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理

葫芦岛为渤海辽东湾西岸的一座半岛，因三面临海，中间狭窄，犹如葫芦漂浮在海面，故而得名。其地处辽西走廊的中部，近岸水深，夏避风浪，不淤不冻。1908年，清政府着手在葫芦岛的连山湾内建港，至今已有百余年光阴。期间，葫芦岛港饱经沧桑，见证了世事更替，风云变幻。

清政府：被迫建港，半途而废

1896年签订的《中俄密约》，令沙俄控制了东三省的铁路干线和大连、旅顺、营口等港口，而清政府的东北门户尽失，在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没有一个自己的港口。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的沙俄与日本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将其控制的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和大连、旅顺、营口等港口作为战争赔偿，转让给了日本人。

1907年，被清政府委任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的徐世昌走马上任后，深感没有港口对于东北政局稳定、百姓生产生活、军事防御部署都极为不利，于是，多次上疏朝廷，主张修建新的港口作为东北三省海上出入的门户。他聘请京奉铁路的英国工程师休斯（音译） 在奉天沿海进行了3个月的勘测后，认为葫芦岛为建筑商港最适宜之地，“此港西与秦皇岛为唇齿，北与京奉路相连，故可控制华北，成辽东之要隘”。1909年，锡良为东三省总督后，在1910年上半年里3次上书朝廷，极力主张速下决心建葫芦岛港。经清宣统皇帝同意后，清政府划拨白银300万两，建港工程在当年秋天开工。奉天劝业道黄开文被任命为葫芦岛港总办，休斯为总工程师。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被推翻，各省先后宣布独立，由于葫芦岛港不是军事工程，独立后的奉天当局对此并未进行干预，所以工程仍继续进行。但当1912年下半年清政府拨的300万白银用光后，新政权没有继续拨款，工程停工。其后，曾有人建议时任北洋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把葫芦岛港租给海外华侨，由华侨来投资建设；也有一些国内外的铁路公司与东北当局接触，表示有意承建葫芦岛港；北洋政府也曾对葫芦岛港建设进行过多次研究。但这一切都无果而终。

孙中山：葫芦岛港为三等港之首

1919年6月，孙中山先生撰写的《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在《远东时报》发表。关于港口建设，《实业计划》设想在全国沿海建设31个不同等级的港口，即一等港3个、二等港4个、三等港9个、渔业港15个。按照现在的港口等级划分，孙中山规划的一等港相当于国际航运中心的枢纽港，二等港相当于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港口，三等港相当于地方的重要港口。孙中山将葫芦岛港列为了9个三等港之首，指出：“此岛为不冻深水港”，“位置远胜大连”，“为热河及东蒙古之良好出路。此港又可计划之，以为东蒙古及满洲全部之商港，以代营口……”

1919年秋，陆续有欧美实业家多次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投资中国港口建设。但国民政府交通部不同意外国资本介入中国港口建设，提出了与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合作建港的建议，这与一心想在东北有自己的出海口以摆脱日本控制的张作霖一拍即合。张作霖当即委任周肇祥为葫芦岛港商埠督办，筹备建港事宜。次年3月，周肇祥已组建了工程、总务等建港机构，聘请了建港顾问、技术人员和翻译，工程资金到位，就在即将开工之时，直奉战争突然爆发，张作霖无暇顾及建港，交通部只得撤出合作，将财产、文件、图纸等造册移交给奉天省，筑港再次被迫中断了。

张学良：再度筑港，梦断 “九·一八”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不久，归顺了南京国民政府。一心想休养生息、建设新东北的张学良在1929年3月到葫芦岛视察时，萌生了再度修筑葫芦岛港的念头。同年秋天，他向来北宁铁路巡视的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孙科提出修建葫芦岛港的建议，得到了孙科的赞同。之后，东北方面多次与南京国民政府磋商建港的具体事宜，最后确定重启葫芦岛港工程，经费由北宁铁路局盈余中支出，并在该局之下设立港务处，由该局局长高纪毅兼管筑港。从几项主要设计指标看，葫芦岛港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其中混凝土码头长1128米，混凝土防波堤1554米，块石护岸2407米，开挖港池65万平方米，还有灯塔、仓库等配套工程。按当时的主力船型，可以停靠40艘普通货船，港口年吞吐能力达到300万吨，为北方的一个大港。

1930年1月24日，高纪毅与荷兰治港公司总代表陶普施在天津签订了《建筑葫芦岛海港合同》，合同约定全部工程工期为5年零6个月，限于1935年10月15日以前完成，如遇天灾人祸等延误工期，可适当延期。工程总造价为640万美元，由北宁铁路管理局于每月月终分批付款。

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张学良决定改变前两次筑港没有举行开工典礼的做法，在筑港现场举行盛大开工典礼。

