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钧

一

曹禺研究要向纵深发展，研究者宜树立一个基本观点即坚持“平视”、“俯视”，反对“仰视”。“仰视”就是“神化”文化名人、将其当作“神”来膜拜。这是一种唯心的观点；“平视”就是将文化名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研究。既然人无完人，就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俯视”就是将文化名人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描写、去评述。在一次曹禺研讨会上，有的学者认为“曹禺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针对这种论述，笔者指出：“曹禺是不是一位哲学家，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曹禺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但他不是完人。研究者必须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实事求是地评说，不宜人为地拔高。”

坚持“平视”，反对“仰视”、反对“神化”，就会对曹禺前期、后期的成就作出客观的评价和描写。

曹禺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但他也是一个人，而人是变化的、发展的。曹禺的作品、人品，前期与后期明显呈现出不同情况，不能因为他后期的变化否定他的前期、中期创作的客观成就：曹禺早期为人比较真诚；后期因“十年动乱”等原因，心灵扭曲，灵魂不那么真诚，有时人前说好话，过后又不认账，“口碑”不好。曹禺早期、中期剧作成就突出，后期剧作艺术成就大不如前。这些都要分阶段、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既不能因为前期成就高、连后期并不出色的作品也加以胡吹乱捧，更不能因为后期剧作逊色而贬低前期剧作实际取得的杰出的、客观存在的艺术成就。

坚持“平视”、反对“仰视”，应对曹禺关于自己的生平、创作心态、作品的评价，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完全不信，也不能全信。符合实际的就信，不符合实际的就不信，并且进而要指出为什么不能信。例如，《北京人》剧本的扉页上，剧作家引用了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原是曹禺献给当时热恋的一个女子方瑞的（曹禺的前妻为郑秀，方瑞是他的第二位夫人）。然而，1980年5月，曹禺对一位研究者却这样说：“《北京人》里的瑞贞去的是延安，我没有明指。但我在我的剧本前面，引用了唐朝诗人王勃的两句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隐喻共产党的朋友们的。”经过笔者广泛调查研究，尤其在向曹禺的好友——《北京人》首演的导演张骏祥求证时，张骏祥坦诚告之：“《北京人》扉页上的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是献给方瑞的。”可以证明曹禺的这一说法是对自己的过分美化。准确地说，这两句诗表示的是他对当时女友方瑞的情意。

因为对文化名人“神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曹禺创作的经典作品的演出也只能有一种模式，而不能容忍有多样化的艺术处理。2000年，为了纪念曹禺诞生90 周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了《雷雨》《日出》《原野》三台曹禺的剧作，这三台戏尤其是实验版《原野》公演之后招来了激烈的批评。如何看待对曹禺剧作演出的多样化处理，成了当年举行的曹禺国际研讨会上争论的一个热点。主持会议的先生认为实验版《原野》将一部好戏搞得支离破碎，让观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这是糟蹋曹禺、糟蹋经典。日本学者濑户宏教授则认为这是一种大胆创新，他完全能理解导演的意图，它着重表观的是人在可能存在的时空里的状态，强化人对自身的观照，放大了在情感历程中人的形象，这是导演对《原野》的新解读，许多来北京看戏的日本剧人都看懂了导演的意图。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李观鼎教授说，他不赞成全盘否定这个戏的实验，他看戏时经过思索领悟了导演的意图，这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处理，缺点是艺术处理上还缺乏审美的愉悦。笔者认为：曹禺剧作的演出不能搞一个模式，北京出现的实验版《原野》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经典剧作演出的多样化处理，是当今世界表演流派多样化的一种反映。1996年，笔者应国际莎协之邀赴美国参加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会上的莎剧演出五彩缤纷，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20世纪是莎剧演出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期，短短一百年中就形成了“新伊丽莎白时代派”、“新浪漫主义派”和“莎士比亚新恢复派”三个演出流派。“新恢复派”主要的特点就是“现代化”，即将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的生活背景从文艺复兴时期移到了19世纪的欧洲，奥赛罗穿上现代海军军官的制服，出入佩带手枪，但情节、台词基本上与莎翁原剧相同，演出严肃认真，在上海、北京公演时广受观众欢迎。笔者认为，在青年观众对曹禺剧作演出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多采用传统的处理方法，但不能否定实验的必要。作为评论家，对曹禺剧作不同的艺术处理同样宜取宽容的态度。曹禺先生在世时，对导演用不同方法处理《雷雨》《原野》等剧，只要不是故意歪曲，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安徽师大一位资深教授、曹禺研究专家则坚决反对这一意见，认为决不允许打着“多样化”的旗号糟蹋经典。他认为北京人艺这样享有国家声誉的经典剧院，不应该将曹禺的这部经典作品做这样的多样化演出。为此，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研究曹禺的创作道路，能不能坚持“平视”，反对“仰视”，能不能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是当前曹禺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唯心的、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在阻碍我们对曹禺的生平、剧作家的创作心态作实事求是（全面、真实）的反映，它需要研究者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和胆识。

