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编：刘媛E-mail:liuyuan@ittime.com.cn美编：玲玲校对：苏焕文

金融危机往往催生新的危机理论。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2008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则使得经济学家明斯基的思想，变得甚为流行。“明斯基时刻”，指的是一个经济体投机性融资活动与庞式融资活动占比较高之时，债务不断攀升、杠杆比率大幅提高，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稳定，就有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周期的风险。

如果依据上述“明斯基时刻”的特征来判断，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与经济运行，确实隐藏着很大风险。具体来看，早前“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与大规模流动性投放，造成了如今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房地产泡沫积聚、影子银行迅速扩大等局面。如今，伴随着政策逐渐由应对危机时的过松转为稳健，风险点也逐一呈现。

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有多个城市爆出房屋降价现象，这在以前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几乎闻所未闻。此外，个别房地产商也爆出资不抵债的情况，房地产市场似乎面临严峻挑战。再看杠杆率方面，从M2/GDP（广义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看，截至2月底，M2余额已经达到113万亿元，较10年前翻了5倍多，M2与GDP比重激增至200%。此外，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是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较高，约为58.6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13%，在所有统计国家中高居榜首。而影子银行的风险亦不容小视，特别是接近10万亿元的信托规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集中于矿产、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伴随着经济下滑，这部分必然是今年金融风险的集中点。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诸多矛盾，但认为中国面临大危机的前夜的判断仍然过于草率。正如决策层所强调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有诸多利好与潜力之处，比如中国决策层史无前例的危机意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改革红利。

从中国最高经济决策层的发言看，最强烈一个感受是，本届中国政府的危机意识空前增加。相比于以往一片大好的乐观言论，此次几乎每个高层领导的演讲，都有相当一部分谈及风险与不确定性。无论是海外经济、地缘政治挑战，还是国内产能过剩、新型城镇化、财税改革推进面临的难度，领导人似乎更为开诚布公，希望通过搭建平台，与各界一起找寻化解问题的方法。

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以往罕见的，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防范危机。从经验可知，政策失误往往发生在过于自信，认为不可能出现危机之时。

其次，通过近一阶段的观察，感受到本届政府对整体局面的把握与掌控能力强，这从反腐倡廉、强化财政约束、成立深化改革小组等诸多措施中都可窥见。

从历史的角度，情况更差的阶段也曾出现，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中国通胀率高达20%以上，投资增速高达60%，财政赤字严重，金融秩序混乱，其后决策层不得不多年采取财政货币“双紧缩”政策，直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政策才有所转变。现在回顾，虽然上述年份中国经济遭遇了极大的国内外挑战，情况远比当前危急，但最终在中央政府强有力领导下的财税、银行及国企等多项改革措施，决策层也引领中国经济最终重回了稳定与快速发展之路。

第三，深化改革的措施持续推进，有助于释放改革红利，避免危机。仅就当前债务问题而言，可以从两方面作出努力。一是通过创新、兼并重组等化解产能过剩。从决策层最新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以及各地国企改革大幕拉开，可见这一进程已然加快。二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股权融资降低债务杠杆率。从3月底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改革的措施来看，这点也已达成共识。

诸如上述改革还有很多，这意味着潜力仍然很大。因此，应该客观与理性地看待当前中国经济下滑与结构转型中的矛盾，风险意识固然重要，过度悲观反倒不必，只要坚持三中全会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的总基调不变，协调推进各领域改革措施，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7%的增速，“明斯基时刻”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