，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伤害和遗憾。”

“只管生，不管养。那是又一个穹顶。”她说。

“逆来顺受”

随着拍摄的进行，王琼对母亲那一代多了些理解。“她也是受害者。他们这代人的观念和他们已经融为一体。那个时候，自己的生存都很困难，难道还会去想一个还没有出生的生命吗?”但她一直想知道一件事:那些被引产的孩子，会有疼痛感吗?

“在肚子里的时候，打催生针的时候，医生把药物注射到孩子的身体里，你是否想过孩子也有疼痛感?就像你生孩子会痛一样，可能孩子也会痛?”

“这谁知道啊?”母亲漠然地回答。

问起伯母，回答差不多。做过接生婆的大舅妈，答得不太一样:“痛，痛肯定也有，小孩儿只是不会说。”

引产妇的疼痛，大舅妈则有切身感受。“打完针进去，子宫就收缩，收缩就痛啊，比正常生孩子痛多了啊，这你妈妈就有亲身体验，说你妈妈身体差身体差，不就是引多了小孩啊，要出那么多血啊，还要清宫啊，又没好好坐月子。生孩子还有月子和百天坐，引孩子哪里还有啊，引下来最多一个礼拜就要干活。女人不就这点划不来啊……”

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导致这些悲剧?

“假如当时计生不那么严，也许不会有人轻易选择引产。”王琼想。

王建华告诉王琼，生完她，妻子就到处躲:“正好你大舅舅又当书记，逼得没办法就又回来，抱着你就东躲西藏的。后来还是去做了结扎，谁晓得还是又生，就又开始躲了，躲到海南岛去种菜。在那儿也引掉一个，听说是个女孩。”

多数的峡江人，对于国家政策没有像莫言小说《蛙》中的高密人那般“咬牙切齿”:“说扎就扎啰。”不过，王琼对这国策还是持怀疑态度，但她又反思:“我只是以现在这个时代的文明造就的我在同情和批判，不那么体贴，还很主观。”

将 来

不到一年时间，王琼已积累了80个小时的素材，预计拍摄还要持续一年。她想找出爸爸当年亲手书写、放在周金襁褓中的生辰八字，计划沿着新干人民医院、“猫儿脑”的饭店、“胡子”家、学校、水边政府，把周金出生的那条线路，亲自走上一遭。

她知道峡江有很多个类似的家庭，拍这部片子，不仅仅是为了靠近历史或是保存记忆:“历史要求我们要看到更多接近本质的东西。如果不这样，问题没有解决的可能。”

她原来不喜欢孩子，“嫌太吵”。做了这个项目，有了很大改变。“我想我会要孩子，可能还不止一个。”而今的她会慢慢地进入一个生命的内心，甚至能想象得到孩子在母体里运动的画面。

这一年里，借由摄像机的打量，王琼也开始重新打量家人、特别是父母。看到母亲为对不起外婆而落泪，她好像头一次读懂了母亲。给她和严晓庆拍照，她亲热地拉过母亲搂着。两个“童花头”凑在一起，嘻嘻哈哈，活像姊妹。“我也是这一两年，才开始和我妈撒娇。”

刚刚二十出头的她试图在家里最亲的这3个女人和男人们之间，做那根重要而巧妙的纽带。在她努力之下，周金与父母的冲突和僵持，虽然时常起伏，但总算有了转圜；王莉的生育悬念和挣扎已经度过；王思钒和父母的矛盾还在观察和记录中。王琼希望，在片子结束之前，能够促成周金与亲生父母的单独对话。

而要改变生育观念却没那么简单，“连我妹妹都陷进去了。所有人都在一个充满污泥的水池里，却都从大流。”

眼神清亮的王琼欣赏桑塔格、汉娜·阿伦特，她和宿舍同学几乎没有来往。“那些学生会和社团的人说的话都很雷同，我宁愿把时间浪费在睡觉上。”她只参加了一家叫青原色的NGO，正是在这家组织的生育口述项目里，她起念要拍摄家庭影像。

微信上她叫“天边”，她最好的朋友也不在此地:一位律师朋友曾寄阿伦特的书给她，她回寄给他伯格曼的电影。这个纪录片拍摄项目的精神支持，也大多来自未曾谋面的笔友、微信伙伴。

对于王琼的纪录片，家里人一开始的反应都是，“拍这个干嘛呀?”母亲则是因为女儿说“这是作业”，配合才算积极。

严晓庆知道二女儿“心大”，但聊起她的未来，有点半是心疼、半是不相信:“她将来不会真的走很远吧?”

王莉和周金都不爱读书，说到王琼的好，也就是“能干”。“她性子倔，爱吃素，还有啥好的?”王莉笑了。顿了顿，又收住了笑:“希望王琼将来过得好，不要像我们这样。”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