二

曹禺在人生道路上也有失误，曹禺研究必须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和描写：既要充分肯定他艺术作品的成就和历史地位，同时也不能“为尊者讳”。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揭示曹禺人生道路上的曲折的心路历程，才能真实地揭示出曹禺复杂的性格。

世间既无魔鬼也无天使。名人有他的伟大处，也有他的无奈之处，甚至有时不得不做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言。1987年夏，笔者专程赴北京采访曹禺前妻郑秀时，和他的长女万黛（曹禺和郑秀所生）有一次坦诚的交谈。笔者说，我尊敬曹禺先生，敬佩他的创作才华，学习他、研究他的创作。但我并不是将他作为“神”来研究。曹禺也是人，是人，就有长处，也有短处，有缺点、弱点甚至错误。然而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人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万黛赞同我的观点，她说：“我爱我的父亲，但我也明显感觉到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他也不像以前那么真诚了。他的灵魂也有些扭曲了。”

在一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在对曹禺研究要不要求真的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尊重曹禺本人的意愿，在编《曹禺全集》时理所应当地删去曹禺在反胡风、反右派斗争时期发表的错误文章。针对这种观点，笔者在会上明确指出：曹禺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但他不是完人。研究者必须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编《曹禺全集》要不要收曹禺在“反右派”、“反胡风”时期写的错误文章，笔者认为完全应该收，否则不成其为全集。1996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曹禺全集》，为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有一个明显的缺憾，即不收曹禺“反胡风”、“反右派”时期写的文章。为全面研究曹禺带来了不便。

当然，曹禺“反右派”、“反胡风”时期写的错误文章，曹禺本人建议不收，他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他不想再一次伤害朋友，但是学者从事的是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研究就必须要求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传主不愿意收可以做工作，也可以采用在编《曹禺全集》时加一编者按以明确指出传主的态度，让读者对传主的进步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2011年笔者撰写了一篇长文《曹禺与吴祖光的沉浮》。文长14000 字，详细记述了曹禺与吴祖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此文不仅不回避而且正面记述了曹禺反右时的错误，写他和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交往中经历了“真诚的友谊”、“违心的扭曲”和“痛苦的反省”这三个阶段，从中揭示了一位坚持人文主义思想的伟大的作家，被背离生活真理的“极左思想”扭曲灵魂而最终醒悟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心路历程。

文章比较具体地描写了1957年曹禺的心态，以及反右派斗争展开时复杂的历史环境。文中写道：

解放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让曹禺清晰地意识到每一次运动总会归结到挖阶级根源、查家庭出身，养成了他尽量回避一些政治敏感的话题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几乎本能的保护意识。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养成了鲁迅机智的保护意识。鲁迅曾说：“跟敌人战斗要穿盔甲，可是跟朋友聊天就可以赤膊，无所不谈，坦诚相见。”深受鲁迅思想影响的曹禺深明此理。因此，原来同他关系密切的一位幺舅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管制分子，曹禺以后便绝口不谈这位至亲。在1957年后出版的《雷雨》剧本序中，曹禺删去了感谢他恩师、引导他走上戏剧之路的南开大学张彭春教授（后任国民党驻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中国常任代表兼人权委员会副会长）的字句。上世纪30年代在南京国立剧校任教期间，曹禺与未来岳丈、前妻郑秀之父国民党最高法院检察署总检察长郑烈相交十分密切，陪他吃饭、喝酒、聊天，深得郑烈欢心。郑秀意味深长地说：“父亲后来喜欢曹禺甚至超过了喜欢我。”

然而解放后，曹禺刻意将这段记忆尘封了起来。曹禺少年时期，父亲与北洋财团关系密切，曹禺也经常出入北洋财团的银行、豪宅，然而解放后，曹禺遇到北洋财团的后人似乎形同陌路、从未相识一般。非陌生也，乃不敢相认也。

