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中国变动社会中的政治信任状况简单进行或高或低的数量判断、或好或坏的价值判断，都可能会失之偏颇，甚至会产生不良政治与社会后果，因此需要从不同维度分析其结构特质。这主要包括：历史变迁的进步性，结构序列的可调控性，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纵向结构分布的级差性，供需关系的非平衡性等。这样形成的理论认识或政策认知，对执政党和政府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词]政治信任；结构序列；级差信任；供需关系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6002908

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攻坚期与矛盾凸显期。近些年来，普遍的社会焦虑、公共恐慌，频发的暴力参与、群体泄愤等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折射出政府公信力的低下与政治信任的缺损。有研究指出，不断增多的质疑地方政府或部门的事件说明，中国民众已经形成了不信任的“主观思维定式”，甚至在真相披露情况下，政府也无法赢得信任，已面临“信任危机”[1]。还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已逐步陷入了“塔西陀陷阱”，即失去了民众信任的政府，无论是说真话、做好事，还是说假话、做坏事，都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不过，就中国变动社会中的政治信任状况简单进行或高或低的数量判断、或好或坏的价值判断，都可能会失之偏颇，甚至会引发不良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如果与中国社会转型所展现的开放社会、市场社会、网络社会、风险社会等发展特征或趋势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有着非常复杂的结构特质。本文主要阐释变动社会中政治信任的历史进步性、结构序列可控性、表达方式多样性、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纵向分布的级差性、供需关系的非平衡性等。由此形成的理论认识或政策认知，对执政党和政府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历史变迁的进步性

任何试图取得并长期维持执政地位的政党都必须能够顺应民意、赢得民心，获取政治信任。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使命，规定了其自成立起就非常重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并将此视为革命、改革和建设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2]（P423）就共产党来说，大凡历史转折时刻、发展关键时期，高度的政治信任都发挥了化解矛盾、抗御风险、凝聚力量等政治功效。正因此，党才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诸多风险，不断取得胜利。有学者总结：构筑高信任度是共产党革命、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政治经验[3]。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在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下，从弱变强、从小变大，并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获胜；取得政权后，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虽然走了不少弯路，遭遇了很多困境，但民众的政治信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动摇，甚至在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也没有根本性弱化。

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政治信任可区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种模式。传统社会政治信任的内核是人格信任，即公众对政治的相信和期待主要指向政治角色的政治人格；现代社会政治信任的根本是制度信任，即政治运行的确定性或可信性的关键是依靠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就此而言，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中，政治信任属于一种传统人格信任。这种政治信任模式的典型特征有两方面。

一是民众施予的政治信任主要指向极富个人魅力的领袖，根本上是一种权威崇拜。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是无条件的，而且是不加批评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权威是不会犯错的，或犯错也是无所谓的，甚至是应该的（有人还常为犯错的权威辩护）。他们对权威怀有一种浑然的信任，遇到权威便习惯性地不加怀疑与批评”[4]（P108）。特别是对毛泽东的人格信任不断升级，“文革”时发展至登峰造极的程度，演化为政治迷信，民众狂跳“忠字舞”、高唱“忠字歌”就是集中表现。如此崇拜或盲信，与封建专制环境下的愚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是政治信任形成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建构实现的。正是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唤起了民众对理想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激发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期待。频繁意识形态动员的一个效果是，“对旧的黑暗社会和生活形态的憎恶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唤起了也培育着人们对革命、对革命道德、对集体主义、对自我牺牲精神的忠诚的热情和极度的信任”[5]（P187）。加之，政治社会化程度偏低、民众主体意识缺乏，意识形态灌输确实形成了较高政治支持，但在民众基本物质需求无法实现的条件下，仅依靠意识形态动员和教化而维持的权力秩序是无法摆脱其虚弱性的，由此建构的政治信任自然也不具有持久性和稳固性，被其他模式政治信任取而代之就成为历史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内外驱动促使中国社会的政治逻辑已经并将持续发生深刻变化，即以往社会受制于国家的传统政治逻辑，开始逐步被社会决定并制约国家的现代政治逻辑所取代。正因此，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党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信任结构、环境、条件及发生逻辑也正在并将持续发生深刻改变。这或许就如吉登斯所描述的，中国正处于“解放政治”走向“生活政治”的进程中，由于政策执行偏差、利益结构分化、政治沟通不畅等，造成了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政治信任流失。从历史比较看，如此政治信任衰微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发展角度看，它与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反映了社会深刻变动中政治信任的结构、逻辑与状态。

