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东

撰写本文已是酝酿多年了，而促使我急切地了却这个宿愿的是凡晓旺的过早辞世。当我心情凝重地端坐于案头，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晓旺和他的外公阿英、父亲凡一的许多往事。

阿英酷爱姑苏文化瑰宝

阿英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文史学家和收藏家。在他的经历和创作中，同古城苏州的传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1926年阿英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活跃于沪上文坛。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阿英在沪上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1933年为拍摄进步影片《盐潮》，他第一次来到苏州。就是这次苏州之行，使得古城苏州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家人的交谈中，他多次流露今后要去苏州安家的愿望。当时的苏州，与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上海相比，依然保存着历史文化古城的风貌。其中体现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古旧书籍，低廉于上海，又质高于沪上。收藏古旧书的嗜好，使他沉迷于苏州丰富的古书业，对苏州也就一往情深，成了苏州的常客。每次抵达苏州，上午总是到护龙街访古旧书，下午去玄妙观看新书，沉缅于书市，如醉如痴。如当天不返回上海，晚间就在旅馆“灯下翻阅所得，其佳者一气读之，读尽则酣然入梦”。因为他经常整天流连忘返于书市，以至于对苏州的书市了如指掌。在与人谈及苏州书市时，可以脱口娴熟地介绍：“苏州书市有三个中心，自察院场至饮马桥一段护龙街（即人民路），为旧书籍集中地；自察院场至玄妙观，为新书市场；自玄妙观广场折入牛角浜，为小书摊。”在阿英生前撰写的许多文章中，披露了不少与苏州有关的收藏、访书、做学问以及交友方面的趣闻。苏州版本专家、古旧书店原负责人江澄波，新中国成立后曾与阿英有着几十年的交往，两人结下了“书缘之谊”。现在，仅存于江澄波之手的有关阿英1961年至1965年间的购书信件就有二十九封。所以，江澄波老人一提到阿英，总是有着许多话语。他动情地说：“阿英早年多次莅苏访书。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每想到要收藏有关古籍版本书时，只要他知道苏州有时，准会请我购买后邮寄给他；有时他也告诉我他购买到好书的信息，让我分享他的快乐；还多次建议我们购买与苏州有关的书，以丰富苏州地方的馆藏。可以这样说，阿英对苏州古书业也是有重要贡献的。”

阿英除了以极大的兴趣钟情于苏州的古旧书市外，对于古城丰富的民间艺术和风物人情，同样十分看重。他所出版的著作中，留下了许多文字予以记述和赞许。《潍亭听书记》一文，是他对苏州评弹在“名山著作”中有文字记载历史所作的考证。而《卖碑记》，则是苏州寒山寺中对唐诗人张继《枫桥夜泊》诗碑拓片在抗战期间出现赝品原委的记述，指责和抨击日本侵略者在苏州攫取文化典籍的丑恶行径。当他得知那时杭州的书市储书，已为日本人空运殆尽时，心急如焚地说：“不知（苏州）护龙街诸家，亦曾遭受同样之命运否？……吾心中之苏州，今不知究变成若何状态矣。”阿英另有一篇文章《闲话“西湖景”》，是拿了洋片与苏州桃花坞年画作比较和研究，很有深度，足见阿英对桃花坞年画的了解和关护。

阿英极为推崇苏州的悠久历史文化，为保护苏州珍贵的传统文化，做了使苏州人感到内疚而不得不钦佩的多件功德好事。苏州古典园林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展示始于春秋、止于清代的五百余名人，每人一传，每传一像，其绘制、雕刻无不精当，在清代石刻群像中实属罕见。而慧眼独具的阿英，竟然在北京中国书店寻到一套《沧浪亭五百名贤像赞》拓印本，从而为苏州保留了一套非常珍贵的人文史迹。这本在苏州已是鲜为人知的拓印本，2004年由其女儿钱璎奉出，经整理后已正式出版。苏州历史上有着闻名全国的桃花坞木刻年画，经过10年“文革”折腾，破坏殆尽，陷入无一幅老画和一块古板的境地。2000年，苏州市的桃花坞木刻年画，被国务院公布为苏州市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于是，苏州有关方面决定成立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殊不知，负责筹备的人员，他们正在为觅不到一幅桃花坞木刻老画而焦急万分。正在这时，又是钱璎将父亲阿英收藏的200多幅桃花坞木刻老画，慨然捐赠了出来，解了燃眉之急。

