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高度

把地球表面摊平，山峰的高度就是世界的高度了。珠穆朗玛峰高8882米，小时候背得烂熟；后来我们长高了它变矮了，成了8848.43米，说是原来测量有误。非洲之颠乞力马扎罗山也有过同样经历。1999年11月精确测量是5891.77米，比公认值少了3米，坦桑尼亚人为此郁闷了很久。山的伟力，有时在人的面前也无奈。1952年朝鲜战争中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美军倾泻了190余万发炮弹、5000余枚炸弹“削山”；后来志愿军钻出坑道，一举收复阵地，发现山头矮了两米多。

让山长高是现代人的事。1995年，北京的一群艺术家来到妙峰山的一个无名山头，10个人赤条条摞起来，创造了当代行为艺术的经典之作《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前两年这10个人之一的左小祖咒出的专辑，封套就是这创意，不过人换成了猪。

自然界里的人类如此渺小，却从来不曾忽略自己的高度。我们关注近邻日本，数十年间平均长高了10厘米，惊呼“一杯牛奶强壮了一个民族”。这话有点绝对，不过自己当年吃不饱耽误了长个儿，倒是不假。上学时我最高破过1米72，年龄渐长越来越缩，去年体检使劲抻脖子也过不了1米7。营养自然不缺了，但长不到方向上。

聊以自慰的是，许多人都说人的高度在头脑，在心灵（除非你打球、相亲、走T台）。

雷锋身高1米54，活着也要75岁了，还会缩一点。但没人说他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昵称他“那个小个子”，在民众心里却是那么伟岸。物理学家霍金，永远歪坐在椅子里指点宇宙，你猜不出他站起来有多高。巴金临近百年身体孱弱不堪，他告诉人们:我为你们而活着。巴金晚年写了《随想录》，被誉为“社会的良心”。一座座思想、道德、智慧的高峰显示着人类的高度，无愧于世界的主宰。

人的精神高度有时也很难测量。历经“文革”磨难的巴金老人以抱病之躯，树起了“讲真话”的大旗，从此“讲真话”成了大师最耀眼的标签。近读林达著《历史在你我身边》，有些同感:在一个变革的社会中，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启蒙；谁能说写出激流三部曲的文学大师巴金，不是“社会良心”的象征？彼时达到的思想高度又岂为“讲真话”三字所超越？在社会的特殊时期，“圣者”巴金发出呐喊的非凡勇气，才是它的高度所在。我读过韦君宜的《思痛录》，犀利的笔锋透出的思想深度，可能更胜一筹。

财富与权力也有高度，并可“任性”地摆渡到其他峰顶。党的书记变成了书协主席；董事长变成了教授、校长；富豪榜的前排都变成了人生导师，给我们讲道德、教做人、教做梦，故事一个比一个动人。3岁让芒果，比孔融还早一年。

世界的高度，绝非仅靠大人物来撑起。打开我们的人生频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山峦，每座山都有各自的险峻与高度。有位年轻人叫四张，他暗恋的女孩打长途说一个男孩子死追她；四张外套都没穿，蹬上自行车一口气狂奔了三百多里地。结果呢，心碎的他又一圈圈儿蹬回来。那五六百里没白跑，他在“爱”的旅途上立起了一座峰。谁没有过疯狂的青春？谁没在爱的火焰与海水里焚烧和淹没过？刑场上悲壮的婚礼、为老妻凿的千层石阶，感动一下就行了；那是人家的山，不是你的。一个潜逃十几年的罪犯，因日夜思念父母而投案自首。他在堕入深渊之后，却登上了亲情的山。山不在高，当是深情的一座。

检阅身后大大小小的山峰，虽不甚高却也有了一群，那就是你我有价值的人生。如是，我们才有资格、有信心谈论世界的高度。我们有多高，世界就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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