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浩+张书通

[摘 要] 海外非常规突发事件频发，对中国石油企业员工行为产生了不良影响，也影响到石油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根据中国石油海外业务特征，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的影响，采用粗糙集理论对影响员工行为的因素进行约减，构建影响海外员工行为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突变理论计算不同种类的事件对海外员工行为的影响度。结果表明，海外非常规突发事件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事故灾害。

[关键词] 非常规突发事件；突变理论；粗糙集理论；石油企业

[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6-0011-05

中国石油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海外开展了油气开采、石油炼化、油气管线铺设等项目，建立了较多海外油田，减小了中国原油进口安全方面的压力。但是中国海外石油工程项目大多数在中东和非洲国家，这些资源国政治环境相对不稳定，发生非常规突发事件概率高，容易对员工行为造成影响。同时，国内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与资源国存在差异，员工极易与资源国居民产生冲突。例如2012年中国员工在苏丹遭到绑架[1]等。石油海外投资业务具有风险性高、投资回收期长、技术要求严格、资金投入巨大、受资源国影响明显的特点。为保障海外员工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安全，有必要研究海外非常规性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对个体行为影响的研究方面，孙多勇在个体行为的决策研究中运用前景理论，建立了个体灾难恐惧感知定量分析模型，为认识危机事件下个体恐惧来源提供了新的参考。[2]赵来军等运用突变理论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下的个体行为状态，从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个体属性三个方面提出个体行为的影响因素。[3]14-19刘嘉等运用系统动力学构建了非常规事件个体决策行为影响模型。[4]范珉等利用突变理论对公共场所集群事件进行了预警分级研究。[5]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制定预防和救灾方案以及管理个体的行为提供了依据，然而涉及海外突发事件对石油企业员工行为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有必要在该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同时，粗糙集理论可以对影响因素进行简化，并且因素的重要性由突变理论归一公式决定，因此本文运用粗糙集理论和突变理论客观地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鉴于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面临的现状，本文运用粗糙集理论和突变理论进行研究，分析社会安全事故、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三类非常规突发事件对海外员工行为的影响[6]，并且选取利比亚国内战争、苏丹人质绑架事件和尼日尔突发传染病作为非常规突发事件的代表事件进行实例分析。

一、理论概述

20世纪80年代波兰学者Z.Pawlak首先提出了粗糙集理论，其是数据分析的数学理论，能够解决现实中的模糊性问题，在不一致决策分析、多决策系统和模糊信息系统的约减等领域被成功运用。粗糙集理论可以降低影响因素的重复性。[7]1972年法国数学家Rene Thom创立突变理论，该理论常用于研究突变现象。在对复杂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Rene Thom总结出7个初等突变模型用来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科学中的突变现象。突变理论是系统状态变量特征对控制变量的依从关系的数学理论。常用的初等突变模型是尖点突变模型、燕尾突变模型和蝴蝶突变模型[8]，其分歧点集方程和归一公式见表1。

二、影响海外员工行为的因素体系构建

海外员工在非常规突发事件下，会表现出正常行为或异常行为。影响海外员工行为的因素很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赵来军对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进行研究，将其分为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个体属性三类因素。[3]14-19然而资源国环境在社会安定、文化等方面与国内环境不同，因此本文结合石油海外业务的风险特点，寻找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影响的初始因素，并对其进行编号，如表2。

初始因素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某些因素变化会影响到另外因素，因此需要对初始因素进行约减，以便为采用突变理论进行员工行为影响度计算提供方便。依照粗糙集理论，选择具有多年海外工作经验的专家对以上初始因素打分，影响最大的因素由专家赋值3分，影响最小的因素赋值1分，打分结果见表3。

