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彬妤

一般认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会增加资产减值损失，从而减少企业的利润总额，最终影响净利润。但这也给了企业滥用会计估计的空间，产生了利用资产减值的舞弊行为。

一、 利用资产减值舞弊的案例

正因为资产减值准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成为企业最后的关键一根救命稻草，企业很难抵挡如此诱惑，所以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舞弊的案例屡见不鲜。

首先，我们来看看拔得2005年上市公司十大财务舞弊案头筹的科龙电器。在2004年度前三季度，科龙电器盈利约2.06亿元，但到年终却亏损近6000万元。这种非正常的情况很难不引起注意。通过科龙电器一系列的公告，我们可以发现，其在2004年年末对华意压缩的股权投资计提了约7000万的减值损失，而且在第四季度还计提了存货跌价损失和坏账计提，这三者合计竟达到了近1.5亿元人民币。这就相当于给科龙电器蓄了一个资金池，一旦有旱情就可以立刻抽水解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的舞弊行为也不是2004才开始的，在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的操纵下，连续三年利用大量计提资产减值、虚构主营业务收入等不当手段，使企业虚增利润约3.87亿元。

鲁抗医药是利用资产减值舞弊的又一典型。2001年鲁抗医药实现了净利润的增长，综观其2001的年度报表，可以说是一片利好。但是如果继续深究就不难发现，其2001年的良好势态与其销售收入的增加关系不大，真正导致这种上升的原因是其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进行了变更，由原来的按照应收账款余额的16%统一计提，改变为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这种看似更加严谨的改变在鲁抗医药2001年这个销售情况不佳的时期发生就十分耐人寻味了。事实上，鲁抗医药为了保持良好的发展形势，起码在账面上保持良好的发展形势，减少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使得大量不确定的应收账款转换成了实际利润，保持了企业会计结果的利好势态。

除此之外，像深赛格、ST轻骑、ST长控等上市公司，都为了自身利益，利用资产减值，或虚增利润或隐藏利润，这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还会影响投资者对公司业绩的判断，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

二、 资产减值舞弊的基本手法

通过对一系列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资产减值舞弊的几种基本手法。

大额计提，大额回转。这是企业资产减值舞弊最常用的手法。企业通常的做法是在利润较充足的时期计提相当数量的减值准备，然后在以后利润可能出现红灯的年度转回。这种做法虽然增加了当年的费用，却可以降低未来的风险，尤其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更是有可能让其免受摘牌的威胁。这种方法一般是循序渐进的，使用这种方法的企业是为了公司以后做打算，而不是为了弥补一些重大问题而舞弊的。不过并不是说采用这种方法的公司不会损害利益相关者权益，因为往往企业管理者都是发现了一些亏损隐患而产生舞弊的。一个真正业绩良好的企业是不会做这种舞弊行为的。

一次性亏足，大洗澡(big bath)。通过操纵可操控性应计项目，把以前年度应确认而没有确认的损失或把以后期间有可能发生的损失集中在一个会计期间确认，使利润在不同的会计期间转移，以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换言之，企业在年报中把亏空做大，亏过头实际上是为了隐瞒净资产,接着在以后期间逐渐释放出来做为利润，达到平滑利润的目的。这种手法在资产减值舞弊案例中也十分常见，尤其发生在上市公司居多。因为有“三连亏”而出局的风险，但管理者又没有信心在三年之内使企业扭亏为盈，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选择来一个大洗澡(big bath)，一次性亏足。如此一来，企业就可以在第二年“从头开始”，甚至可以使未来业绩实现快速增长并达至新一轮再融资。

减少坏账准备，虚增利润。这种手法较上一种显得更为直接，由于坏账准备会减少公司的账面利润，企业为了有一张好看的年度报表，就会选择减少坏账准备，来虚增利润。用这一手段的企业往往会在销售收益不理想的年度改变其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规则，通过销售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应改变，在账面上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举一个例子，假如某公司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的大多数(假设应收账款额为500万)，那么计提10%的坏账准备就是50万，而如果计提5%的话，坏账准备才25万，两相对比，对公司利润的利润影响可达25万的差距。而这个公司应收账款又占了销售收入的大多数，完全有可能做到扭亏为盈。

滥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会计制度要求企业定期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果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应当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当期的资产减值准备。这一手法往往发生在企业收购的时候，由于商誉等无形资产及其减值准备的确定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容易让别有用心的上市公司作为粉饰财务报表的手段。

三、 启示

众所周知，会计数据的背后实质意味着利益的划分，而资产减值会计所涉及的利益之争尤其复杂。它不仅关系到企业与企业间的利益之争，还直接关系到企业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之争。无怪乎企业为了各种利益不断地在资产减值准备上做文章。经过上述关于资产减值舞弊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首先，必须规范资产减值会计。资产减值会计很难有一个系统的规范，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它还需要公司治理、公允价值等基础性工作的支持。而目前的资产减值会计规范明显不能满足现有需求。所以当务之急就是群策群力地共同解决难题。要求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制订机构应当在事先研究的基础上，多征求学术界、企业界的意见，在正式发布准则之前让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先得到解决。

其次，加大惩罚力度，发挥社会审计职能。当前我们需要规范的资产减值会计制度，但同时也不能对资产减值会计规范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因为它只起到一个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律支持，资产减值会计规范只会成为一个摆设。尤其是要对公司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罪责，是绝对不能姑息，因为几乎所有的资产减值舞弊都是他们直接引导的。同时中介机构也要发挥其社会审计职能。在众多资产减值舞弊案例中都可以看到中介机构的“身影”，无论是作为舞弊的揭发者还是与发生舞弊企业狼狈为奸的参与者，中介机构都起着关键作用，不夸张地说，舞弊的结果只在他们的一念之间。所以，中介机构要保持公正的态度，不能被利益所诱惑。而证监会等有关部门更应该加大对我国企业的监督力度。

最后，要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能力和企业的诚信水平。任何外部的约束，只要有心都会有漏洞可钻。唯有从企业自身出发，才能从本质上解决资产减值舞弊的问题。但很显然，不止我国企业，国际上的各种企业都很难达到这一标准，因为企业本来就是为了利益而存在的。即便如此，企业还是要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因为舞弊本身就是一个漩涡，一旦碰上，只会越陷越深，无法抽离，最终葬身其中。

[1]李小鹤.资本成本在企业融资决策中的应用[J].价值工程，2012(4).

[2]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J].经济研究,1999(9).

[3]陈雪芩.上市公司资本成本变动影响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J].财会通讯，2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