如果说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是传统与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分野，那么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正在经历结构的历史性嬗变，处于新旧模式的转换期，集中表现为人格信任的日益衰微与制度信任的逐步积累。如果说革命领袖的个人魅力、抽象的意识形态、神秘的彼岸信仰构成了改革开放前政治信任的关键变量，那么诉求能否实现、权利能否保障、正义能否维系等已成为影响当下民众是否施予政治信任的根本因素。这样的信任或不信任，显得更加理性、更加自主，更符合现代政治信任的特质。这意味着政治信任的主体已不再是以往单纯的“工具性”政治客体，而是逐步转向“互动性”的现代政治主体；他们越来越从被动的政治受众转向积极的政治参与者，开始认识到国家权力的公共属性，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政治组织及官员行为，并通过诸多方式进行监督和控制，甚至懂得依法维权、依法治政。在如此形势下，不少政治组织及官员也表现得越来越理性和理智，开始习惯民众通过制度化途径对自己权威的质疑和挑战，将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视为获取信任和支持的基本条件。就这些特性与趋势看，当前中国社会政治信任表现出来的“症候”，恰恰是现代政治信任积累和成长的标识，具有历史进步性，也是推动政治发展，构造更高水平、更加健康政治信任的动力。

二、结构序列中的可调控性

政治信任或不信任在本质上都指向公共权力，但作为抽象物的公权力，又对象化地存在于现实中。这就是由价值、制度、过程、组织与角色共同构成的复杂互动的结构，即政治体系。既然政治体系由不同层面构成，那么政治信任也就呈现为不同结构，由政治共同体、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公共组织和政治角色等处于不同地位、发挥不同功能的结构序列构成[6]。根据伊斯顿的政治支持理论，民众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的信任属于散布性支持，往往具有稳定性，代表着整个政治信任的性质与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民众对公共政策、政治组织和政治角色的信任状况和水平，进而维系政治信任结构的整全性与稳定性。

就此而言，这三个层面的政治信任至关重要，是有序公共生活的润滑剂。制度信任的缺失、价值信任的坍塌、国家认同的衰败，都会严重侵蚀政治合法性，并引发权力秩序混乱。如果三层面的政治信任持续流失，就可能促生政治革命，或是共同体分崩离析的征兆。在政治信任结构序列中，民众对公共政策、政治组织和政治角色的信任属于特定支持，往往具有动态性、多变性。通常的情形是，一项公共政策可能得到一些民众的相信和支持，而被另外一些人质疑和不信任；公共组织不仅会随环境变迁而处于不断改组和变动之中，而且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又大都是科层式的，虽然具有高效率、专业化等优势，但也有“负功能”，“科层化的另一个也许不那么重要的威胁就是对民主体制下公众信心的侵蚀”[7]（P8）。

因此说，公共政策与组织层面的政治信任流失有着现实必然性。特别是在现代民主体制下，民众对政治角色的怀疑和不信任比较常见，也是必要的，正是民众的质疑才推动政治角色的廉洁履职、依法理政、有效作为，构成了防御公权力者异化的压力机制。科恩明确指出：“民主国家的公民对待他们的领导人应该持批判态度。理想的情况是社会成员与选出的官员之间存在着互相信任与互相忠诚的关系。但成功的民主却要求公民在信任之中掺和一些批判精神，即对当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8]（P178）这表达了民主体制下政治信任的根本逻辑。当然，这样的不信任也应以全面政治认知、科学政治评价为前提。

从结构序列看，现阶段中国社会常见的诸如谣言、恐慌、谩骂，甚至是社会泄愤、暴力介入、选择退出等政治不信任现象，大都指向公职人员、公共组织或公共政策，或因公职人员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或因公共部门的风气败坏、暗箱操作，或因公共政策的扭曲变形、执行不力等。如责骂政府，表达的就是民众对党政机关的不信任，是不满情感的释放。特别是网络空间责骂政府的声音确实不少，但应当具体分析，至少要区分职业与非职业骂客，后者又可区分为“恨铁不成钢”和即兴情绪两种。除极少部分人外，这些骂声传递的不信任都是希望党和政府能更有作为、更加清廉、更负责任，表达的是内在政治信任和期待，根本不是要背离共产党领导，也不是反对政治制度。虽然由于一些制度体制机制设计不合理、运行失序、功能失调，造成了民众的挫折、焦虑和不信任，但大多政治不信任事件的发生都源于民众正当权益遭受侵害，并没有什么政治敌意，也不具有颠覆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属性。