曹禺的前妻郑秀曾对笔者说：“曹禺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不念旧。”不大与故人来往。实际上是曹禺不敢与故人来往，不敢念旧。正如一位北洋财团的后人所说：“由于家庭环境的相似（指出身于民国初年的军阀家庭），使我常常感到我和曹禺之间有着相似之处：善良、讲人道主义、健谈但又时时刻刻提防说错了话，克制、谨慎，最怕提家里过去的事等等。”（2011年4月28日，笔者采访周骥良）

曹禺与吴祖光从1937年到1957年有长达20年的友谊。

然而，在批判会现场上，曹禺听到的分明是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批判声、声讨声。

剧协的座谈会，都是由剧协主席田汉主持的。田汉是曹禺、吴祖光都很景仰而又认识多年的戏剧界的老前辈。早在1936年曹禺在南京剧专任教期间，美国耶鲁大学亚力山大·迪安教授慕名登门拜访田汉，曹禺还担任田汉的英语翻译。田汉为人豪爽、坦荡，曹禺十分敬佩他的才华和勇往直前的气概。但在这次批判会上，田汉批判吴祖光也是声色俱厉。原本吴祖光在文联上的发言，讲话中不免带点情绪，他说，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分明指的是个别文艺领导者。但《戏剧报》发表的时候，则将标题改为：《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一改性质大变，就成了吴祖光蓄意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

一次一次的批判，一次一次的加温。刚刚入党不久的曹禺，为了表示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也被迫作出违心的表态。同年7月，曹禺接连发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激烈批判吴祖光的文章。

当然，醒悟后的反省是痛苦的。1984年11月回顾1957年那段历史，曹禺沉痛地说：“吴祖光、孙家琇都是我的好朋友，当时就非批判不可，不批判不行，违心地写了……”他沉默良久，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悲可怜，有时也是无耻的！”

这是一篇涉及曹禺晚年心态的一次正面描写其1957年所犯错误的文章。与曹禺在北京人艺共事多年的剧作家张帆先生，读了此文后于2011年10月21日晚电告笔者：“文章写得很好。内容详实，心平气和，有情有理，可读性也强。确实历史问题不能回避。文章既批评了曹禺，又正面保护了曹禺，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环境，而且又有新的材料……”著名导演艺术家，上海戏剧学院胡导教授看到此文后，还在2011年12月12日致信笔者。信中说：“‘阳谋’残害我国新文学传统的人文主义作家们，鼓噪他们自我扭曲，从而又扭曲同仁，如曹吴者确是一大典型也。”

此文在《剧作家》2011年第5 期发表后，也受到不少读者、剧作家、学者的好评。《北京人艺》主编、著名剧作家郭启宏先生在阅读此文后，也特地致信作者说由此文“受到的启发，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把握曹禺的心路历程及其性格”。不仅如此，此文发表后还先后由三家刊物全文转载。

可见，读者和艺术家是欢迎真实反映人物性格、人物曲折心路历程的传记作品的。

三

在曹禺研究中，家庭婚姻问题绝对不能成为人为回避的禁区，因为它与创作密切相关。

在曹禺的创作道路上，真挚、炽热的爱情，对他戏剧才能的充分发挥和发展，提供了青春活力和不可置疑的推动作用。曹禺与他前妻郑秀的婚恋史作为真实的历史，这一页无论如何是翻不过去的，必须正视。曹禺创作《雷雨》的时候，正是他与郑秀处于热恋的阶段。《雷雨》初版本与期刊上的发表本有许多小的改动，郑秀起了不少作用，她的督催、鼓励，也使曹禺深为感动。后来因为两人感情破裂、直至离婚。曹禺在回忆《雷雨》的文章中再也不提郑秀，并且出于种种原因也希望别人不要披露真相。曹禺一生有三次婚姻，他的五大名剧，主要是同第一位夫人郑秀共同生活时创作出的作品，郑秀毫无疑问是第一个最重要的采访、研究对象。既然是科学的剧作心理研究，就必须要按当时的真实状况加以研究，否则，就会失去它的真实性和科学价值。

