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最近在被问到有关反腐的话题时回答说：八项规定要抓5年。

即使是最肤浅的经验主义者也已经明白：中央不会停下打“老虎”、拍“苍蝇”的脚步。

这一次，历史并不总是惊人相似。因为高层志在创造，并且正在创造历史。

但很多官员、普通公务员明显没有跟上脚步，甚至在不一致或相反的方向上走得很远。随着反腐的深入，他们的观望、抱怨、不作为氛围越来越浓。

不清楚这是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暗中抵制，但可以肯定的是，反腐正是冲着这样一个官僚体系，这样一个政治结构来的。在2014年第17期《反腐下一步：局势和路径》中，《南风窗》记者分析，反腐指向的是政治结构的重整，因为一个被腐败侵蚀的政治结构无法承担“中国梦”的历史重任。这样的政治结构事实上还有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

现在可以说，反腐在初级层次上，是抓大小贪官，在中级层次上，是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在终极意义上，是打造一个具有现代治理能力、能实施“中国梦”战略的政治结构。所以，好戏才刚刚开始不久。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层次交织在一起，是同时进行的。现在最吸引人眼球的当然是抓贪官、打老虎，但从局势上来说，离整个政治结构的重整已经很近了——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增强了整顿它的紧迫性。全会已经结束了，强化对官员的监督惩治的制度改革风暴已在酝酿之中。与之相比，“反四风”、“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等不过是前奏曲。

方法论

前奏曲过去，接下来如何呢？这一点，既涉及高层的宏观谋划，同时，也涉及在既定的政治语境下，该以何种方法来重整一个已经和过去不一样的政治结构。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另外的两句话。背景是8月25日与近300名全国政协常委会晤时的讲话和对提问的回答。

“要使党员干部不敢、不能、不想贪腐。反腐中的不敢是治标，不能、不想是治本。”

“中共拥有8600万党员，除了自己垮台外，没有人能打倒。”

这两句话都很平实是不是？但意味深长。

看一下它们所指涉的对象，都是一个叫作“党员干部”（或泛化为“公职人员”）的庞大群体;另外，它们都给出或暗示了解决这个庞大群体所存在的问题（贪腐，或泛化为“不作为”等隐性的机体腐化）的方法论。

在《南风窗》以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分析，无论是强化政治权威、改革，还是实现“中国梦”，对既定的政治结构的重整是以“反腐”来突破的（因为它最具有合法性和力度），但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反腐。只从反腐的角度来解读高层的动作，那太低估了高层的智慧和政治抱负。

这些方法，在前一句话中，指的是类似于香港地区、新加坡的严明的法治和有力的制度设置，那正是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的“依法治国”的一个方面。所谓的“依法治国”，非常重要的一点，甚至还是前提，就是“依法治官”。

所以，在接下来对政治结构的整顿中，对于官员，以及普通公务员来说，不再仅仅是依照法律行使权力的问题（因为缺乏来自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它漏洞太多），而且，还是一个用法律，以及有特定的权力监督惩治机构来“治”他们的问题。前者依赖于权力群体是否愿意按照法律行使权力，监督主体虚化或较弱，后者则强调依法对权力群体进行监督惩治。

在后一句话中，方法就是重整党的纪律，加大制约、监督、查处。就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方法要求纪委扩权，强化其政治地位和权威。在很多地方，纪委书记在党委班子中的位置已经往前移。一些省委班子，纪委书记的排位往前移到了第四位，在“一正两副”之后。这些都是明显的信号。也许我们不久就会看到一个经过权力、职能等重整后的，震慑力和控制力度超出曾经想象程度的权力机构。它并不仅仅是贪官的克星。

执政成本

这样来重整一个能够支撑“中国梦”战略的政治结构，有哪些背景呢？

很多时候，抛开价值判断，仅仅从技术分析上来说，之所以要那么做，是因为在既定的政治语境约束下，只能那么做，或最好是那么做。

我们无论从哪种角度去审视腐败和盛行于官僚体系里的“四风”，都得正视这一点：现在的官员，普通公务员，已经不是当初“打江山”的那拨人了。名称不变，制度结构的核心不变，但换了一拨人，换了一个政治社会经济背景，显然，适用的思考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问题也不一样。