凡一呕心沥血保护昆曲

昆曲是我国戏曲百花园里的一支奇葩，数百年来，以其艺术乳汁哺育了众多的地方戏曲，故被誉称为“百戏之祖”。

新中国成立后的苏州文化界人士，无不了解凡一保护抢救和痴迷昆曲的感人故事。1940年冬，凡一离开如东前往盐城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在刚从上海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阿英眼里，他聪明、刻苦、精干，是个可造之才。果然，凡一不负众望，脱颖而出。他出色地参与创办《盐阜大众报》，担任由九个文工团合并成立的苏北文工团团长。当年阿英为有这样的乘龙快婿尤为满意和快慰。在一次写给一起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爱子钱毅的信中，他喜不自禁地说：“我给你姐找了个对象凡一，你肯定也会感到满意的。”

在上个世纪，发源于昆山一带的昆曲，一波三折，至少历经三个低谷。第一个低谷是在90多年前。昆曲日趋衰落凋零，一批挚爱昆曲的文化界著名人士和实业家，通过义演集资于1921年在苏州桃花坞五亩园倡办了昆曲传习所，培养了40多个昆曲“传”字辈艺人，抢救了昆曲，使这一古老剧种免于失传。昆曲第二次低谷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当时昆曲已是岌岌可危几乎行将衰亡。专业昆班社虽然有一个主要在浙江和江南集镇上演出的“国风昆苏剧团”，但是其规模极小，是一个连生计也难以维持的“讨饭班子”。苏州培养的“传”字辈艺人各奔东西，多数穷困潦倒，难以维持生计。面对昆曲这样的景象，对它能否保存、保存了有何价值等问题，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之际不乏持怀疑态度者。然而，苏州市宣传文化部门的凡一、钱璎夫妇和顾笃璜等一批有识之士，却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抢救保护昆曲，他们中尤其是凡一，为昆曲的传袭、振兴更是殚精竭虑、尽心尽责。

苏州于1949年4月27日解放。凡一是第一批渡江进驻苏州的南下干部，先后担任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宣传科长、文艺科长、文联主席、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在苏北的近十年间，凡一一直负责宣传文化工作，对戏曲尤其在行。那时，淮剧为盐阜地区群众所喜闻乐见，农村剧团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来。为此，凡一认真地学习研究淮剧，并在繁忙的工作中，亲自组织和发动业余剧作者创作，还自己动手编写剧本，提供给剧团以缓解演出之急需。endprint

被称为苏州文化界总管家的凡一，认为昆曲是非常珍贵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就精辟地指出：“昆剧不仅是一个剧种，更是一个完整的戏剧体系，也是活的文物，不能轻易地去‘改，否则就会摧残世界这一最古老剧种的生机。所以，抢救、保护昆曲，首先的任务是把昆曲老演员身上的戏学下来，然后加以分析。对昆曲的一些保留节目和曲牌不要轻易改动，不要听到一点意见就改。至于暂时缺乏市场需求也不要紧，先养起来再说。”

为了抢救继承昆曲艺术，在苏州解放的第三年，苏州市文联于1951年4月17日，邀请了上海、浙江、苏州昆曲界耆宿名家和昆剧“传”字辈演员，在苏州开明剧院作观摩演出。这可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所举行的第一次较有规模的观摩演出，会后成立了苏州昆曲研究会。这是苏州市文联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凡一所主持的一项颇有影响的活动。就在这次昆剧观摩演出活动五年后的1956年4月，浙江省国风昆苏剧团进京演出了昆剧《十五贯》，被周恩来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

在凡一的亲自参与和具体指导下，苏州市文联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就决定，让苏州市苏剧团的青年演员张忆青（即张继青）、丁克罗（即丁继兰）、华静（即华继静）等学习昆曲，接着又招收了10余名学员，并特将他们名字中间的一字都改成为“继”字，即“继”字辈一代，之后又招收了“承”字辈。为了使他们学好昆曲，特地将闲散在社会上的老艺人调到剧团教戏，有时还组织“继”字辈演员到上海等地学戏，并邀请俞振飞、言慧珠和多位“传”字辈老师到剧团教戏。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关人员了解到有位“传”字辈演员姚传湄已到了柬埔寨，他有演小花脸的绝技。这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恰好在苏州，凡一夫妇即向夏衍作了汇报，提出请姚传湄回国到苏州传授昆曲的想法。夏衍有感于凡一等重视抢救保护昆曲的负责精神，欣然答应。

