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芬芬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系，河南 济源 459000）

1 前言及研究假设

我国长期以来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城乡差异巨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存在着投入不足、各级政府事权财权区分不清、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缺失、筹资渠道单一等问题[1]，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数量，使得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阻碍.随着城乡统筹的步伐加快，对缩小城乡差异的要求愈加明确，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自身的问题外，农民自身的状况将多大程度上影响供给机制的实施效果，这将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中需要考虑的重点和难点，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为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实施效率提供有效的对策.

经过文献梳理和实地调研，本文从农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这三个维度出发，找出可能影响到农民对公共产品供给参与的因素，从而分析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实施难点，以此为突破口找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相关对策.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分别对上述三项基本因素与公共产品的参与度进行相关性分析，即对三个可能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实施存在重要影响的典型变量进行了验证，以期论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施难点，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2 样本分析

2.1 数据来源

在2014年9-12月，本课题组成员走访了河南省内60个村民委员会，每个村委会随机抽取5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2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285份，问卷有效率为94.37%.样本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的分析概括如下表（表1至表3）所示.

表1 受访对象年龄分布及其百分比

表2 受访对象受教育程度分布及其百分比

表3 受访对象家庭年收入分布及其百分比

问卷中除涉及被调查者基本情况的选项外，还有涉及调查者对公共产品供给的需求、评价、参与情况等选项.因为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农民的各项基本状况与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的参与情况的相关度，以期验证农民的基本情况是否会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施的难点.通过调查，农民对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的参与积极性和参与情况的统计结果如下表（表4）：

表4 受访对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的参与情况

从表4的调查结果可知，在农村公共产品参与层面，超过一半以上的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其中从未参加和基本不参加的农民占总数的比例达到了51.58%，有效参加并乐于表达个人意见的比例不到总数的13%，可见，农民的参与度不高是制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亟待采取相应举措激发起农民的参与热情，以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2.2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相关分析的统计分析方法，将被调查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情况分别与问卷中能够反映被调查者对公共产品供给参与情况的B2题的作答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得出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与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参与情况是否有关.

相关的概念是在1877-1888年间由Francis Calton提出的，后由Karl Pearson使这方面理论系统化，并使其得到了广泛应用，相关分析中所用的相关系数就称为Pearman相关系数，这也是人们定量地描述线性相关程度强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相关系数来源于样本方差，即反应一个变量内部的变异程度，用lxx和lyy分别表示两个变量X和Y的方差，其计算公式如下：

除方差外，协方差则用来反应变量X和Y之间的联系强弱及方向，用lxy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协方差虽然可以反应两个变量相关性的大小，但协方差的大小与变量自身有关，不同协方差之间不可直接比较，所以就考虑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便得出了相关系数的计算方法，其公式为：

相关系数的取值为-1～+1，r＞0为正相关，r＜0为负相关.得出相关系数后需对其进行检验，相关系数仅能表现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而不能反映非线性关系.就是说，即使r=0也不能说两个变量无关.检验的方法主要是t检验，通过t检验的计算方法算出统计量，最后根据自由度得到P值，当P＜0.05时，我们认为该相关系数是显著的.严格来讲，用Pearson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时，要求两个变量均是服从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并且没有极端值的影响.而实际操作中，不仅很多数据达不到这么高要求，而且也会有需要对有序变量而非连续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的情况.所以SPSS给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相关系数，分别为Pearson相关系数、Spearman相关系数、Kendall’s相关系数，用于不同类型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2.3 数据分析

本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20.0进行数据分析，将“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这三个变量分别与“参与情况”这一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如表1和表2所示，这些变量都属于有序的等级变量，而非连续性变量.所以我们选用了Biavariate Correlations对话框中的Kendall’s tau-b系数，即等级相关系数.经统计软件分析，农民的各基本情况变量与“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参与情况”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

2.3.1 “年龄”与“参与情况”

如表5所示，农民的年龄与其对讨论公共问题大会的参与情况的相关系数为-0.33，相关系数有效性检验默认为双侧检验，P值为0.048＜0.05，所以该相关系数有效，则可以说明被调查者的年龄等级与其对讨论公共问题的大会的参与情况等级成负相关.对应之前描述性统计的表1和表4即可看出：在农村常住人口25岁以上的人口中，年龄越小，其对讨论公共问题的大会参与度越高，并愿意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反之，年龄越大，其对讨论公共问题的大会参与度越低，越不愿发表自身的意见.