即便是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针对地方基层党政部门的群体性事件，其参与者也主要是释放长期淤积的不满情绪，并非要推翻政府，质疑党的领导。如持续时间长、组织化程度高、规模空前的广东乌坎事件涉及的议题，主要就是土地出卖和村务公开两方面，反映了基层官民矛盾，是利益分配中的人民内部矛盾，通过谈判协商、理性对话能够得到解决。同样，在四川什邡、江苏启东等群体性事件中，民众暴力参与表达的也只是对公共政策的不信任、不支持，而不是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当地宣布停建“污染”项目后，问题随即得以解决，事件得以平息，民众情绪得以缓和，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当然，一些表现激烈、社会影响大的普通突发事件，如果处置不当也可能发生性质转变，并侵蚀民众对政治价值和制度的信任支持。与此不同，诸如法轮功、“全能神”等与政府对抗，西藏、新疆等地出现的国家分裂行动，或一些极端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异见人士所表达的政治诉求，涉及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甚至是共同体层面的不信任问题，也就是试图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但是，此类不信任并非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占主导地位，不影响政治信任结构的总体稳定性。因此，在政治信任结构序列中，当前各类政治不信任现象大多属于结构良性的，虽然不信任压力不断增强，但总体依然是可协调的，并处于可控范围内。

应当说，中国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矛盾和博弈已经成为常态，由此引发的民众对公共政策、公共组织或公职人员的怀疑、不信任，并非奇怪现象，更不是什么政治之“恶”。只是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在处理关涉政治不信任的事件中，或拖延推托，或强权压制，或不切实际地把利益冲突扩大化，不恰当地判定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政府的傲慢态度或处置不当构成了矛盾转化的导火索。这种偏差已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纠正，避免了普通事件的政治化。

三、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政治信任或不信任往往遵循着心理——话语——行动的逻辑路线与表达方式，并可能是制度化、准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在现代国家的治理制度框架中，行政诉讼制度、选举制度等都是以不信任为前提设计的，属于民众表达政治信任或不信任的制度形式。就选举制度来说，“公民可以在竞争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挑选那些选择倾向与自己最为相似的人或那些他们最信任人”[9]（P117）。正是对政治角色的怀疑和不信任，担心他们受到各种诱惑而不能及时、主动交出所掌控的公共权力，才创设了定期选举这样的制度化权力更替机制来防止这种情形发生。或者说，“选举是一种信任之举”，“选民必须将它的信任交给一个被普遍信任的领导人。这种聚集了数以百万计的选票的信任，是一种使被选官员合法化的权力生产的输入”[10]（P74）。相反，选举行动中投弃权或反对票，往往表示的是不信任、不支持，属于政治不信任最为制度化、理性化、程序化的行动表达。就有序的公共生活而言，如果民众表达不信任采取的是制度化方式，并针对的是公权力者，那就不仅不应压制，反而需要提倡；如果采用的是非制度化方式，那也不能一概否定或打击报复，而需要根据政治信任结构序列区别对待，通过建立健全制度进行引导和规范；当然，那些通过暴力试图否定政治制度、挑战意识形态，或搞国家分裂的现象，就必须依法制止并从根本上寻求问题的解决。

虽然冷漠、忍耐等消极、隐性的心理和态度仍然是一些中国民众政治不信任的意思表示，但表达方式在总体上已经非常多样化。就话语而言，人们往往通过编写或传播政治笑话、段子、顺口溜、小道消息等来“取笑”一些公共政策、公共组织或涉事官员，隐喻了明确的政治不信任；也有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上发表与政府不同的声音或主张，表达政治不满。就行动而言，既出现了合法信访、行政诉讼、控告检举、各类反对票弃权票等制度化形式，也频频发生越级上访、集体散步、静坐示威、围堵交通、打砸抢烧政府场馆等温和或激烈的非制度化、准制度化抗议行为。特别是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为民众提出政治诉求、表达政治期待、宣泄政治不满、释放政治情绪创造了平台，使具有不信任心理的社会群体在网络空间集聚，甚至滋生网络暴力。