1930年7月2日下午2点，张学良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吴铁成、上海市长张群、天津市长崔廷献和东北各界人士代表，以及苏联、日本驻沈阳领事，荷兰治港公司代表等步入了葫芦岛筑港开工典礼的会场。会场设于葫芦岛港工地附近的海军航警学校礼堂，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中间悬挂着孙中山总理遗像，其两旁分为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当宣布典礼开始后，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停在海面上的5艘军舰礼炮齐鸣，一黄两白颜色的3架飞机在港区上空轰鸣盘旋，全体来宾向国旗、党旗敬礼，向孙中山总理遗像敬礼并静默3分钟，宣读总理遗嘱。接着由高纪毅致词，吴铁成、张学良和东北政务委员会代表刘尚清先后发表了讲话。然后，各界人士、代表发表了致辞和演讲。大家盛赞此次筑港是民国建立以来，东北易帜以后，东北乃至全国的重大事件。

室内典礼程序结束后，张学良与参加开工典礼的各方代表共同来到礼堂外边，出席筑港纪念碑揭幕和炸山开工仪式。

葫芦岛港筑港纪念碑系用汉白玉制作的，通高1.8米，碑座正面刻“中华民国十九年七月二日立”，背面刻“1930”年代标记。其正面是阳刻的“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汉隶大字，背面阴刻魏碑体碑文，共219个字，由张学良亲自撰写。

从筑港开工典礼之日起，全国各地邮局往来信件加盖“葫芦岛港开工纪念”戳记3天，以资纪念。在张学良的关照下，葫芦岛筑港工程开工后，进展非常顺利。期间，对北宁铁路局港务处负责的港口附近各处的建筑费用和筹备费用，东北当局“恐不敷用，拟行增加”，在原定为北宁铁路局承担的现洋1500万元基础上，新增加现洋700万元，由辽宁省政府承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此后，10多万东北军奉命撤入关内，白山黑水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葫芦岛筑港工程再次“夭折”。

日本：续建港口，别有用心

1932年1月，日本关东军占领葫芦岛。为了把从东北地区掠夺的资源运回本土，在利用大连、营口两个港口的同时，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联合日本关东军从1933年开始，对葫芦岛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地质、水文、气象、潮汐、海冰和社会情况的调查。在其于1934年4月提交日本政府的一份经济调查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证了葫芦岛港的军事价值：“当满洲国海军缺乏必要支援时，由日本国海军派遣部队。拟定的敌人不仅是支那方面，也可能是苏俄和美国。这时期的葫芦岛港可以成为中间的补给站、兵舰修理厂。水路交通方便，利于军队集结，军用物资集散。因是内海，利于保密，离大都市近，水泥、煤炭和石油补给方便，是理想的军事港口。”同年11月4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伪满洲国签订了《合作开发葫芦岛协议书》。

1935年4月1日，日本与伪满洲国联合组成了葫芦岛筑港委员会，在辽西地区强行招募了2万余名劳工后，于5月27日开始施工。计划用5年时间在葫芦岛港修筑3座可停靠1000吨以上杂货船的码头，在港口西侧的马鞍山下修建3个有管道与输油码头相连接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储油罐。

日本在葫芦岛港建的储油罐

当年，葫芦岛港在修建的同时，进行了港口运营，辟有葫芦岛到大连的航线，每5天一个航班，年吞吐量达到100万吨左右；1939年，货物运输量达到了300万吨。葫芦岛港在被日寇占领期间，作为其经济掠夺的工具，将我国大量的粮食、矿石、煤炭、成品油等运回日本。

葫芦岛港：百万日侨俘遣送地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开始有计划地从日本移民到我国东北。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移民规模不断加大。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七大国策”之一，并提出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计划。日本军方将这些移民组成一个个“开拓团”，强行夺走我国东北农民的土地，圈地结村，自成一体，生产的粮食除自食外还要供应在华的日军，余下的运回日本。同时，“开拓团”作为准军事化组织，除了种地，也定期搞军事训练，分批把青壮年补充进作战部队。到日本投降前，在我国东北的“开拓团”达到了860个。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滞留在我国东北的日本侨民和被俘官兵达145万多人，其中多为移民，他们因为没有了日本政府和军队的庇护，成了一群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的难民。如何处置这些日本侨俘成为当时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1945年10月25日至27日，中美两国代表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遣送日本侨俘的磋商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原则上确定将所有在华日本侨俘一律有组织地遣返回日本。其中，中国政府负责陆路向港区集中与输送，美军组织船只负责海上输送。

