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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还债”:邓小平缅甸、尼泊尔之行

2014-12-19董振瑞

湘潮 2014年12期
关键词:尼泊尔邓小平缅甸

董振瑞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大,并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在此背景下,一些外国政要纷纷前来访华,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领导人回访却不多。为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中国政府安排了较多的国家领导人的出访活动,当时被称之为外交“还债”。

邓小平高度重视这项工作。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之后,在他的大力推动和身体力行下,中国政府的外交“还债”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外交“还债”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量

总体来讲,中国外交的“还债”工作,既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背景,又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考量。

从国内来讲,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面对着百废待举的紧迫局面,党内高层在酝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观规划时,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这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主要要立足国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时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增加外汇,还要抓非贸易外汇收入的增长,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必须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加快中国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更是成为全党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为此,邓小平提出外交工作要围绕这个中心来开展。他反复强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从国际来讲,其时的国际形势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带来的战争危险,不但威胁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威胁到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都希望同中国发展关系,以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减少战争威胁;二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和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设备和资金大量闲置,市场萎缩,普遍面临摆脱经济萧条、调整产业结构、开辟新的市场的需要。很多发展中国家则纷纷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引进资金和技术,寻求加快经济发展的途径。这两个特点,均要求中国要对以往的对外政策作出适应形势变化的调整。

此外,当时中国特殊的周边安全形势也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外交“还债”的一个重要因素。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的相对“衰落”和苏联的“咄咄逼人”,世界战略格局及美苏关系均发生重大变化,国际政治逐步呈现出一种“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在对华关系上,苏联坚持其60年代的对华方针,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到70年代末期,中苏之间的这一尖锐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围绕印支半岛复杂形势的激烈博弈中。对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卸任之后曾这样分析:“现实令其(指中国——引者注)悚然自惊。战后印度支那的形势正应了中国对被包围的一贯担心。防止出现与苏联勾结的印度支那集团成了邓小平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关注点,也正是这一点加速了中美合作进程。河内、北京、莫斯科、华盛顿四家在进行围棋博弈。柬埔寨和越南的事态发展将决定北京和河内两家谁最后被包围、被遏制。”

正是在上述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量,第三次复出之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邓小平便马不停蹄地出访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7个周边国家。在这其中,1978年初他对缅甸和尼泊尔的访问,又被外界视作他“再次恢复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对外访问,“也是在一系列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以后中国方面的第一次回访”,因而备受国内外关注,其历史意义也十分重大。

访问缅甸:再续“胞波”情谊

1977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应邀访问缅甸。同年9月,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又在访问朝鲜途中顺访了中国。熟谙中国政局的吴奈温,意识到邓小平在未来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早在邓颖超访缅之际,他就通过邓颖超问候邓小平;顺访中国,他又在同邓小平会谈时,当面邀请邓小平对缅甸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欣然允诺。这是中缅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恰在此时,随着美苏两国在中东、北非、南亚及东南亚等地的争夺日益激烈,国际形势并不平静。尤其是进入1978年以后,苏联、美国、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均围绕着印支半岛上的越柬冲突开始进行激烈的外交博弈,印支半岛的地区形势日显复杂,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此背景下,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于1978年1月26日至31日正式出访缅甸。邓小平此访,不仅是继20世纪6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首次访问缅甸,而且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重要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这次出访,不仅标志着中国外交“还债”进程的重大推进,从地缘政治上讲,更“具有平衡河内影响的作用”,“是为反制越南,对邻邦施展周边外交的一环”。

