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实

在伪满洲国的作家中，投身傀儡军队并撰写大量军旅小说的，杨慈灯是唯一的一个；在伪满洲国殖民地的现实之下，坚持不懈进行童话创作的作家中，杨慈灯又是产量突出的一员。然而，解放后至今，杨慈灯几被遗忘，相关研究十分有限。①仅少数研究提及或简述其创作情况。如《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3 辑（1981年，第144—145 页），马力、吴庆先、姜郁文《东北儿童文学史》（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 页），钱理群总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 页），刘晓丽《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 页）等。

杨慈灯其人

1915年，杨慈灯出生在胶东平原的一个小村。其父是当地的雕花木匠，靠挑担沿街找活养活一家六口人。杨父自己勉强识文断字，但认定知识能改变命运，尽管家境贫寒，仍将杨慈灯送进镇里的小学堂。杨慈灯天资聪慧，读书勤奋，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立中学。

杨慈灯原名杨小先，“慈灯”这个名字颇有佛缘。因世道动荡、政局混乱、军阀混战，加之年年天灾，杨慈灯的父亲收入艰难，果腹犹难，更无力支付学费，慈灯只好放弃学业，去村外寺庙打杂。因为懂事勤快，写得一手小楷，闲时帮住持抄写经文，得到住持青睐。住持教其习武，并赐名“慈灯”，取意“待人慈悲，心明如灯”。

1930年代，杨慈灯随全家闯关东来到辽宁大连，并在当地一家小旅馆找到平生第一份工作。一个偶然的机遇，杨慈灯遇到两个好心商人，此二人见他心怀大志却经济拮据，资助他进入伪满洲国一所中学学习。杨慈灯在那里毕业，学会了流利的日文。

1934年前后，这个小旅馆再次给杨慈灯带来了好运。一个即将回国的日本军官在与慈灯接触后，对会日语又勤奋的他产生了好感，主动帮他给当时日本人创办于伪满洲国的军官学校写了推荐信。杨慈灯身体素质良好兼具武术基础，加之学习用功，几年后成为该校优秀的毕业生，不到20 岁即留校做了一名年龄最小的教官。出于对文学的喜好，他开始文学创作，并很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幼年的乡村、童年的趣事、少年的旅馆经历及青年的军旅生涯，为杨慈灯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他善于幻想而开朗的性格，流露于字里行间，让他很快便崭露头角。

从1931年11月署名杨小先的散文《破碎了的心》②杨小先：《破碎了的心》，《泰东日报》，1931年11月30日第3 版。发表开始，至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15年间，杨慈灯笔耕不辍，发表出版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童话作品集《月宫里的风波》《童话之夜》，及《老总短篇集》等10 余部短篇小说集，在《泰东日报》《大同报》等刊物发表文章上千篇，总计逾500 万字，其中，短篇小说700 余篇①详见刘晓丽主编《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之一《慈灯作品卷》（陈实编），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他的创作以短篇小说和童话为主，其中，军旅题材的短篇小说是一大亮点。

伪满洲国的现实之昼

杨慈灯的语言平实，很多作品如同谈话般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带着很强的口语色彩。不可否认，一些过于口语化的语言显露出作者文字功底的薄弱，但另一方面，这些口语化语言并没有降低小说的可读性，反而让读者倍感真实与亲切。

慈灯从军校开始发表文章，军旅生涯给了他很多创作素材。自己亲眼所见的战乱的社会、腐败的军队、苦难的人民，以及行伍的战友讲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都成了文学创作的源泉。这些描写市井社会和军旅生活的小说，像一扇窗户，展露了伪满洲国现实的一角，揭开了伪满洲国傀儡军队不为人知的面纱。

杨慈灯有一个系列的小说，主要讲述的都是“军阀时代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几乎没有时空和地域的信息，也没有部队名称和人名。作者似乎真的在讲述任何一个军阀时代的故事，似乎忘了交代这些详细信息。在伪满洲国严格的宣传出版政策之下，这种有意的忘记和忽略，或许正是写实的必须。

比如，在《赴任》里，作者以第一人称描述了一个青年军官到总司令卫队赴任的故事。这个刚从军官学校毕业的年轻军官，明显带有慈灯自己的影子。他来到这个部队，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装作有文化事实上是跟在司令边上“倒痰桶涮尿壶出身”的营长，敬礼都不标准的副官，大烟鬼陈营副，偷鸡摸狗的王军需长等。这些人以为主人公是“上面派来的”，“门子硬”，对他特别亲热随和，事实上这些人各怀鬼胎，无恶不作。②慈灯：《赴任》，《老总短篇集》，长春：艺文书房，1942年版，第205 页。短短几千字，杨慈灯把这些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腐败堕落的旧军队形象跃然纸上。