根据粗糙集理论，对给定的知识库K=（U，T），令T为一等价关系，且存在r∈T，如果当PT（P≠Φ），则∩P也是一个等价关系，记为ind（P），也为P的不可分辨关系。假如存在ind（T）=ind（T-{r}），则r在T中可以省略，否则不可省略。因此，令T1={c1，c2，c3，c4，c5}，T2={c6，c7，c8，c9}，T3={c10，c11，c12}，根据专家的打分，可以进行因素的约减，省略计算步骤，知： 通过对影响员工行为的初始因素进行粗糙集约减，发现初始因素中的社会风险维度c4、群体情绪c6和个体心理承受力c12可以在影响因素中剔除，得到简约化的个体行为影响因素。构建新的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一）物质环境因素

社会动荡维度c1很大程度地影响员工行为。在动荡的社会，武装冲突不断，员工心理和情绪处于敏感状态，并且较为脆弱，一旦非常规突发事件发生，更可能引发员工异常行为。

恐怖维度c2直接反映员工对突发事件的恐惧程度。恐惧维度越大越容易引发员工行为改变。因此，恐怖维度与异常行为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

未知维度c3反映突发事件的不确定程度。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阻塞，员工获得信息较少造成员工行为的不确定性。通常未知维度越大，员工发生异常行为概率越大，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文化差异维度c5反映国内文化与资源国文化差异程度。文化差异将导致员工心理压力增大，也影响员工行为的改变。与本国文化差异越大，对员工情绪和心理影响也越大，员工更可能发生异常行为。

（二）社会影响因素

群体行为c7是员工周围群体的行为状态，该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员工个人行为的选择。通常在危机状态下，员工个体行为的选择比较盲目，容易发生从众行为。

媒体信息c8在员工行为表现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是突发事件下员工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的正面或者负面信息，都会影响员工的行为选择。如媒体消息及时更新、报道准确客观，对员工行为都具有积极影响。

政府行为c9将影响员工行为的变化。政府的不作为或政府积极救援，都将对员工个体心理和情绪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员工行为状态。通常积极救援会减少员工心理压力，减少异常行为的发生。因此，政府行为和员工异常行为的发生存在负相关性。

（三）员工个体影响因素

个体认知c10是员工对突发事件的认识程度，能够较大程度地影响员工行为状态。对事件认知程度越深，员工越能够保持理性，越能做出合理的选择。

个体控制力c11是员工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控制能力的大小与员工异常行为的发生与否具有负向关系，通常员工控制能力越强，异常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

三、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影响度计算

（一）因素赋值与标准化

以利比亚国内战争、苏丹绑架人质和尼日尔突发传染病为例，根据上述构建的影响海外员工行为的因素体系，请海外工作经验丰富的专家打分，最后取平均分作为影响因素的分值。评分规则：根据因素的影响大小，采用1～9级赋值，若某负面因素影响很小则赋值为1，若负面因素影响很大赋值为9，如表4。

专家评分后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处理结果见表5。

采用突变理论对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影响度进行量化研究，需将专家打分处理后的数据再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突变级数法进行计算，标准化处理采用公式：

式中，s=1n∑（xi-）21/2；xi是专家打分处理后的数据，x′i是标准化后的数据。

标准化后的数据见表6。

（二）突变级数法计算总突变隶属函数值

根据某因素可分解下一级因素的数目选择相应的突变模型。当因素分解为2个下一级影响因素时，采用尖点型突变模型进行归一计算，而当因素分解为3、4个下一级影响因素时，分别采用燕尾型和蝴蝶型归一计算。根据标准化后的初始值，按照归一公式逐步向上综合，求出控制变量的突变级数值，最终获得一级指标A的总突变隶属函数值。在运算过程中遵循两个原则：互补原则与非互补原则。

如果系统的多种控制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关联关系，则应该遵循互补原则，取这些控制变量相应突变级数值的平均值作为系统的值。[9]

如果系统的多种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互关联关系，则应该遵循非互补原则，在计算系统状态变量时，取这些控制变量相应突变级数值的最小值。

以利比亚国内战争为例进行计算，计算过程如下：

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员工影响因素体系中，各个三级指标存在相互制约关系，比如个体认知会对个体控制力产生影响、文化维度会对未知维度有影响、社会动荡维度和文化差异维度也相互影响等。因此，三级指标不遵循非互补原则，即

