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智敏

（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一、经济“新常态”的“新情况”

2014年4月25日，春意渐浓。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10多天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新常态”的提出，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要知道，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重大理论概念是源于以下两种极为重要的新情况。

第一种新情况是，随着客观世界不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而导致的一种势必至此的新常态，这是需要我们用平常心态去认真看待和对待的。正如习近平同志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今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重申，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

第二种新情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8条基本要求，在近两年时间里，励精图治、攻坚克难，给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带来一系列充满希望的新变化，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由此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可以说，这样的新局面，是由锐意进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自觉营造的一种趋势性的新常态。对此，同样需要我们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去认真看待和对待。

“新常态”总体上源于上述两种新情况，特别是第二种情况的一个重要的、权威的依据，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书上指出的我国现今存在的新成就、新风气、新局面和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实际上既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这两年形成的各方面工作新常态的重要体现，也是形成新常态的背景和条件。

二、经济“新常态”在我国的发展机遇

经济新常态下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机遇之改革与调整。近些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促使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就是改革和调整。而“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就是这种改革与调整共识的形成。

第二，机遇之构建“大国经济效应”。我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首先，生产效率的提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其次，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再次，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机遇之构建多元增长极。虽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机遇之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我国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机遇之“中国创新”的转型。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R&D经费支出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迈入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这些都说明“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

第六，机遇之“大升级”。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首先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其次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机遇之全球开放。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带给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

三、从“中国事件”看我国对“新常态”经济的应对

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作为典型的“中国事件”，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的提出，不难看出“创新正在成为改变中国经济游戏规则的力量，”德赖斯代尔说“，中国正迅速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机会的中心，而这几乎是一场未被注意的革命。”

总结上文阐述，在真正面对“将要改变中国经济游戏规则”的“新常态”经济时，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更好的发挥创新优势呢？

第一，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从思想上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放缓了2—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方式也必须摆脱过去那种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粗放型模式，转为依靠结构优化、生产率提高、开拓创新型模式。

第二，要勇于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虽然中国通过30多年的体制改革，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相对于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应对“新常态”必须向体制改革要红利。要通过改革，使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趋于现代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法门利器，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注意引进和利用世界科技创新成果。

第三，要挖掘人口红利，创新利用人才红利。尽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在加重，中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可以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如单独两孩政策）等措施，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减小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有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如企业改革，人员流动和教育培训等，充分挖掘、培养和形成人才优势，开发和利用人才红利，即“人口质量红利”。

第四，以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政策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方法之一就是要保证在经济发展和推进体制改革时，能够使民生不断得到改善。当然，福利的刚性又从另一个方面要求我们，这种改善必须是渐进和可持续的。

第五，上文中提到“人类经济发展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所以要精心地应对社会矛盾。过去积累的一些矛盾，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会逐步显现出来，而作为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手段还相对比较滞后。因此，面对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更加精心地应对，以免由小酿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新常态：“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新常态”就是要转到一个集约型、质量型来进行发展，这就是经济“新常态”和经济旧常态的差别。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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