《谢罪》是杨慈灯军旅作品中让人捧腹的讽刺小说。一个连队的兵在毒辣的太阳下行军，来到一个宁静的宿营地。这个地方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小镇，因为这些丘八的到来，一下子变成乌烟瘴气的鬼域。他们四处抓人服侍他们，抢鸡杀羊，无恶不作，俨然荧幕里鬼子进村的一幕。这幕闹剧最精彩的地方，是连队刘班长找到了一个富裕人家，那里有舒服的房间，还有漂亮的女人。班长熟练地吩咐下属展开他们宿营的必修课，于是“猪叫的声音，鸡叫的声音，人的呼声，笑声，闹得震天动地的响”。刘班长纵容下属后，自己“坐在下屋，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炕里的几个动也不动的女人”。这本是令人无奈而气愤的场景，直到这院人家那让读者担心的主人突然“一头闯进连长的住处”。而连长一看这个不速之客，“就感觉有点儿害怕，这面孔是和司令的面孔一模一样的。”——原来他是司令的嫡亲弟弟。随后就是小说的主题：谢罪。班长跟连长谢罪，被暴打一顿；带路的村长跟连长谢罪，又跟司令的弟弟谢罪。连长跟司令弟弟谢罪的一幕，写得尤为精彩。事发当天就道过歉的连长，第二天部队开拔前又来到司令弟弟家里，“司令的弟弟还没有起床，连长轻轻的双膝跪下，跪在二爷床前”，而司令的弟弟一副高高在上而无所谓的样子。连长又“鞠了不少躬，讲了无边的好话才出来”。③慈灯：《谢罪》，《老总短篇集》，第195 页。这篇小说让读者哑然失笑的同时，很容易使人想到军官亲眷以外的大多数百姓，在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统治之下，是怎样地低贱与备受苦难。

在军旅题材作品中，作者通过刻画一个个普通的小人物，揭开伪满洲国的种种现实与伤疤。在杨慈灯笔下，他们可能是路遇的带着儿子乞讨的乞丐（《路上》）④慈灯：《路上》，《老总短篇集》，第79 页。、姐姐被当面活埋的敌军儿童间谍（《我们的旅伴》）①慈灯：《我们的旅伴》，《老总短篇集》，第148 页。、抽着烟卷讲情感往事的老营长（《一枝纸烟》）②慈灯：《一枝纸烟》，《老总短篇集》，第116 页。、一群打猎途中和自己大部队误会而枪战的士兵（《打猎》）③慈灯：《打猎》，《一百个短篇》，长春：新京书店，1943年版，第480 页。，也可能是善良勤快对未来充满美好设想而最终皆成泡影的大兵张安（《张安的失望》）④慈灯：《张安的失望》，《老总短篇集》，第229 页。……

1945年，东北光复。同年10月，上海中华图书公司出版了杨慈灯的长篇小说《入伍》⑤慈灯：《入伍》，上海：中华图书公司，1945年版。，被高翔称为东北这一时期“长篇小说中非常独特的‘这一个’”，并被认为“可以确认，作品揭露的是驻扎东北的‘傀儡军队’中的种种丑行”。这一题材，“不仅于东北新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对五四以来的长篇小说的题材，亦是一个新的开拓”。⑥高翔：《东北现代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导言》，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

杨慈灯的作品常用大量的对话来塑造人物，文中的人物性格、心理和经历，大多由主人公自我讲述。他并没有给自己的文字赋予过多的感情色彩，很少对发生的故事进行评价，即使讲述惨烈与苦难，也显得平静而冷峻。在军旅题材之外，他撰写了大量被称为“掌篇小说”的作品，描写百姓生活和社会乱象，颇具可读性。这类作品短小精悍，往往只讲述一个小人物或一个小故事，聚焦生活的小片段。这些小说犹如挂起的照片墙，每一幅照片，每一个苦难而灰色的面孔，都在伪满洲国的白昼里诉说现实的种种无奈和苦难。

在《包杂货的纸》中，有一个嗜酒如命的王伯伯和一个以文为生的青年。青年生病时，托路过窗前的王伯伯帮忙去邮局寄出书稿，并将邮费和书稿一起交给他，而此时的王伯伯正是酒瘾难耐又刚刚在老太婆那里讨钱失败。于是，王伯伯拿着青年给的邮费买了酒，喝到半醉将青年呕心沥血写了一年多的书稿送给店掌柜作包杂货的废纸用。蒙在鼓里的青年还向王伯伯道谢，直到他去买米发现包米的纸，满是自己的笔迹……⑦慈灯：《包杂货的纸》，《老总短篇集》，第142 页。