概言之，中国民众表达不信任的方式呈现为制度化、准制度化、非制度化三种方式都增多的趋势。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民众不信任的背后深藏的是规则意识和制度方式。有学者认为：“中国无论从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层出不穷的民众抗议活动。但是这些抗议有一个传统就是都在遵守规则。抗议者非常关注国家放出来的信号。他们尽力按照国家的规则来进行，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们都很注意。所以当规则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的语言也发生变化。”[11]如果说民众针对政府的抗议行动是在释放政治不信任，那么他们依据国家正式或非正式规则而产生的语言或行动，显然是制度化参与和表达方式。这样通过制度方式对基层官员执政行为的否定，对改善政府形象、解决治理问题等都是有益的。

四、网络环境下的虚拟性

政治信任以政治认知为前提，这包括政治参与、政治接触，以及了解政治知识、知情政治信息等。凭借政治认知，人们可知晓政治事件，了解公共权力运行状况特别是政治角色的情况，并形成政治信任或不信任的态度、情感或信念。但受到政治传播、个人偏好等的限制或影响，民众对政治结构、过程、绩效等的认知可能出现失真、偏差。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影响政治认知和政治信任的重要变量。国外的“媒体抑郁症”理论，以及国内关于“媒体宣传动员效果”与“宣传回飞镖效应”争论，都说明了媒体传播与政治认知、政治信任的密切关系。互联网已是当下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了解民声、民情和民意，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推动科学决策、实现高效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信息时代政民、官民沟通对话，进而构造政治信任的有效平台。尤其是在公共危机情境中，政府通过网络向公众快速发布信息，可极大地遏制造谣传谣，对化解危机、平息事态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就政治信任建设来说，网络也具有两面性，既可产生正能量，也会滋生负效应。网络传播使党政组织、政策过程、官员绩效和言行等都被置于聚光灯下，在制度执行、政治录用、官员问责等方面，哪怕是出现点滴错误都会被迅速扩散，影响网民政治认知，甚至直接决定他们的政治信任选择。在网络推动民众知情权不断增强的同时，一些地方党政部门由于“体制迟钝”或懒政惰政，就公共事件或不公开信息，或为掩盖真相恶意封锁信息，都伤害了民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直接损毁了政府形象。特别是，受到利益结构失衡、公平正义缺失等影响，近年来几乎所有涉官、涉权的事件发生后，都不可避免地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并发酵，形成强大舆论场。借此，一些网民将现实中积累的政治不信任“移植”至网络，通过谣言煽风、“恶搞”调侃等进行网络动员，抹黑、丑化政府官员、公共决策、公共组织，将公共事件和信息再框架化，形成不信任的叠加效应，引发政治信任的弥漫性消解。

政治信任建设所遭遇的这些困境折射了网络政治的独特逻辑。这表现为：网络权力结构的非中心化不断稀释现实政治权力或权威；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机制解放了话语权，形成了与现实权力话语并不协调的舆论场；网络世界自下而上的公共议程设置和后现代文化，使政府引导舆论越发困难；网络技术建构了高速、平面的信息流动机制，对政治权力的科层结构造成冲击。这意味着网络信息传播和舆情的多变性、多向性等特征，规定了网络所构造的仍旧是一个“乌托邦与糟托邦”并存的政治认知环境。