从每年趋之若鹜地报考公务员的盛况，以及“一些”官员、普通公务员对反腐、“反四风”、“八项规定”导致油水减少的抱怨看，恐怕不能说理想主义在今天仍是驱动“某些”人入党、当官的主要力量。或许在他们那里，利益才是主要的诱因。承认这一点只需要诚实。诚实不是美德，而只是尊重自己和别人的智识能力的一种道德义务。

换句话说，通过各种方式“混”进了体制内，混进了政治结构内的一些人，并不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而是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的思考方式、行为逻辑所武装的。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虚化的情况下，要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在有机会时就腐败一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他们眼中，体制内不过是一个终身的“福利院”、庇护所，或者利益组织罢了。

这就是当下政治结构所出现的某种特征：“一些”人把本来是实现崇高的政治理想的组织“利益集团化”。这就是一种“退化”。

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听取兰考县委和河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作重要讲话时，就讲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抓整治“四风”问题，做的是正本清源、发扬传统的工作。要坚持不懈强化宗旨意识，解决好党员、干部是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问题。

请注意“正本清源、发扬传统”、“宗旨意识”、“角色定位”的用词。重整政治结构，乃是在阻止向“利益集团化”的退化。

但问题并不止这些。当下政治结构还出现另一个特征：自我精英化。很多公务员在为自己加工资辩护时，最常用的说法是自己是读了十几年书，淘汰掉了多少人考进来的，工资怎么能低呢？这意思，是他们进了体制内，就是天然的精英，而不管所做的工作很多其实并无创造性，也不创造任何社会财富。同时，纳税人还得为他们的读书成本、考试成本埋单。

指出这种伪精英论调是多么的缺乏基本智商并无意义。真正的问题是，它使得政治结构的“先锋”意识淡化，而“精英”意识凸显。这意味着，不管是否贪腐，体制内的某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党和人民要为他们付出更多的“执政成本”，不遏止的话，这样的成本将不堪重负，拖垮中国。

挑  战

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中央才强调，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治标的措施我们已经看到了，接下来也肯定不会放松。治本，从技术分析上来说，重整政治结构，在制度上可以展开为哪些路径呢？

在国家—社会、权力—权利、官员—民众这一套二元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权力”、“官员”这一元，分别对于后一元都是有权力的，而且是一个单向的权力支配关系。所以，要重构政治结构，最好的办法，就是后一元也可以对前一元进行监督、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关键在于，是谁来关权力，关进什么样的制度的笼子里？

要关权力进制度的笼子，肯定要动政治结构，甚至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学西方那样关权力吗？这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好的选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限定在“有中国特色”上。

其实，仅仅凭中国是一个大国，领导人具有“大国意识”（或“大国尊严”）这一点，中国就不可能走“西方道路”——这条路不管意味着什么，都至少意味着中国要处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在制度上属于“附庸”或“跟班”。落在了西方身后那么漫长的时间，中国能否在短期内成为这条道上的“领头羊”，不无疑问。

当然，拒斥“普世价值”之类还有别的理由，或许还更重要。但这条理由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走的是“中国道路”。我们做的是“中国梦”。

所以，在宏观谋划中，要关权力，更多要考虑的，乃是确立自上而下、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当然还有前面所说的制约、监督、查处机构。民众的监督也很重要，但他们更多是“参与”。制度的设置，主要是围绕这方面来展开，或者说，是把这方面的关权力进行制度化。

对于“中国道路”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确立可以让权力敬畏、服从的权威。当然，挑战是，监督要防止沦为“内部人监督”。另外，由于民众被允诺的权利，并没有通过制度这一中介转化为可以抵御权力侵害的权力，他们被权力群体压制、侵害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政治结构的变化，和政治语境的约束，昭示了接下来重整政治结构的进路。除了前面所说的依法治官（政府）、强化纪委的功能（党内），公务员们也将收获“礼包”和接受考验。礼包就是加薪——要维持治理秩序，以及政治结构的运作，对已经自我精英化的权力群体似乎只能如此。考验则是：加薪相当于用来换取权力群体不贪，若违反了这一“契约”，将受到严厉惩罚。

（摘自《南风窗》）

只有当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属于任何人或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否则，无论你被关在监狱里，还是走在大街上，你都是自己的囚犯。

——萨古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