杨慈灯时常刻意改变叙述的方式，力图创新地用文字抓人眼球。《女侦探》讲述一个女侦探抓捕“罪大恶极的犯人”的故事。这个女侦探细心大胆、心思缜密的形象，让人几乎不会怀疑她的身份。整个故事情节紧凑，充满危机感。这种紧张而奇特的感觉，一直延续到她抓住“罪犯”。直到这时，读者才发现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抓住的不过是她偷情的丈夫。⑧慈灯：《女侦探》，《警声》1944年第6 期，第36-37 页。

他的比喻也常是出人预料的。《利钱》里的老赵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慈灯在描述他对这钱的珍视时，写道：“他小心翼翼的把信封里的钱轻轻的倒出在桌上，好像封筒是珍奇的鸟，怕飞了似的，还用一只手谨慎的挡着。”⑨慈灯：《利钱》，《一百个短篇》，第62 页。

慈灯对生活充满各种好奇与关注，他似乎很容易在周遭的生活中发掘小说的题材。不管是路边的一场因争风吃醋而起的打斗（《拼命》）⑩慈灯：《拼命》，《老总短篇集》，第187 页。，还是一家生活在无尽失望中的邻人（《坏蛋》）⑪慈灯：《坏蛋》，《一百个短篇》，第89 页。，或是幼年时自己害怕而多年后偶遇的街头混混（《坏小子》）⑫慈灯：《坏小子》，《老总短篇集》，第18 页。，在杨慈灯的笔下，都跃然纸上。而这些自己经历的事和听来的事，即使是读来令人压抑和悲哀的，慈灯也只是讲述不作评论。似乎这些文章中作为看客的作者，早已对黑暗与残酷的现实感到麻木，早已不再感到奇怪和诧异了。

他也在作品的体裁上进行创新尝试，曾在报刊上创作《军官日记》《小姐日记》《小学生日记》《病人日记》等“日记十八种”⑬“日记十八种”，散见于《泰东日报》1936 至1939年慈灯小说连载。，以日记体形式创作小说。这些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生活的点点滴滴，让人感觉真实可信，是伪满洲国平凡百姓生活的一面镜子。

对于写作，杨慈灯抱着一种“病态的执着”。这种对写作狂热偏执的自己，也会出现在作品里。这些“自己”，写稿通宵达旦，对写作充满敬畏，“再有两个多钟头就亮天，我不动的坐在冷板凳上不停的这么样写呀，手都麻木了呢！”（《各处寻来的故事》）①慈灯：《各处寻来的故事》，《童话之夜》，大连：实业洋行，1940年版，第89 页。；或者是写不出东西就发疯焦虑，虽然不会像小说那样没墨水用血代替，写不出东西就自杀（《血的色水》）②慈灯：《血的色水》，《老总短篇集》，第124 页。。

相对于小说，杨慈灯在伪满洲国时期的散文和诗歌则略显平淡，而童话是他文字世界中耀眼的明珠。

伪满洲国的童话之夜

善于描摹现实的杨慈灯并没有失去对美好的幻想，在伪满洲国这个傀儡的国中之国，杨慈灯把自己的文字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描写无限真实的白昼，一个描写充满幻想的夜晚。

在小说之外，慈灯大部分创作聚焦在童话写作上。由于童话作品数量众多，他甚至直接被后来的文学史编纂者认为是“童话文学作家”，被称为“孜孜于‘满洲’童话的永生的奉仕者”③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66 页。。

直接将慈灯划入童话文学作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但这也正证明了他在童话世界里的造诣。1942年，吴郎在总结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的文章中提到，“位于文学部门之一的童话，我们敢率直的说，在满洲，它尚是较小说、诗歌和戏剧走着更为迟缓的路子，十年来，它仍如萌芽般的蠕动着，摆在书架上的，只有慈灯先生的《童话之夜》与《月宫里的风波》两册童话集子……”④吴郎：《闲话满洲的童话》，《盛京时报》，1942年11月11日。

同年，《新满洲》11月号组织刊登了“满洲童话”特辑，吴郎在特辑前言中说：“‘满洲童话特辑’的发稿，这是在说明着编者对于满洲童话界的期待与企图，本来此计议是最早的腹案，但为了确切树立满洲童话界的声威，所以再三慎重的结果，以致迟延到今天……”⑤吴郎：《关于满洲的童话》，《新满洲》4 卷11月号，1942年，第100 页。可惜的是，在这个“再三慎重”的特辑中，选登的慈灯作品《老画家》并非其最优秀的童话作品，甚至算不上是一篇童话，只是描写一个落魄老年画家悲惨生活的记叙文而已。