要指出的是，网络政治具有浓厚的“广场政治”特性。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网下政治”的不畅通、不发达，直接造成了“网上政治”的“繁荣”及快速发展，而中国网民的草根化、年轻化结构分布意味着由六亿多网民构成的“政治广场”必定是一个激情参与、热情表达的空间。其中，置身广场的“政治家”，即那些能言善辩并常常能够发现和总结体制、政策不足的人，往往会赢得掌声和信任，被视为“意见领袖”，他们发表的意见和观点很容易被接受并广泛传播；而很多融入“网络广场”的网民，不可避免地受到情绪感染，表现出模仿性、盲从性，所表达的意见和观点、提出的诉求和建议，往往具有丛林化、非理性等特征。从这个意义看，活跃于网络广场的依旧是一群“乌合之众”，网络愈是发展，其情绪化特征就愈明显，政治认识、情感和评价的异质性就愈强烈，理性水准就愈低，甚至直接演化为“民粹主义”，出现“多数人暴政”现象。特别是在网络舆情“涟漪效应”、“燃烧效应”、“群体极化”等传播规律催生和放大下，现实中的一般问题可能演化为政治问题，局部问题可能演化为全局问题，偏激言论可能演化为非理性情绪，从根本上改变民众政治认知，耗散政治信任情感。可见，经由网络信息传播、扩散和互动而集聚的政治信任诉求或释放的政治不信任，往往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甚至是完全虚拟性的，与实际情形可能并不一致。

五、纵向结构分布的级差性

政治有层级，信任有级差，民众可能相信高层政权，对地方基层信任度不高，也可能是相反或其他情况。政治信任纵向结构的这种分布可称为级差政治信任。有学者指出，在政治信任衰落因果关系研究中，大都以中央政府为对象。这违背了一个客观事实，即每个人都处在复杂的政府结构之中，不同层次和层级的政府部门满足公民的利益和需求是有差异的，它们都构成信任或不信任的对象[12]（P218）。笔者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的美国社会发现，无论在绝对还是相对意义上，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都极大地降低了，而州和地方则要好一些。如此的信任记录表明，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预期和要求不尽相同，政治信任水平呈级差性。这与国家结构形式密切相关。在联邦制国家，中央层面信任流失的风险可能不是特别大。在单一制国家，特别是中央集权型国家，如果民众对部分基层地方政权信任水平不高，出现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缺失，虽会影响治理秩序，但通常不会危及政治结构稳定；如果中央政权无能力积蓄相当水平的政治信任，那后果就可能会比较严重。

按照现代政治结构原理，与中央政权相比，地方基层有着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更多的优势，理应拥有良好的信任记录。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政治信任结构分布的一般态势；与此相反，中国几乎所有群体都对中央政权信任度高，接近很信任，而对地方特别是基层政权信任度比较低，级差政治信任特征非常鲜明。史天健曾对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研究显示，中国民众认为中央政府值得信任的比例占80%，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大多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样的信任度是很高的，但对地方和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则要低得多[13]。级差信任选择在一些特殊群体的行动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选择最有助于解释级差政治信任。有学者曾用十年时间对江西、江苏、山西、重庆和上海农民的政治信任变化情况开展了四次跟踪调查，发现政府每下降一个层级，农民政治信任度就下降10%左右，到乡镇和村组织，只有三成多[14]。这样的时间跨度说明，中国的级差政治信任具有相当坚韧性和稳定性。

在级差信任条件下，民众对基层信任不足，势必大大削弱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与治理能力，导致矛盾上移，积聚中央。如过去较长时期内，群众与基层政权信任缺失使很多问题积压而无法解决，在“维稳”责任制和“一票否决”的强压下，基层和地方为抑制上访量的增加与升级，以非常规甚至非法的方式对付信访者，严重侵害了访民权益。但通常的情况是，越被打压，访民越级访、进京访的动力就越强。如果从“想象政治”与“实际政治”分析，大多民众对中央有着美好的政治想象和浓厚的信任情感，而对身边的基层政权则是普遍的不信任。这种情形被概括为“长在土里的萝卜，上面是青（青天）色的，下面是带泥的”[15]；有人则表述为“闪着神奇光辉的中央+损公肥私的多数地方贪官+为民做主的少数清官”[16]（P149）。

正是这样的政治想象，使得中央长期面临高负荷的信访压力。但是，在信访过程中访民逐步认识到中央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好，于是信任情感开始流失，大致轨迹是：初到北京，完全信任；上访无效，不再相信中央的能力；得知销号，不再相信中央的动机。而且，到北京之前，访民想象中的中央“很大”，到北京后在各部门间跑来跑去，屡屡碰壁，中央开始“变小”，如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最后中央就“等同于”最高领导人了，但能够见到最高领导人谈何容易，在他们希望破灭之际，也就是不信任中央之时。有研究就发现，农民进京访的次数和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呈反比例关系，到北京上访次数越多，对中央信任度就越低[17]。这与中央无力或无意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有关，对中央形象的负面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并可能带来政治信任整体性缺失的风险；这也意味着，信访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正在朝制度设计初衷的反方向行进。

