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维凯

“十年生死两茫茫”，蔡仲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然而在我的心里，这位可敬的老师似乎并没有真地离去。每当我走进课堂，站上讲台，先生的形象时常会在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闪而过，但我会立刻感受到先生的目光，这目光充满着勉励、敦促和期待的力量。

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再次缅怀蔡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治学生涯，重温他的学术成果和精神理念。借此机会，我也想谈谈自己对蔡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些体会和理解。

蔡仲德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后二十余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领域和具体研究对象各有其侧重，但总有一条核心的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蔡先生内心的人本主义情怀。

蔡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是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1993年，在这个时期，蔡先生主要潜心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音乐美学史论》、《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和《中国音乐美学史》，而1995出版的《（乐记）、（声无哀乐论）注译与研究》中的研究课题，也主要是在1993年之前完成的。由此，蔡先生确立了自己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同时，也将以往零散的中国古代乐论研究，提升为音乐美学研究中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分支。如今，《中国音乐美学史》一书业已被学界公认为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

20世纪90年代之初，蔡先生的学术重心开始有了新的转移，研究视野有了新的拓展，从而进入其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自那时起直至他辞世这十年里，蔡先生的研究方向从古代转向了近现代，从音乐美学领域拓展到对于文化与人的思考。《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是蔡先生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促使他将学术视野投向近当代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士”）人格研究的导引之作。从1993年开始，蔡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士·文化·人”系列学术讲座，后更名为“士人格研究”并作为选修课定期开设。在这门课上，蔡先生以先秦至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为线索，上自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下至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冯友兰、陈寅恪、顾准，通过大量丰富翔实的文史资料分析，回溯了中国知识分子上下两千年文化苦旅的艰难跋涉之路，揭示出不同时代、不同个体“士人”的人格风骨与心路历程。这门课上的一些重点内容，经由蔡先生整理成篇，部分收录在《音乐与文化的人本主义思考》这本文集之中。然而有所遗憾的是，一些在蔡先生自己看来十分重要的论文，如：《论冯友兰的思想历程》、《“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论“五四”价值及其恒久意义》、《陈寅恪论》等，终因被认定“思想有违碍”，至今未能结集出版。2003年，蔡先生病重期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音乐之道的探求》一书。用蔡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这部文集是其治中国音乐美学史二十余年的一个总结。书中所论以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为主，兼及近现代中西音乐美学思想和当代中国音乐实践方面的问题，全面展现了蔡先生人本主义的音乐美学观、文化观。

人本主义是一种立场，一种价值判断的出发点。蔡仲德先生终其一生治学修史、释古论今，秉持的正是这样的立场和出发点。因此，蔡先生研究传统却不囿于传统，整理国故却立足于当代。他坚定地主张：“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是文化的主人，所以应该是文化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文化而存在；人之所以创造文化，则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存在，更好地生活，这是文化的目的，也是文化的动力。”在中国音乐美学研究领域，蔡先生所期望实现的也是“以人为本，从与人的关系中探求音乐之道，完成中国音乐美学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从而使中国音乐真正获得独立的生命，通过自由自觉的创造，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语言。”

蔡先生是一位学者，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只顾埋头于书斋的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着中国传统“士人格”中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义担当，同时更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自由意志、独立人格、超越精神和干预精神。

上世纪末，中国文化界兴起了一股借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与之相随，一场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论辩也在中国音乐理论界悄然展开。在这场论辩中，蔡先生撰写了《“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本主义思考》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人本主义的历史文化观看待“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站在人性的角度，评估中西音乐的文化价值以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道路。1998年，正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任副主任主持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我，经与蔡先生商议，针对当时理论热点问题的探讨，以音乐学系的名义组织开办了“音乐·文化·人”系列学术活动，在蔡先生亲自出面积极支持配合下，邀请了季羡林、张岱年、李慎之等著名文化学者来我院举办讲座。同年11月，在音乐学系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中国音乐学>编辑部、《中国音乐》编辑部、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美学学会等多家学术单位和机构联合发起的“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上，蔡先生也做了重点发言，陈述了他在上述文章中的基本观点。正是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与蔡先生近距离地接触，在领略其学者本色、士人风骨的同时，更加深刻地领悟到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实质，使我真正认识到，蔡先生毕生为人、为学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乃是人类文明的传承与人本精神的弘扬。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先生不只是一位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更是现代文明理念的践行者。无论是在对古人音乐文论的阐释中，还是对当代音乐文化现象的辨析中，他始终秉承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信守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观，关心时代，关注现实，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而奔走呼吁，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向文明、民主、人道的方向迈进而不遗余力。也正因为如此，蔡先生曾受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遭到某些居心叵测的背叛与围攻。他的一些论著不能够公开发表，或在出版和发表过程中被横加删节。但他始终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表里如一，正道直行，显示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可贵的精神品格。

可惜，上帝给予仲德先生的学术人生实在是太短暂了。我曾为中央音乐学院能够有蔡先生这样的学者而感到荣幸和自豪，也更为过早失去身边这样一位有真学问、真性情的师长和朋友而感到惋惜和悲恸。人道是“往事如烟”，而往事中的人及其思想与精神却并不如烟。蔡仲德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往事，也不仅仅是一些学问和知识。这世间一切现存的、有形的事物，也许终将消逝如烟，唯有真理以及追随真理者的精神，是能够历久而弥新的。 蔡老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责任编辑 张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