杨慈灯的童话，并不总是幸福与美好的结局。特别是其在伪满洲国后期创作的那些童话，常被人认为不适合孩子阅读。1946年，陶君在一篇文章中称，杨慈灯的童话，“初期的作品，尚不失其‘童’，自《月宫里的风波》⑥慈灯：《月宫里的风波》，长春：艺文书房，1943年7月再版。以后，便失掉童话的风姿，而成为一种特异的小说了”。⑦陶君：《东北童话十四年》，《东北文学》第1 卷第2 期，1946年1月。对此，杨慈灯在1939年3月的文章中曾有阐释。他认为，首先，“所谓儿童文学，决不是儿童所作的文学”；其次，“写童话，想象力是很要紧的，有伟大的想象力，可以写出丰富的东西来”；另外，“近代的童话，不一定是专给小孩子读”；最后，“儿童本来都有好奇心，如果叫他胡乱去猜想，不如爽爽快快解释给他的好”。⑧慈灯：《再谈怎样写童话》，《泰东日报》，1939年3月。

了解了作者的思路，也就不难理解他的童话作品中，为什么不都是美好的“王子公主”了。在杨慈灯的童话中，猫和老鼠都会说话，但它们不是朋友，老鼠的头会被猫咬碎（《饱餐》）⑨慈灯：《饱餐》，《童话之夜》，第11 页。；嫦娥和仙女们是有烦恼的，找到男人生孩子而更烦恼（《月宫里的风波》）；蚂蚁在课堂上也会研究人类，人类是丑恶的；人求神把自己变成别物以脱离痛苦，而在先后变成苍蝇、蚊子、萤火虫、女人以后发现更悲惨痛苦，最后被惹烦了的神变成雪花（《神的恩惠与罚》）①慈灯：《神的恩惠与罚》，《月宫里的风波》，第91 页。；鸡猫猪狗会在脏土堆上交谈，有的啃着人骨头，有的道貌岸然实则一肚子坏水……（《脏土堆里》）②慈灯：《脏土堆里》，《月宫里的风波》，第83 页。

幻想始终来自现实，即使是梦，也无非是白天在夜晚的投射。杨慈灯童话里的种种死亡与暴力、残酷与伪善、阴险与欺骗，正是伪满洲国现实的白昼在黑夜的投射，那些阳光也无法穿透的黑暗，杨慈灯并不避讳。在其童话创作的后期，明显已把读者扩展到了占大多数的成年人。

有一些当时被归为童话的文章，从形式上更像是“寓言”——一些明显带有讽刺或劝解性的故事。在慈灯的这些文章里，更多地灌注了对伪满洲国黑暗现实的讽刺和对人们的警醒。一棵小草生长“在永远永远得不到一丝一毫温暖的阳光的潮湿的地里，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碎砖乱瓦中间”，“他有满肚子的希望，他有坚毅不拔的信仰，他很相信，同伴的拥挤不能长久的接续下去，碎砖乱瓦之类早早晚晚会有勤快的泥水匠搬开去，至于那棵大树，必有一天会来木匠把他放倒”。（《一棵小草》）③慈灯：《一棵小草》，《一百个短篇》，第13 页。读者大可不认为作者在讽刺殖民地的傀儡统治，也大可不必将文中意象一一对应，但作者最后以一句“我们也和他一样的希望着吧”作为收尾，正表明这不仅仅是一篇童话。而那只小羊也“和别的羊完全不同，没有天生的温驯的性格”，它在自己母亲被屠杀时进行了最后的疯狂抗争并为此付出生命。（《小羊》）④慈灯：《小羊》，《童话之夜》，第49 页。这篇文字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残暴的统治”与“顺民的爆发”，小羊最终的反抗，给人一种震撼并带来力量。

大量充满奇幻和想象的文字，代表着杨慈灯的另外一面，那一个善于幻想的童话大王。他从不否认自己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曾在文章中幻化出一个白发老头，老头对他说：“欢喜幻想，正是你的痛苦，你的头不是专为了幻想而生的，还有你那手，你的手不能幻想，你的头在幻想，你的手不应该闲起来，明白么？”（《无边际的幻想》）⑤慈灯：《无边际的幻想》，《童话之夜》，第69 页。