二级指标应遵循互补性原则进行计算：

根据互补原则，计算得出利比亚国内战争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度为1.033，苏丹绑架人质事件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度为0.924，尼日尔传染病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度为0.989。比较可得，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事故灾害。尤其以社会安全事故最为严重，对员工行为影响度最大。对海外突发事件各层指标对比与分析，可以为国内石油公司应对海外突发事件提供决策依据，使它们有侧重地采取相应对策，有针对性地开展救援工作，合理安排工作计划，减少海外员工的伤亡，降低财产损失。

四、结论

本文研究认为，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事故灾害，与国家此前对三类实例事件危害评级状况一致，因此利用突变理论和粗糙集理论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具有可行性。在预防和处理非常规突发事件对海外员工影响方面，可根据同层间各个因素突变数值的大小，有针对性地削弱某突出因素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同时加强海外员工的培训，强化员工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和综合信息的搜集能力。在国际方面，积极与本国和资源国政府沟通，增大两国支持力度，努力减少人身伤害和公司财产损失。

[参考文献]

[1] 沈旭辉.南北苏丹冷战，殃及中国[J].南风窗， 2012（4）：78-79.

[2] 孙多勇.突发性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下个体与群体行为决策研究[D].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2005.

[3] 赵来军，程晶晶.基于突变理论的非常规突发事件下个体行为状态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0，20（12）.

[4] 刘嘉，谢科范.非常规突发事件个体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软科学，2013，27（3）：50-54.

[5] 范珉，刘晓君.关于突变理论的公共场所集群事件预警分级[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0，20（2）：171-176.

[6] 石昊栋，丁浩，罗永灿.我国石油企业海外突发公共事件的环境——事件双预警机制[J].未来与发展， 2009（9）：96-100.

[7] 鞠彦兵，王爱华.突发事件影响度评价研究[J].兵工学报，2009（30）：150-153.

[8] 何平，赵子都.突变理论及其应用[M].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

[9] 周荣义，黎忠文，牛会永.基于突变理论的油库火灾爆炸分析与模糊动态评价[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16（6）：97-101.

[责任编辑：张岩林]

（二）社会影响因素

群体行为c7是员工周围群体的行为状态，该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员工个人行为的选择。通常在危机状态下，员工个体行为的选择比较盲目，容易发生从众行为。

媒体信息c8在员工行为表现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是突发事件下员工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的正面或者负面信息，都会影响员工的行为选择。如媒体消息及时更新、报道准确客观，对员工行为都具有积极影响。

政府行为c9将影响员工行为的变化。政府的不作为或政府积极救援，都将对员工个体心理和情绪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员工行为状态。通常积极救援会减少员工心理压力，减少异常行为的发生。因此，政府行为和员工异常行为的发生存在负相关性。

（三）员工个体影响因素

个体认知c10是员工对突发事件的认识程度，能够较大程度地影响员工行为状态。对事件认知程度越深，员工越能够保持理性，越能做出合理的选择。

个体控制力c11是员工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控制能力的大小与员工异常行为的发生与否具有负向关系，通常员工控制能力越强，异常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

三、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影响度计算

（一）因素赋值与标准化

以利比亚国内战争、苏丹绑架人质和尼日尔突发传染病为例，根据上述构建的影响海外员工行为的因素体系，请海外工作经验丰富的专家打分，最后取平均分作为影响因素的分值。评分规则：根据因素的影响大小，采用1～9级赋值，若某负面因素影响很小则赋值为1，若负面因素影响很大赋值为9，如表4。

专家评分后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处理结果见表5。

采用突变理论对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影响度进行量化研究，需将专家打分处理后的数据再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突变级数法进行计算，标准化处理采用公式：

