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里的最后三个月

□ 齐岳峰

犯人出狱前先学坐地铁

再有20天，张军就可以推开久违的家门，对古稀之年的父亲说一声:“爸，我回来了。”这句话是他准备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

而现在，他仍需每天按时起床，按部就班地上课、劳动、就寝——作为一名服刑人员，这样的日子，在北京某监狱里，他已经过了10来年。

两个多月前，他从原服刑监狱转出，开始接受出监教育，铁窗生涯启动倒计时。

10年来，不断有像张军这样刑期将满的京籍男性在押服刑人员，被转送到这个名为“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中心”(下简称出监中心)的地方，接受为期3个月的“出监教育”。

2003年，司法部颁布的“79号令”即《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中称: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贯穿于监狱工作的全过程，“监狱对即将服刑期满的罪犯，应当集中进行出监教育，时限为3个月。”

这个时间设定，就如出监中心8分监区副分监长付勇所言:“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

学会乘地铁

随干警走过出监中心监区的走廊，周围的服刑人员会条件反射般迅速靠墙而立，双手下垂，直到干警走过后才恢复活动。

这种行为在监狱里是常态，心理学称为“拘禁性人格”——在失去自由这段时间，服刑人员对管束形成了条件反射，这种习惯在出狱后还会保持一段时间。比如，回家后，有人仍坚持开灯睡觉，被叫到名字会迅速答“到”，很多人坚持早上6点起床，7点钟则会想到“该打饭了”——不少服刑人员出监后为了改变这种“拘禁性人格”，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如今，对于“拘禁”的缓解和调适，被前置到出监教育环节。

11年前的2004年2月，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确定，将出监中心设在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一大批干警被抽调来专门从事出监教育。随后调来的付勇记得，那时候对于怎么搞出监教育，干警们没什么经验和章法，“一步一步探索着来”。

2015年1月，因挪用公款入监的张军，即将刑满释放，被送到了出监教育中心。

在这里，与社会隔绝多年的在押人员需要学会调整自己，与外面的世界接轨。而这也意味着监狱管理人员工作量加大，付勇负责的分监区，在“管理”的同时，加大了服务职能。

“服务职能”包括教服刑人员怎样乘坐地铁，怎样办理户口和档案，怎样办银行卡和信用卡，怎样使用电脑和手机。出监教育中心里有用于情景演示的模拟窗口、排号机和地铁公交刷卡机，以及各种实况演示视频，服刑人员可以通过模拟实训来熟悉这些重获自由后必需的生活内容。

服刑人员的生物钟也被调整，张军的感受是:“作息基本自主，只规定点名时间。”每天中午他也可以不睡觉，自己看会儿书。甚至他们还有机会看电视、电影，并且聊聊剧情。

狱方在延长室外活动时间的同时，强化了对服刑人员身心的培训——健身教练被请进监狱，教服刑人员打太极拳，健身设施也逐步配备。服刑人员还可以利用工余和休息日时间，打球、下棋、聊天，或在警官组织下练练太极拳、跑跑步、锻炼身体。

还会有心理咨询课，帮助服刑人员调适心理。46岁的服刑人员陈武说，来到出监教育中心的服刑人员，因为即将出狱，兴奋度高，常常睡不着觉，心理老师会让大家互相聊天，互相祝福“开开心心”。

还是罪犯

每个月出监中心都要接收届临释放人员，几乎每天都有服刑人员刑满释放。成批进、单个释放，如此往复。

进入中心后，干警都要和服刑人员例行谈话，了解服刑情况、家庭情况，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付勇所在的分监区一度警力不够，6个人要负责70名服刑人员，还要轮流值24小时夜班，压力颇大。

他们发现，最后20天左右，有的服刑人员开始“浮”了。

2014年末，张军每天都盼着到“出监队”(服刑人员对出监中心的称呼)，计算着时间，“一个月理一次发，理满几次就到时候了”。

服刑者们觉得，“出监队”管束宽松，到这里后，他们对积分考核也不在意了。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昭示了“依法治监”起步。以积分考核制度为代表的服刑人员考评系统也被不断细化，“考核—积分—奖励—减刑”成为服刑人员必经的路径。

付勇们不得不保持“高压态势”——即将出狱的人毕竟还是罪犯。

于是有服刑人员向干警反映，这里不是教育中心，是严管中心。

出监教育中心的办法是，根据劳动、学习和日常表现评定A、B、C、D四个等级，并在周点餐、月采买、日常文娱活动方面对应宽严相济的不同待遇。

此外，干警经常要吃住在监区，每人对接十余名服刑人员，跟踪他们的状态。

干警与服刑人员如何配对，也是有讲究的，用出监中心副主任朱光华的话说要“有匹配性”——性格火爆的搭配性格平和的，不能两人都是爆脾气。

监狱特别重视心理测评，朱光华很早拿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有要求，监狱干警都要尽可能拿到这个证书。

干警们还不定期组织对服刑人员的心理测评，在此基础上通过日常了解，加上管教干部的反馈，评估其“再犯风险”。评估结果会反馈给服刑人员籍贯地的政府部门，用于后期追踪。

心理干预不仅针对服刑人员。监狱干警也承受着极大压力，不仅面对着可能存在高风险的服刑者，未来在生活中还有可能与曾经的管教对象相遇，这都需要不小的心理承受力。

不说再见

让外人惊讶但付勇们习以为常的是，有的服刑人员甚至不想离开监所——这里提供一切基本生活保障，而出去以后还要自己谋生。

服刑人员最关注的两大问题是“户籍”与“养老保险”。“马上就是社会人了，吃、住都要自己操心。”

狱方也很在意这两个方面，因为如果“出去吃不上饭，住不上房子，还可能再回来”。如付勇所说:“我们希望他们学一些走入社会后的谋生手段。”

很多行业对从业人员都要求无犯罪记录，从入口处封死了服刑人员再就业的通道，而一些低端岗位，朱光华分析说:“北京人好面儿，宁可吃低保也不愿意干。”

自己创业就被提上日程，但很多人都没有创业经验。

中心与光华慈善机构签订协议，免费开设创业课程。付勇说，培训机构定期为服刑人员讲授怎么写计划书，怎么进行创业准备，课程结束后，服刑人员会领到一本结业证书，“出去后可以向培训公司申请低息贷款”。

这个课程很受欢迎。在课后的小组讨论中，创业讨论也是最激烈的:你的公司叫什么，我的叫什么，LOGO该怎么做，面向什么群体，提供什么服务。

46岁的服刑人员陈武计划出去以后做个小生意，比如搞餐饮——这也是大多数服刑人员的创业规划，陈武觉得，这个行业上手会容易一些。

社会保险、民生政策、文明礼仪、阳光心态、交通安全、国防教育、毒品教育、应急救护和现代生活……出监教育中心还为服刑人员开设了20多门课程。

陈武记得，西城区来帮教的社保部门，会从“最基层的部门需要什么手续”讲起，告诉他们:“释放证要保存好!”以前很多服刑人员出去后就把释放证扔了，但“人家会问你从哪里来”。

这些课程对他的直接影响是，“必须做个文明人，免得出去以后被人瞧不起”——在他认知里，“文明人”的标准包括不随地吐痰、过马路走斑马线、看红绿灯等。

开设十余年，出监中心已经接收了逾4000名临近刑释的服刑人员，出监教育阶段的平均违纪率始终控制在0.5%左右。

付勇与服刑人员有个不成文的约定，离开后不说“再见”，而是说“外面见”。

这样的告别每天都在上演。

(文中张军、陈武为化名)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第5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