昆曲老艺人有感于苏州重视昆曲的抢救保护，又喜看一代新人“继”字辈演员的成长，无不感动，并激起了一股传帮带培养青年一代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他们常常不请自来剧团教戏，有的还主动提出与“继”字辈演员联合演出。1956年，在江苏省文化局暨苏州市文化局举办的昆剧观摩演出大会上，俞振飞就主动提出要和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张继青、章继娟一起演出昆剧《白蛇传》“断桥”一折，他特地对演白娘子的张继青和演小青的章继娟说：“你们在演出时，不能仍旧把我当作是你们的老师看待，因为我是许仙，该恨就恨，该怨就怨。”师生成功合演昆剧“断桥”，一时间成了戏剧界的感人佳话。1957年12月的一天，俞振飞、言慧珠和多位“传”字辈老师得悉“继”字辈演员在昆山蚕种场封闭式排练，他们专程赶到昆山，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后，就赶到排练现场，白天教戏，晚上赶到剧场看戏。苏州市文联等有关方面为了创造更多的条件，让“继”字辈演员学好昆曲，还特许“继”字辈演员免费进入本市各影剧院观摩戏剧（曲）、电影。有时根据学戏的需要，邀请外地著名剧团和优秀演员到苏州演出。1959年，又将市中心的新艺剧院划归苏昆剧团，增加“继”字辈演员舞台实践的机会。经过采取了系列措施，苏州市抢救保护昆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继”字辈演员向老一辈艺人学到的昆剧折子戏已有二百五十三出，在江苏的昆剧舞台上已成为一颗颗熠熠闪烁的明星。1983年6月，中国戏曲家协会的《戏剧报》、《戏剧论丛》举办了“戏剧推荐演出”，张继青在首都舞台上表演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朱买臣休妻》（《烂柯山》）中的崔氏，大获观众和评委赞赏，并因此成为中国戏剧舞台上首届“梅花奖”获得者。

昆曲第三次低谷是“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对昆曲艺术又一次进行了疯狂摧残，使这朵兰花又一次枯萎了。以浙江省昆苏剧团为例，因“四人帮”对昆曲恨之入骨而遭了殃，全团一百多名演职员被分散到26个单位，许多老艺人更是受到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摧残。在南京的江苏省苏昆剧团被改为江苏省京剧二团；苏州的苏昆剧团被规定不许唱昆曲曲牌。后来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由于流毒很深，昆曲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依然是处于萧条不景气的状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都未改变，问题成堆，矛盾突出，令人担忧。当时凡一担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恰好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对此，他感叹惋惜、异常焦急，多次组织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及有关专业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座谈研讨探索，向市委、市政府反映情况建言献策。就在这些视察调查所形成的意见和建议中，他亲自修改润色，明确地将昆曲和评弹、苏剧誉为苏州的“三朵花”。在市政协的有关会议和其它的一些场合，他总是大声疾呼要加强对“三朵花”的扶植保护，有时讲得甚为激动，措辞也很尖锐。钱璎曾这样说过：“昆曲处于这样的困境，凡一是心焦如焚啊！”1999年11月，凡一不幸辞世。就在他临终前的十天，还伏案在给中共苏州市委书记梁保华写信道：“昆曲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历史地位也是一样客观存在的。解放以后，苏州的昆曲是怎样在困难的条件下逐步恢复起来的，又怎样逐步走向落后，今人和后人都是要查问的，绝不能在我们这些人手中为它送葬，而让后人来为它唱挽歌……”可是，文章只是开了个头，人却不幸去世了。为保护昆曲，他堪称殚精竭虑，用尽了心力。