式中，s=1n∑（xi-）21/2；xi是专家打分处理后的数据，x′i是标准化后的数据。

标准化后的数据见表6。

（二）突变级数法计算总突变隶属函数值

根据某因素可分解下一级因素的数目选择相应的突变模型。当因素分解为2个下一级影响因素时，采用尖点型突变模型进行归一计算，而当因素分解为3、4个下一级影响因素时，分别采用燕尾型和蝴蝶型归一计算。根据标准化后的初始值，按照归一公式逐步向上综合，求出控制变量的突变级数值，最终获得一级指标A的总突变隶属函数值。在运算过程中遵循两个原则：互补原则与非互补原则。

如果系统的多种控制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关联关系，则应该遵循互补原则，取这些控制变量相应突变级数值的平均值作为系统的值。[9]

如果系统的多种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互关联关系，则应该遵循非互补原则，在计算系统状态变量时，取这些控制变量相应突变级数值的最小值。

以利比亚国内战争为例进行计算，计算过程如下：

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员工影响因素体系中，各个三级指标存在相互制约关系，比如个体认知会对个体控制力产生影响、文化维度会对未知维度有影响、社会动荡维度和文化差异维度也相互影响等。因此，三级指标不遵循非互补原则，即

二级指标应遵循互补性原则进行计算：

根据互补原则，计算得出利比亚国内战争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度为1.033，苏丹绑架人质事件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度为0.924，尼日尔传染病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度为0.989。比较可得，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事故灾害。尤其以社会安全事故最为严重，对员工行为影响度最大。对海外突发事件各层指标对比与分析，可以为国内石油公司应对海外突发事件提供决策依据，使它们有侧重地采取相应对策，有针对性地开展救援工作，合理安排工作计划，减少海外员工的伤亡，降低财产损失。

四、结论

本文研究认为，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事故灾害，与国家此前对三类实例事件危害评级状况一致，因此利用突变理论和粗糙集理论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具有可行性。在预防和处理非常规突发事件对海外员工影响方面，可根据同层间各个因素突变数值的大小，有针对性地削弱某突出因素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同时加强海外员工的培训，强化员工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和综合信息的搜集能力。在国际方面，积极与本国和资源国政府沟通，增大两国支持力度，努力减少人身伤害和公司财产损失。

[参考文献]

[1] 沈旭辉.南北苏丹冷战，殃及中国[J].南风窗， 2012（4）：78-79.

[2] 孙多勇.突发性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下个体与群体行为决策研究[D].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2005.

[3] 赵来军，程晶晶.基于突变理论的非常规突发事件下个体行为状态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0，20（12）.

[4] 刘嘉，谢科范.非常规突发事件个体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软科学，2013，27（3）：50-54.

[5] 范珉，刘晓君.关于突变理论的公共场所集群事件预警分级[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0，20（2）：171-176.

[6] 石昊栋，丁浩，罗永灿.我国石油企业海外突发公共事件的环境——事件双预警机制[J].未来与发展， 2009（9）：96-100.

[7] 鞠彦兵，王爱华.突发事件影响度评价研究[J].兵工学报，2009（30）：150-153.

[8] 何平，赵子都.突变理论及其应用[M].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

[9] 周荣义，黎忠文，牛会永.基于突变理论的油库火灾爆炸分析与模糊动态评价[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16（6）：97-101.

[责任编辑：张岩林]

（二）社会影响因素

群体行为c7是员工周围群体的行为状态，该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员工个人行为的选择。通常在危机状态下，员工个体行为的选择比较盲目，容易发生从众行为。

媒体信息c8在员工行为表现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是突发事件下员工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的正面或者负面信息，都会影响员工的行为选择。如媒体消息及时更新、报道准确客观，对员工行为都具有积极影响。

政府行为c9将影响员工行为的变化。政府的不作为或政府积极救援，都将对员工个体心理和情绪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员工行为状态。通常积极救援会减少员工心理压力，减少异常行为的发生。因此，政府行为和员工异常行为的发生存在负相关性。

（三）员工个体影响因素

个体认知c10是员工对突发事件的认识程度，能够较大程度地影响员工行为状态。对事件认知程度越深，员工越能够保持理性，越能做出合理的选择。

个体控制力c11是员工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控制能力的大小与员工异常行为的发生与否具有负向关系，通常员工控制能力越强，异常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