当时，东北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国民党控制的沈阳、长春及周边城市约有日本侨俘80万人；共产党控制的哈尔滨、延吉、安东（今丹东、下同）等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日本侨俘约有30多万人；苏联控制的大连地区约有日本侨俘27万多人。原计划使用由苏联红军控制的大连和营口这两个港口或者其中的一个来遣返日本侨俘，但是遭到了苏方的拒绝。后经“军调处三人小组”（美国马歇尔、中共周恩来、国民党政府张群）协调决定，除滞留安东的日本侨俘由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经朝鲜遣返，滞留大连地区的日本侨俘由苏军负责直接遣返之外，其余滞留东北地区的日本侨俘则全部集中到葫芦岛港，由国民党政府负责进行遣返。此时的葫芦岛港，第一和第二码头已经建完，而第三码头未修建完成，属粗陋港口。

葫芦岛百万日侨俘的再生之地

中国方面先后成立了国民党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和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人管理处。

1946年5月7日，两艘满载着2489名日本侨俘的运输船鸣响汽笛，驶出葫芦岛港开往日本，正式拉开了葫芦岛日本侨俘大遣返的帷幕。

在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拨出大批粮食、燃料、药品和1万多节火车皮，以供遣返之需。据《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经费移交对照册》记载，仅1946年5月至8月，遣返经费开支就达1.47亿元（东北流通券），其中仅日本侨民伙食费就支出了1.2亿元（东北流通券）。有一次，日本遣返轮船“大安丸”因故在葫芦岛港停泊了20多天，燃料耗尽，中方立即送去燃煤50吨。当日侨转运所发生霍乱时，中方医务人员全力防治。此外，为了向等待回国的日本侨民传达各种关于遣返的信息，东北日侨俘管理处于1946年3月7日开始发行日文4版小报《东北导报》，该报为日文4版小报，1947年9月5日停刊，共出版498期。

据统计，在不到3年时间中，葫芦岛港共遣返日本侨俘1，051，047人。期间，共有120艘包括美军第六舰队运输舰和日本民船在内的船舶，往返于葫芦岛港和日本的佐世保、博多、舞鹤等港，航次达800多次。

当年，在最后一批大规模被遣返的日本侨俘即将登船之即，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来到葫芦岛港，他对日本侨俘发表讲话道：“你们回去以后细细想想、比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实行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就连日本人编写的《满洲国史》也不得不承认：“战争后期，生活必需物资紧张……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反感情绪不断增长一事乃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因此发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以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的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许多日本侨俘对葫芦岛港及葫芦岛人民怀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遣返时只有13岁的国弘威雄多次重返葫芦岛访问，经过3年时间的努力，完成的自叙形式的大型纪录片《葫芦岛大遣返》，自1998年在日本各地放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北海道的著名茶道博士佐佐木宗春，当年在葫芦岛得了重病，是3个中国人将她从死神的手中救护下来，送给她食品，还鼓励她克服困难。1996年，佐佐木宗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自传《熄不灭的火焰》，将葫芦岛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蒋介石：两次到葫芦岛

1948年10月，蒋介石先后两次来到葫芦岛。其中，第一次的时间是10月6日。当时，蒋介石乘坐着悬挂有陆、海、空大元帅军旗的“重庆”号巡洋舰驶入葫芦岛港。

他此行的目的是要亲自部署集结在葫芦岛地区的国民党“东进兵团”，突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塔山防线，增援被围困的锦州国民党守军，与由沈阳方面出动的廖耀湘“西进兵团”东西对进，夹击东北野战军于锦州城下，从而扭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的颓势。

那天，当“重庆号”在隆隆礼炮声中靠上了葫芦岛港码头后，蒋介石立即在舰上接见了第54军军长阙汉骞、冀热辽边区副司令唐云山、“大总统”特派华北督战主任罗奇、“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等人，听取了战情汇报。午后，他乘车来到位于葫芦岛茨山的第54军军部，召开了在葫芦岛地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他告诫部下：“这次战争胜败，是关系到东北的存亡，东北丢了，全国也就完了。这次又集中了美式机械装备的优势部队，兼有大量的空军助战和海军协同，很快地打到锦州是不成问题的，你们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冒死前进，奋勇冲杀，所有粮食弹药，我用空运，海运给你们，各级军官要亲临前线指挥……”最后，他用阴冷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把手往桌子上一拍，说：“谁要是畏缩不前，或者临阵脱逃，我就枪毙谁！”

当日晚上，蒋介石在“重庆号”上设宴会，陆军大学代校长徐永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等及驻葫芦岛地区师长以上军官30多人出席。

次日上午，蒋介石乘“重庆号”离开了葫芦岛港。

十天后，即10月16日中午，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葫芦岛。不过，这一次乘坐的不是军舰，而是飞机。由于“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遭遇重创，锦州失守，他全然没有了第一次的心情。下飞机后，他向来迎接的人仅摘帽点头示意，便一言不发地乘车直奔第54军军部。