而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一切的理想如果放在绝望里，那就算是等于死灭！”拥有理想并时刻充满希望，这正是作家对自己的勉励和期望。在伪满洲国的现实中，作者时而因希望而憧憬，因失望而彷徨，因黑暗而恐惧，因目睹悲惨而不安，这些对现实的感受外现于文字，造就了慈灯不一样的童话。

昼的控诉与夜的悲叹

杨慈灯毕业于日本人开办的军官学校并留校任职，其文学创作却并没有附逆于殖民体系，他甚至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学团体，在可考的“左翼作家群”、“新进作家群”、“通俗作家群”、“帝制作家群”⑥刘晓丽：《被遮蔽的文学图景——对1932-1945年东北地区作家群落的一种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 期。等作家群落中，并没有他的身影。1942、1943、1944年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慈灯也不在与会名单之列。他似乎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并不混迹于“作家圈”。对此，慈灯曾在一封发表在《泰东日报》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参加文艺团体，我实在不可能，我不明白文艺，说不出文艺是怎么回事。诸位的学问广博，对于文艺，有很深的造诣，在一块讨论，有许多题目可搬出来谈判，我识字有限，往往连用一个文字，还写不上来，所写的东西，都是被生活压迫，觉得痛苦的了不得，提起笔来解决，当做替代眼泪的工具的……如果我参加你们的团体，简直是故意冒犯滥竽充数的大罪，至少是不应该，我的良心不许可……⑦慈灯：《给关君》，《泰东日报》，1936年10月3日。

这篇公开信写于1936年，距离他第一篇文章发表，已历时5年。此时的慈灯，早已在报端崭露头角，发表为数众多的文章了，并不是他谦称的“滥竽充数”。由此可以推断的是，慈灯在有意避免加入“文艺团体”。或许他不愿意被任何有口号和目的的团体束缚，他要写那些“被生活压迫”后痛苦的呼喊，要把这些文字“当做替代眼泪的工具”。

慈灯的小说与童话诞生于伪满洲国，在那里，殖民者严密苛刻的宣传政策，并没有给作家过多的述说空间。对于他和其他作家来说，对现实直接的抨击或揭露都是难以实现的，因此，他选择了平直的叙述和虚构的幻想。这两种形式加上模糊的时空交代，让小说和童话变成一种不透明的潜流。他并没有写明描绘的是伪满洲国的“当下”，但也从没有否认过这正是“当下”。他巧妙地利用小说对现实的白描和童话对现实的影射，设置了他创作上独特的“昼夜系统”。经由这个“系统”，他可以将残酷现实的白昼尽现于世人，毫无价值判断和评论的展露，如同无声的控诉；他可以将内心的讽刺、愤怒、同情、憧憬与幻想放入童话的夜晚，让天地万物开口说话，发出呼喊与悲叹。

对于杨慈灯创作立场的考察，并非为了证实他文字如何具有“进步性”与“反抗性”，只是要探究，在完全可以选择“不写”或“写其他”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要如此选择？他发表的阵地多集中于报纸，又多以连载的形式，为何不选择更容易取悦读者大众的鬼狐武侠或是艳情猎奇作为题材呢？

杨慈灯的文字，无论是小说还是童话，总是把目光聚焦于穷苦弱小的一族，暴露现实中最真实的惨象和阴暗。小说里弱势的一群，他们生活于一个无望、无情、腐败、糜烂、贪婪的现实世界，抗争往往结局是死亡，死亡又常成为一种解脱，即使在童话中，做人也常不如鼠类蝼蚁，世界充满血腥与尔虞我诈，如同小说中现实世界的另一个影子；在另一面，慈灯的一些童话，又带着希望、憧憬、奋进和信仰，似乎怀着一种激励人心的信念，这一部分也浸透着作家自身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找寻。

黄万华曾提出过沦陷区存在一种“中间状态”的文学，认为这种文学“因不直接涉及时事，离抗日现实较远，所以往往不为当局封禁”，“在种种貌似‘中间’的形式中有夹带、有包藏、有潜流，正是沦陷区文学构成上的一个特点。”①黄万华：《论沦陷区作家的创作心态及其文学的基本特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 期。

杨慈灯产量丰富的小说与童话，确实远离政治与时事，但从未脱离现实。在伪满洲国的日本殖民者粉饰出的“王道乐土”和“五族协和”谎言之下，任何对真实的现实进行描绘的文字，本身都是一种饱含深意的消解和一种形式的不合作。对他创作情况的研究对伪满洲国市民生活、军旅文学、童话写作、报刊媒体、殖民者与殖民地作家关系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他不该被历史遗忘，更不能被文学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