然而，1990年笔者在创作传记文学《摄魂——戏剧大师曹禺》时，曹禺本人却明确提出：关于我的婚姻问题，请作家们在我死后再写。当时笔者写《摄魂》就是要从创作道路、创作心理角度撰写的，离开传主具体生平、感情状态的研究就根本无法下笔。尤其是《北京人》的创作，同曹禺的婚姻状态、婚姻纠葛紧密相连，连他的亲戚、学生方琯德都说：“《北京人》的一部分内容是曹禺恋爱的记录。”如果不写曹禺当时的婚姻状况，《北京人》的构思如何说得清楚。我这样一力争，曹禺也无话可说，只得同意作者自己决定。《摄魂》一书可以说是第一次详细地、正面描写了曹禺的三次婚姻状况，曹禺也认可了。1991年8-9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续广播节目”将《摄魂》连播了两个月。当时曹禺住在北京医院，还仔细倾听了此书的连续广播。1990年11月16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召开《摄魂》研讨会，北京人艺副院长、著名导演、艺术家欧阳山尊也收到了邀请，因为他是北京人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与会之前还特地请示曹禺是否可以出席，不一会儿，曹禺来电：“可以与会。”又一次认可了《摄魂》这一本书。

婚姻问题描写和研究不应成为一个禁区，它是揭示人物灵魂的一个重要侧面。

但是这种描写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即是真实，是客观生活的全面反映，而决不是道听途说，更不是胡编乱造。它应该符合研究对象的基本品格、基本面貌。否则，这样的描写和研究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哗众取宠，就是极端的不负责任，就是丧失了一个研究者做人的基本人格。

四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去世了，但他的剧作却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曹禺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涌现了不少研究专家，钱谷融先生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的《〈雷雨〉人物谈》虽只有12 万多字，但却是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审美理论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文艺批评、戏剧批评的一部经典之作。

曾经有人问钱谷融先生，艺术创作，理论研究如何才能创新，钱先生说：“求真求深，新便在其中。”文艺评论的具体对象是文艺作品，必须要深入研究好作品是如何诞生的，要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饱含感情地评论作品，这样才能准确地，深入地评价作品的成败得失，才能评出新意来。

在华东师大，钱先生的文艺观、曹禺研究使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为之折服，先后培育了陈伯海、曾利文、王晓明、陈子善、毛时安、戴厚英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专家、作家；在校外，影响了更多的学人，从他们中间脱颖而出的有后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著名学者和专家，如鲁枢元、殷国明、杨剑龙等。

1979年，我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研究曹禺剧作。1980年我听到的第一个曹禺剧作学术讲座，就是在上海人民舞台大剧场里，钱谷融先生所作的《〈雷雨〉人物谈》。这次讲座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教给我如何在作家作品研究中，具体地、真实地分析人物，探求变异复杂的人性。钱先生的曹禺研究，一不玩弄外国名词术语，二不炫耀空洞抽象的理论，而是遵循形象思维的艺术规律，对曹禺剧作做踏实具体的艺术分析。这对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给各系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曹禺名剧分析”“中国话剧研究”“中国话剧史”课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1990年初，我的第一部研究曹禺生平长达35 万字的著作《摄魂——戏剧大师曹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钱谷融先生读后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他一方面在书面意见中肯定我的这本书，对曹禺的创作道路、家庭生活、爱情生活、社会交往、中外文化交流进行了全面的、多方位的展示，可读性很强；同时，在我登门拜访求教时，又进一步地提出求真求深的要求。他坦城地指出：“你笔下的曹禺还是一个衣冠楚楚的曹禺，还需要更深入地揭示曹禺的内心世界，他在实际生活中的困惑和无奈。”希望我将来能写出一部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曹禺传》。我一面诚恳地接受先生的批评，一面向先生表述了我在写作中的困惑。正是在钱谷融先生的关怀、鼓励下，继《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之后，我又先后出版了《走向世界的曹禺》《曹禺的成才之路》《曹禺创作心理研究》《曹禺剧作演出史》《曹禺经典的新解读与多样化演绎》《曹禺晚年年谱》等一系列曹禺研究著作。

钱先生独树一帜，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指出了一个研究曹禺的正确途径，深为中外学者敬佩。日本当代最著名的两位曹禺研究者之一饭冢容教授，早在1981年12月就在日本《咿哑》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钱谷融〈雷雨〉人物谈》一文，对中国第一部曹禺研究专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他还在我的陪同下，专程拜访了钱教授。

求真的学术著作同求真的艺术作品一样，具有永恒的价值。钱谷融先生关于曹禺研究的真知灼见，富有永恒的生命力，必将在国内外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科学的曹禺研究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坚持学者的独立品格，既承认创作心理具有生理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他的社会性、心理性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才会越来越深入地揭示变异复杂的人性，让读者和观众从曹禺的成长过程中，汲取丰富的人生营养，成为引导他们走向追求真善美人生之路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