凡一期盼的昆曲春天终于来到了。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终于进入了一个抢救、保护、发展、振兴的新时代。一位在苏州解放初供职于市文联的干部夏锡生，有感于当年凡一重视抢救保护昆曲的远见卓识，他在回忆老领导、市文联主席凡一时说：“设想如果不在解放初昆曲还‘一息尚存时就把它抢救过来，早就湮没有年矣，哪还有今天‘世界口头优秀遗产的这顶桂冠？”笔者认为，也正是由于苏州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重视昆曲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在江苏培养了以张继青为代表的一代昆曲表演艺术家，才有今天昆曲舞台上人才辈出的喜人景象。据了解曾两度夺得梅花奖的王芳和梅花奖得主、誉满全球的青春版《牡丹亭》杜丽娘的扮演者沈丰英，还有已在北京从教、享誉昆曲舞台的顾卫英等，都是张继青等“继”字辈演员们所精心教授出来的。endprint

凡晓旺继承家学遗风

出版《明代名家书法扇面集》

2013年2月11日，创办了全国第一张彩色晚报的《姑苏晚报》原总编辑凡晓旺，因病辞世。熟悉晓旺的同仁亲友无不感到悲痛和惋惜。彼时他才刚过了花甲年岁，在浓郁的家学遗风的熏陶下，晓旺尚有诸多事业未能完成，诸如整理阿英收藏，还有撰写曾满腔热情辅导陈登科（著名作家、安徽省文联原主席）写作、英勇牺牲于前线的大舅钱毅的传记，可现在这些随着斯人远去都已无从说起，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晓旺还是在他髫龄年岁时，每年的寒暑两个假期，总是要北上前往在北京中国文联工作的外公阿英家里。外公家的藏书，其卷帙之浩繁、名目之众多、内容之丰富，在我国当代收藏家中是首屈一指享有盛誉的。那时，他的居住地是一幢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宽敞的庭院里有七八间房间，竟五六间都藏了书，足有十万册。老人一生与书为伴、勤于做学问，看到外孙总是谆谆教诲其要养成读书的良好习惯，并让他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说来也怪，晓旺每次来到外祖父家，就喜欢到使他简直是眼花缭乱的外祖父的书房里，置身于书间，与书摩肩擦背，真像是初生牛犊闯进了菜园子里，一股劲地啃着琳琅满目的图书。就这样，小小年纪的他就与书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外公见了自然喜不自胜，脸上露出惬意的神色。可是，待晓旺转学来到北京不久，正是遇上十年“文革”。青春年华的晓旺，毅然带着妹妹赴陕西延安偏僻贫困的农村插队劳动。之后又参了军。复员后被分配到苏州当工人，从事繁重的汽车维修活计。一番艰苦的经历，铸炼了晓旺柔中有刚、执着坚毅的性格。纵然晓旺长大成人了，可在阿英眼里还是个小孩，见面后除了嘘寒问暖，更多的是嘱咐他要好好读书。

1975年春天，晓旺到北京看望外祖父，使他吃惊和难过的是，老人在短短的几年里，头发竟然全白了，身体显得非常虚弱，走路也是步履蹒跚。此时的阿英历经“文革”迫害已九个年头，身患重病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最使老人心痛的是，他一生省吃俭用所换来的藏书，已在1968年被陈伯达一笔手谕洗劫而去。那天，阿英说话也是含糊不清了，纵然是这样，阿英在与外孙的交谈中，大部分的话语还是要晓旺好好读书。他以低沉而微弱的声音说：“书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的文字记载、概括和总结。现在，毁的毁了，封的封了，如此空前绝后，又怎么谈得上造就无产阶级的一代新人？马克思讲发展，从来都是以比较、鉴别为前提的……”阿英说着，用他因中风已不听使唤的手，艰难地握着笔，颤抖着为晓旺开列了书目。字迹写得歪歪斜斜，忽高忽低，有的则难以辨认。写好后，还用红笔标出了阅读的顺序。要是过去，他都是亲自为晓旺准备好书的，现在由于家里的书被抄了，书目开了却已不能提供书了，接过外公费力写成的书目，晓旺心里格外沉重。正是外祖父的关爱和教诲，使得晓旺始终保持着勤奋读书的习惯，以书为伴，以书为友。