1月26日下午3时(仰光时间),邓小平副总理乘坐专机到达缅甸首都仰光,受到了盛大隆重的欢迎,“其礼仪规格比欢迎一位国家的总理的礼仪还热烈隆重”。吴奈温等缅甸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到机场热烈欢迎。同行的新华社记者这样记载:“邓小平副总理精神抖擞,笑容满面地走下飞机舷梯。吴奈温总统也笑容满面地迎上前去,同邓副总理热烈握手,表示欢迎。这时,机场上鸣礼炮十九响。”“当邓小平副总理绕场一周同三千多名欢迎群众见面时,机场出现了热烈的场面。身穿白衬衫和翠绿或天青色纱笼的男女青年,组成了一个色彩鲜艳的方阵。他们挥动手中的缅中两国国旗,高呼‘缅中友谊万岁!‘祝副总理身体健康!十多个乐队鼓乐齐鸣,五彩气球升上天空。邓小平副总理向群众频频挥手致意。”“ 从机场到宾馆的六英里途中,数万名市民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夹道欢迎。他们招着手,不断高呼‘缅中友谊万岁!”

西方媒体很快便捕捉到了这次访问的特殊意义,评论说:“由于越南和柬埔寨两国发生边界争端,中苏对立更加尖锐。当此之时,迄今一直推行中苏等距离外交的缅甸,如何对待中国所采取的态度,这也和今后的东南亚形势有关,值得注意。”“邓副总理出访,是他去年年中再次恢复工作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在一系列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以后中国方面的第一次回访”。并认为,虽然“邓小平此访是对奈温总统去年九月访问北京的回访”,“但是,邓副总理选中缅甸作为第一个出访国,而且,在为国内政治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要在缅甸逗留一周时间,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方针”。

邓小平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高度肯定了中缅之间的传统友谊,并且着重谈及了此次访缅的主要目的。他说:“近年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共同愿望。我们这次来缅甸访问,正像两国领导人历次访问一样,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

1月27日上午,邓小平同吴奈温举行了会谈,“会谈是以不拘形式自由交谈的方式进行的”,双方就“增大和增强了两国在共同利益问题、本地区及国际事务方面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1月27日晚,缅甸总理吴貌貌卡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一行。他高度赞扬邓小平此次访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随后,邓小平致答谢辞,提出当前国际形势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不利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并强调中缅友好有利于亚洲团结反霸共同事业。他说:“亚洲形势的发展也十分令人鼓舞。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经济权益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在亚洲地区的扩张和渗透不断遭到挫折。许多亚洲国家明确宣布反对任何国家在世界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反映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对于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争端,我们历来主张由有关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我们相信,只要亚洲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一定能够挫败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阴谋,在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1月30日晚,邓小平在仰光阿龙路总统府碧绿的草坪上举行告别宴会,答谢缅甸领导人在他访问期间所给予的盛情接待。在宴会上,他致祝酒辞,总结了此次访缅的成果。他说:“中缅两国是亲戚‘胞波般的友好国家。我们两国领导人的相互访问和接触,对于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了解,是十分有益的。”“双方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我们两国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相互帮助和合作的关系。如果说我们过去对你们有一点贡献的话,那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双方都有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共同愿望和决心。”

邓小平此次访问,在缅甸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吴奈温总统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这次访问。缅甸的主要报纸也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热情赞扬这次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中缅两国人民“胞波”般的传统友谊。

访问尼泊尔:永远不称霸,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在圆满结束了对缅甸的访问之后,1月31日上午,邓小平乘专机回国,当天下午抵达成都。应尼泊尔王国首相比斯塔的邀请,在成都稍做准备之后,2月3日,他又乘专机离开成都前往尼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同缅甸一样,尼泊尔对这次访问高度重视,以欢迎国家元首的规格接待身为副总理的邓小平。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亲自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并且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他的陪同下,邓小平检阅了仪仗队,并同前来迎接的尼泊尔官员和驻尼泊尔的外交使节等数百人见面。

2月3日下午、4日上午,邓小平同比斯塔首相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中国的内外政策、中尼关系,以及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等问题进行了两次深入会谈。