表5 农民年龄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参与情况相关性分析

2.3.2 “受教育程度”与“参与情况”

如表6所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对讨论公共问题大会的参与情况的相关系数为0.336，相关系数有效性检验默认为双侧检验，P值为0.041＜0.05，所以该相关系数有效，则可以说明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对讨论公共问题的大会的参与情况等级成正相关.对应之前描述性统计的表2和表4即可看出：在农村常住人口中，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讨论公共问题的大会参与度越高，并愿意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其对讨论公共问题的大会参与度越低，越不愿发表自身的意见.

表6 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参与情况相关性分析

2.3.3 “家庭年收入”与“参与情况”

从表7可以看出，农民的家庭年收入与其对讨论公共问题的大会的参与情况的相关系数为0.462，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的P值为0.004＜0.05，则说明该相关系数有效，即农民的家庭年收入与其参与讨论公共问题会议的程度成正相关，与表3和表4的描述性统计相对应，即可看出：农民的家庭年收入越高，其对讨论公共问题会议的参与度越高，并乐于表达自身意见；反之，家庭年收入越低，其对讨论公共问题会议的参与度越低，发表意见的程度也越低.

表7 农民家庭年收入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参与情况相关性分析

从以上三项农民的基本状况与其对讨论公共产品问题的参与情况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农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年收入等因素都会对农民参与公共产品的程度产生影响，即农民的基本状况会影响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的参与情况，从而影响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实施.此外，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农民的家庭年收入与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的参与情况相关性最高.

3 研究结论

3.1 农民的基本状况会影响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实施

通过对农民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等基本情况与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参与情况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前文提出的原假设成立，即农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这三项基本状况会影响到农民对公共产品供给参与情况.其中，农民年龄等级与其对公共产品供给参与程度成负相关，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民家庭年收入与其对公共产品供给参与程度成正相关，其中农民家庭收入与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参与程度的相关性最高.

由此可见，农民个人状况之间的差异影响着农民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程度和层次，进而影响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实施.一方面，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的参与程度，从本质上能够反映出农民自身的个人意愿和诉求，这也是农民利益的集中表现.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直接受众，如果农民自身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参与积极性较低，将会制约农民需求的释放，农民的实际需求和期望需求也无法得以真切的表达，这很大程度上会使最后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完全或较好适应农村发展的要求和农民的需求，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参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的积极性不高，需求不能得到很好地表达，这样对于决策者的政府就不能准确地收集到关于决策所需的各项需求信息，这样制定出来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不仅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要求和农民的真实需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成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消除在公共产品提供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真正意义上的城乡统筹将无从谈起.

3.2 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程度较强

通过相关性方法的分析和研究，农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这三项基本状况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影响到农民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参与情况，尤其是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这两项因素对农民参与公共产品的影响较大，而且这两项因素与农民的参与程度成正相关.因此，为了提升农民的参与程度，可以着手通过改善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这两个因素的提高和改善需要综合考虑农村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即需要教育、经济等方面政策方针和配套设施要跟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发展要求，这样才能较好发挥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这两个因素在提高农民参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程度，提高农村公共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供给水平.但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改革和完善农村现有的教育和经济制度和政策方针，并配以相适应的基础设施以保证制度和政策的实施，同时也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企事业单位的资金投入以及农民的广泛参与，团结和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教育和经济水平，进而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有效推行.因此，农民基本情况的改善需要政府、企事业、社会团体和农民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协作和参与，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才能看到明显的成效.

3.3 城乡统筹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

城乡统筹的目标就是指引政府实现城乡统筹目标的理念，它是以消除制度偏向成本、实现城乡平等、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目标为发展理念的[2].根据统筹城乡内涵和本质，公共产品的城乡统筹供给也应当是其统筹要求之一.公共产品的城乡统筹供给并不是要求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无差异供给，而是应该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公共产品的供给[3].农民基本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农民对公共产品供给过程的参与程度，进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施，其中着力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水平将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内容.

〔1〕董明涛,孙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演变及其完善研究[J].求实,2011(5):83.

〔2〕杨静.统筹城乡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5(90):30-37.

〔3〕白瑞峰.城乡统筹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研究[D].西北大学,2010.

〔4〕华玉秀,荆兆丽,葛奎东.城乡一体化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6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