晓旺从事了26年的新闻采编工作，堪称是资深了。他对新闻采编工作酷爱有加，视报如生命。他的同仁们说他就是为报纸而生的。在26年的新闻工作岗位上，由于他拥有深厚的家学底蕴、丰富的人生阅历，还经受过艰苦的磨炼，所以，他谋划处事，无不在开拓创新上下功夫，并通过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努力，去达到预想的效果。以创办《姑苏晚报》为例，他敢于同众多成熟的大报相抗衡，六上北京申办，不辞辛劳，倾尽心力，终于办成了苏州人自己的彩色晚报。看着茁壮成长的《姑苏晚报》婷婷玉立于报界时，晓旺喜不自胜，感到极大的快慰。

2009年从《姑苏晚报》总编辑任上退休后的晓旺，一心想完成父亲未竟的“整理阿英收藏”的工作。在晓旺辞世前夕，他所牵挂的凝聚四代人心血的《阿英旧藏金属拓片·明代名家书法扇面集》，终于在2013年1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扇面集是第二部。第一部所出的是《阿英旧藏金属拓片·瓦当集》。那是1990年，也就是他父亲凡一从苏州市政协的领导岗位上离休的第二个年头，凡一不顾病弱的身体，天天伏案工作，从几百幅瓦当拓片中，遴选了一百幅，交由古吴轩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阿英旧藏金属拓片·瓦当集》。该书后经凡晓旺精心策划，由上海文汇出版社重印再版。

凡一在出版《阿英旧藏金属拓片·瓦当集》的同时，又从阿英所收藏的碑帖中，经反复阅看，精选了六十幅明代书法家题写的扇面拓片，初编成《阿英旧藏金属拓片·明代名家书法扇面集》。这六十幅以行草为主的扇面，多为明代著名书画家所题写，诸如沈周、文徵明、唐寅、董其昌等，另有少数明末清初的书家，集了一个时代的行草书法之精华。他们不仅大都是当时书坛的名家和代表人物，而且有多位还是苏州人。其虽然是刻板的拓本，但是相当可贵有价值。因而，凡一下功夫对六十幅作品内容，全部给以精当的注释；涉及的五十二位作者生平，经过查阅资料后，又作了细致的考证，给予翔实的介绍。在编辑《阿英旧藏金属拓片·明代名家书法扇面集》的同时，《武梁祠画家拓墨集》等也已经在筹划之中。正当凡一专心致志整理编辑阿英珍贵的藏品之时，却不幸于1999年11月突发心脏病遽然辞世。晓旺强忍悲痛接过父亲的工作，仔细研读，一心想兑现父亲的遗愿，尽早给予出版。

据文汇出版社副总编陈雪春在晓旺辞世后撰文回忆道：“2010年夏，在我供职的文汇出版社出版凡一主编的《阿英旧藏金属拓片·瓦当集》之后，凡头（凡晓旺担任《姑苏晚报》总编时大家对他的尊称）接着拿出六十幅明代名家书法扇面拓片，又呈现了一个精妙绝伦的景象！他交给我一个大信封，反复叮咛我不要丢掉了。……凡一先生对出版事宜早有考虑，他在一段文字里表达了希望请书法家题写书名的愿望。金石拓片，于市场角度来看，能欣赏者尚属小众。凡头说，我想想，他也想想。他把那个信封拿回去，又交回来；交回来，又拿回去。我知道，他在思考，并需要我的意见。”为了外祖父和父亲的遗愿，为了保护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他决定出版这部《阿英旧藏金属拓片·明代名家书法扇面集》。他的儿子凡暘了解到父亲的心愿后，决定提供出版资金。于是，一部由书法名家华人德题签，配置素朴高雅木盒的精装限量版《阿英旧藏金属拓片·明代名家书法扇面集》，终于出版面世了。《苏州日报》副刊部主任高琪怀着激动的心情，经一番采访后，挥毫撰写了题为“《明代名家书法扇面集》凝聚一家四代人心血”的报道，发表在2013年1月26日的《苏州日报》上。

2013年的岁末，古吴轩出版社展出了晚清、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刊扑克，这是凡晓旺生前与夫人王亚丹女士所收藏的近万副报刊扑克中挑选的一小部分。还有今春东吴扑克收藏馆印制的“王牌系列收藏扑克”《吉祥如意》，也是由他们收藏的数百件各式材料制成的大象中挑选拍摄印制的。他的这两种冷僻的收藏，虽然说不上惊天动地，倒也使人感受和联想起他身上所彰显的其外祖父阿英和父亲凡一的家学遗风。■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