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的中国对外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会不会走向称霸的道路,是中国周边各国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邓小平在这次访问中作出了明确答复。他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坚定的,不会改变。特别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将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将来发达起来以后也不称霸。所不同的是,那时我们将能对第三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历史上,尼泊尔和我国西藏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针对尼泊尔方面提出希望其客运飞机经中国领空过境的问题,他代表中国政府明确答复说:“中国原则上同意尼泊尔飞机经中国空中过境。西线,即经中国同巴基斯坦联系的那条线过去已经答应了;东线,即同香港、东京联系的那条线,原则上也是可以考虑的。”

这次出访后几个月,邓小平站在地缘政治的角度,明确要求有关方面要开辟到拉萨的旅游线路。他说,外国人对拉萨感兴趣。到尼泊尔的游客也可以到拉萨来。这样做,尼泊尔会高兴,我们也可以增加收入。

在会谈中,邓小平还向比斯塔首相解释了中国外交“还债”的原因。他说:“由于我国国内的原因,我国多年来没有高级领导人访问贵国。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内的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现在我国高级领导人出访有了可能。我访问的第一批国家就是缅甸和尼泊尔,因为这些国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来贵国访问是‘还债性质的,但重要的是带来了中国人民对尼泊尔人民的友好情谊,并就国际形势和双边问题同贵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为了表达对邓小平访尼的重视,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中断了对其国内西部地区历时一个月的视察,2月3日晚上专程为邓小平举行盛大国宴。宴会开始前,国王和王后、比斯塔首相同邓小平作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随后,比斯塔首相和邓小平在席间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比斯塔指出,邓副总理的访问标志着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发展。邓小平则在讲话中集中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周边政策,并直言一个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反霸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他指出:“南亚地区的形势也正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而不利于霸权主义的方向发展。南亚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超级大国争夺霸权是这一地区长期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南亚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控制和干涉,要求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愿望和决心日益强烈。”“作为南亚的近邻,我们热诚地希望南亚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友好相处。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南亚国家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控制的正义斗争。”

2月4日,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市评议会在该市通迪克尔广场的草坪上举行群众大会,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问尼泊尔,参加大会的有市评议会的评议员和数千名群众。邓小平发表讲话,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坚决支持尼泊尔王国政府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事业。他指出:“霸权主义者在南亚的激烈争夺,使这一地区长期不得安宁,严重威胁着这一地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遭到南亚人民的谴责和反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同情并坚决支持这种正义的立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将继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

2月5日,邓小平参观访问了加德满都附近的帕坦市和巴德冈市。当日晚,他又举行告别宴会,对尼方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在宴会上他发表讲话,他说通过此次访问,“两国在政治上的相互支持、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合作必将日益加强”。比斯塔首相也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此次访问,说尼泊尔相信“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将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多更宝贵的贡献”。6日,在圆满结束了尼泊尔的访问之后,邓小平回到了中国。

在地区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尖锐对立之际,邓小平这次出访缅甸和尼泊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特别是,在这次出访中他所发表的一系列指向明确、态度坚决的讲话,引起了地区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很大的震动。对此,一位西方外交官一针见血地指出:邓的来访“表明中国关心南亚事务,同时也是遏止苏联在这里的影响的一次努力”。对此,一位随行人员后来曾这样回忆:“我作为随行人员,有幸目睹了这次历史性的出访。这次访问举世瞩目,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出国访问。英国广播电台说:‘这些年来有不少外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到北京访问,但是中国领导人则很少出国访问。‘这是近三年来中国高级领导人头一次出国访问。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等外国媒体也纷纷对邓副总理的出访进行报道和评论。外电评价说,邓小平这次出访,标志着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将得到全面的改善和发展。”

邓小平对缅甸、尼泊尔的成功访问,不仅对于推动中国同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此次缅甸、尼泊尔之行,“是为了阻挠莫斯科力图通过扩大苏联同东南亚国家的联系来‘包围中国而作的一种努力”,“意味着旨在使东南亚结成反霸统一战线的中国的新的外交政策的开始”。

也正是在这种国际舆论之下,嗣后,基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年逾七旬的邓小平,又遍访了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朝鲜以及日本等5个周边或近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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