那天，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大骂阙汉骞：没拿下塔山，没按照他的计划实现，应该枪毙。吓得周围的军官个个胆战心惊。

当天傍晚，蒋介石在飞离葫芦岛前，不甘心失败地再三嘱咐陈铁和侯镜如：要设法把锦州夺回来。然而，在蒋介石走后不久，东北地区就全部解放了。

一代名舰：悲壮止航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30分，“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锚地组织起义。26日拂晓，军舰到达已经解放的烟台港。消息传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

3月2日，蒋介石通过长途电话向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下达死命令，非把“重庆号”炸沉摧毁不可。

3月3日清晨，“重庆号”遭到4架国民党B-24轰炸机的轰炸。因烟台港离国民党统治区距离较近，容易遭到空中攻击。当日下午4时，“重庆号”奉命起锚离开烟台港，次日6时许驶入葫芦岛港。3月5日下午，“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全体官兵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去了致敬电，表示：“今后誓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毛主席八项和平主张，为彻底摧毁美蒋勾结的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完成全国人民解放大业而奋斗，为彻底改造自己，根除一切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思想作风，建立一支强大的新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

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任命邓兆祥为“重庆号”舰长，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副政委任克加为“重庆号”政委，“重庆号”官兵集体加入人民解放军海军，“重庆号”成为人民海军的军舰。

当时，为了保卫“重庆号”，东北军区派高炮部队在港口附近设置阵地。3月17日，国民党军侦察机追踪到葫芦岛，发现了“重庆号”。当日，国民党军重型轰炸机飞临葫芦岛港的上空，对“重庆号”进行了轮番轰炸，但除了港口设施遭到一些破坏，“重庆号”未受损。3月18日、19日两天，国民党军增加了重型轰炸机的架次和频率，结果给“重庆号”和港区码头、仓库及铁路等设施造成了很大破坏，船员中有6人牺牲，17人负伤。配置在港区附近高地的高炮部队，因为射程小，对敌机威胁不大，反遭敌机的报复攻击，伤亡也比较严重。

根据中共中央保全“重庆号”的指示，为了避免“重庆号”被炸沉，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经过研究认为，采取以自沉的方式在水下保护起来，待条件具备时再打捞出水维修使用的办法比较好。于是，拆下了舰上的武器和仪器设备，在3月20日凌晨打开了舰艉左侧舰底阀门。这样，“重庆号”缓缓地侧翻沉没在葫芦岛港的港池里。

3月23日，贺龙代表中央军委来到葫芦岛港慰问“重庆号”官兵。在港口营房，贺龙第一句话就风趣地说：“你们是人民海军的老祖宗，你们为人民海军建设立了大功。”

3月24日，毛泽东、朱德给邓兆祥舰长和全体官兵发了慰勉电，热烈祝贺他们英勇起义，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以“重庆号”起义官兵为基础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人民海军学校——安东（今丹东） 海军学校，邓兆祥任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建了“重庆号”打捞委员会，配合苏联特遣小组开展工作。打捞工程于1951年4月开始，5月16日，“重庆号”被打捞出水。6月19日，“重庆号”被拖至大连造船厂进行修复。

葫芦岛建港碑

7月1日，周恩来在登舰视察时指示：要恢复巡洋舰的战斗力，准备解放台湾。他还在7月15日致电苏联政府，请苏联派专家为“重庆号”勘验，提出修复方案。7月23日，由大连造船厂总厂长葛夫利洛夫（苏联人）、副总厂长程辛、海军修造部部长林真以及朱军、邓兆祥等9人组成的委员会签署了《坞内检查议定书》。大连造船厂初步检查的结果和后来苏联专家组的两次检查结果均表明，要恢复“重庆号”的战斗力并使其现代化，任务极为艰巨，需要巨额的资金。由于当时国家财力和技术所限，不得不“暂缓修复”，进行“维护保养”，待具备条件时再实行修复。

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引进了苏制军舰，决定“重庆号”就“不再修复作军舰使用”了。1959年10月，“重庆号”舰体被无偿调拨给交通部上海救捞局。1964年，舰体又转拨给天津641工程指挥部作为海上住宿生活船。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号”被解体成废钢铁处理。现仅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还保留着该舰的舰名铜牌和船钟。

百年老港：焕发勃勃生机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入驻葫芦岛港。之后，陆续修复了被国民党飞机炸坏的码头，新修并加固了防波堤，加长了原有码头岸线，完善了港口导助航设施和水电等配套设施。与此同时，在港区内建成一批军工企业。从此，葫芦岛港成为我国军工生产和海军的重要基地。改革开放以后，经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批准，葫芦岛港开始军民合用，联合开发。2010年5月，《葫芦岛港总体规划》获得批准实施。如今，葫芦岛港，这个百年老港，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