照理说，中国拥有多达五个层级的政权体系，构筑起了一道道的政治“防火墙”。但在政治信任级差过大的条件下，一些基层和地方政权“防火墙”已出现“裂痕”或“坍塌”，整个体系的防火性能在减弱。特别是近些年来，不少民众已开始从对基层政府官员的不满发展至对政权体制的质疑，对法律和司法的公正性表达严重怀疑，政治不信任不断上移，认为县乡政府已经是”乌天黑地“，是群众灾难的制造者，甚至将省一级政府视为灾难根源。这是应当引起高度警觉的。值得期许的是，新一届中央清晰认识到信访制度及相关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及造成的一系列弊政，并已经开始系统清理和整顿这些弊政，如废止劳教制度、不受理越级上访、取消非正常信访排名等。在信任级差依然偏大的情况下，这些举措有助于维护体制内的政治信任资源和空间，对克服中央政权的信任流失非常有价值。

六、供需关系的不平衡性

从某种意义看，政治信任就是政治体系兑现承诺和民众实现预期的契合状况，也是一种供需关系。如果供给和需求结构能实现均衡，政治信任就基本稳定，否则，政治信任就可能遭受创伤。有人提出了理解信任流失的一个视角：“可以用绝对的和相对的方式来解释。用绝对的话说，显示对特定代理人信任指标的下降的时间序列可以被制作出来。用相对的话说，我们可能设想在信任的供应和‘需求之间不断增大的落差；即使前者保持持久不变或增加，对信任的‘需求或‘需要仍可能更剧烈地增加。”[18]（P279）这完全可用来思考政治信任，即从供需结构平衡的角度进行分析，是政治体系信任供给不够，还是民众信任需求“过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由此可形成不同的政治信任建设策略。

如果将政治信任的供需关系置于现代化大背景中就会发现，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在不断满足民众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欲望和预期。而相对于中国发展中的政治而言，这些期望在很多方面是超越社会与国家能力的，是执政党和政府难以满足并兑现的。这是现代社会动员规律使然。亨廷顿的研究说明了该现象：“较之经济发展，社会动员乃是一个更不稳定的因素。这两种变革形式之间的差距为衡量现代化对政治稳定的冲击提供了某种线索。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都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求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19]（P249250）显然，处于快速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民众的渴望与满足、需求与实现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较大缺口，由此造成了不少人的“颓丧和不满”。道理很简单，“期望越缺乏现实性，信任被背叛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信任文化就越可能出现”[20]（P236237）。这样，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效应所造成的渴望和指望之间的缺口，在政治信任建设方面就转换为供需结构的失衡。

过去很长时期内，中国社会政治信任的基础与条件相对单一，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绩效，而当前政治信任建设关涉的因素和变量则是绝对复杂的，集中表现为政治信任需求的不断增长。这对中国政治提出了日益多样化且越来越高的要求，既要求政治是有效的，能够持续创造经济绩效，尤其是快速解决仍陷于贫困状况的人们的物质生活，也要求政治必须是公正的，能合理配置政治资源、有效组织政策过程；既要求政治能维护权益、约束权力、拓展正义，也要求具有透明性、回应性、可控性、确定性和责任性，概言之就是具有可信性。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认识。近些年我们党提出的理念、推动的改革、实施的举措，都直接间接地是在对民众政治信任需求形成供给，以实现供需结构的相对平衡。如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生态文明等，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强化官员问责、加大反腐力度、改进工作作风等。这些对于促生政治信任无疑是重要的，但与民众日益强烈的需求相比，仍有着不小差距。这样，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推动政治信任建设面临的首要矛盾就是政治信任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但无论如何，这种矛盾都不是由于政治封闭落后或僵化停滞产生的，而是供给相对不足与需求无法实现平衡造成的。两者如何平衡？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各领域的重要改革，坚决破除一切体制机制弊端，增强政治信任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建设值得信任的执政党和政府；同时，通过切实有效方式调整预期，引导民众对政治形成理性的、适度的期待，将政治信任需求降到合理有限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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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4.责任编辑：王篆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