三、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影响度计算

（一）因素赋值与标准化

以利比亚国内战争、苏丹绑架人质和尼日尔突发传染病为例，根据上述构建的影响海外员工行为的因素体系，请海外工作经验丰富的专家打分，最后取平均分作为影响因素的分值。评分规则：根据因素的影响大小，采用1～9级赋值，若某负面因素影响很小则赋值为1，若负面因素影响很大赋值为9，如表4。

专家评分后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处理结果见表5。

采用突变理论对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影响度进行量化研究，需将专家打分处理后的数据再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突变级数法进行计算，标准化处理采用公式：

式中，s=1n∑（xi-）21/2；xi是专家打分处理后的数据，x′i是标准化后的数据。

标准化后的数据见表6。

（二）突变级数法计算总突变隶属函数值

根据某因素可分解下一级因素的数目选择相应的突变模型。当因素分解为2个下一级影响因素时，采用尖点型突变模型进行归一计算，而当因素分解为3、4个下一级影响因素时，分别采用燕尾型和蝴蝶型归一计算。根据标准化后的初始值，按照归一公式逐步向上综合，求出控制变量的突变级数值，最终获得一级指标A的总突变隶属函数值。在运算过程中遵循两个原则：互补原则与非互补原则。

如果系统的多种控制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关联关系，则应该遵循互补原则，取这些控制变量相应突变级数值的平均值作为系统的值。[9]

如果系统的多种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互关联关系，则应该遵循非互补原则，在计算系统状态变量时，取这些控制变量相应突变级数值的最小值。

以利比亚国内战争为例进行计算，计算过程如下：

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员工影响因素体系中，各个三级指标存在相互制约关系，比如个体认知会对个体控制力产生影响、文化维度会对未知维度有影响、社会动荡维度和文化差异维度也相互影响等。因此，三级指标不遵循非互补原则，即

二级指标应遵循互补性原则进行计算：

根据互补原则，计算得出利比亚国内战争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度为1.033，苏丹绑架人质事件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度为0.924，尼日尔传染病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度为0.989。比较可得，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员工行为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事故灾害。尤其以社会安全事故最为严重，对员工行为影响度最大。对海外突发事件各层指标对比与分析，可以为国内石油公司应对海外突发事件提供决策依据，使它们有侧重地采取相应对策，有针对性地开展救援工作，合理安排工作计划，减少海外员工的伤亡，降低财产损失。

四、结论

本文研究认为，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事故灾害，与国家此前对三类实例事件危害评级状况一致，因此利用突变理论和粗糙集理论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对海外员工行为影响具有可行性。在预防和处理非常规突发事件对海外员工影响方面，可根据同层间各个因素突变数值的大小，有针对性地削弱某突出因素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同时加强海外员工的培训，强化员工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和综合信息的搜集能力。在国际方面，积极与本国和资源国政府沟通，增大两国支持力度，努力减少人身伤害和公司财产损失。

[参考文献]

[1] 沈旭辉.南北苏丹冷战，殃及中国[J].南风窗， 2012（4）：78-79.

[2] 孙多勇.突发性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下个体与群体行为决策研究[D].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2005.

[3] 赵来军，程晶晶.基于突变理论的非常规突发事件下个体行为状态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0，20（12）.

[4] 刘嘉，谢科范.非常规突发事件个体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软科学，2013，27（3）：50-54.

[5] 范珉，刘晓君.关于突变理论的公共场所集群事件预警分级[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0，20（2）：171-176.

[6] 石昊栋，丁浩，罗永灿.我国石油企业海外突发公共事件的环境——事件双预警机制[J].未来与发展， 2009（9）：96-100.

[7] 鞠彦兵，王爱华.突发事件影响度评价研究[J].兵工学报，2009（30）：150-153.

[8] 何平，赵子都.突变理论及其应用[M].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

[9] 周荣义，黎忠文，牛会永.基于突变理论的油库火灾爆炸分析与模糊动态评价[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16（6）：97-101.

[责任编辑：张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