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黎

语言学在古今中外的发展中，以其特殊的功能为人文科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许多有效的技术手段，而最直接、最充分的受益者就是人类学。在东方学术界，语言学被看做人类学（或民族学）最亲近的学术伴侣，考察民族的形成，确定不同人群的迁徙发展史时，总离不开语言学的佐证。在西方学者看来，语言学根本就是人类学的组成部分，人类学本身就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四个分科。

人类学家和异族文化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如果想深入族群的核心圈内接触最直观的文化现象，又不会用土著语和调查对象通话，那就难以发现最重要的材料，仅仅靠翻译，一来不方便，不自由，二来也难以和土著民产生感情上的沟通和共鸣。正因如此，西方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一般都受过较为全面的语言学基础训练，而且至少会两门通用的外语。在调查某一民族或社区的文化之前，还要尽量掌握当地语言的一些常用语。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语言基础，到了调查地再一边调查民俗文化一边学习口语，三个月后就能基本上和调查对象通话了。也只有在和土著民达到较为自由的通话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许多前人书面未载或我们意料不到的宝贵的人类学材料。因此从原则上说，人类学家的田野作业是片刻都离不开语言的。

21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萨丕尔等抢救西部印第安人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