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晓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借佛禅妙悟安顿现实人生
——论苏轼诗词与佛禅智慧

王晓晓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苏轼的诗词创作扎根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可以看成是自传式的创作，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佛禅智慧融入了自己跌宕起伏的生活体悟。苏轼通过攫取佛禅智慧的内在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思想境界。苏轼之所以超然于生命的困境之上，主要得益于佛禅智慧的馈赠，并因此成就其为后世士人文化身份的楷模。

苏轼 诗词 佛禅智慧 现实人生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演变上，到了宋代，儒家思想已经演变发展成为一套哲学体系，这就是理学。然而在宋代，佛教思想却也悄然复兴，并且不断融入到社会阶层的精英文化中。宋代佛教，特别像禅宗等流派，已经很好地将教义与儒家思想融合，不少著名的诗人与佛教高僧交往密切，部分文人会以“居士”等名号自居。

从佛教发展的轨迹来看，苏轼生活的年代，事实上是一个佛禅之风盛行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广泛涉猎佛禅典籍，与禅师僧徒多有往来，加之一生命运多舛，屡遭磨难，故希冀以佛禅智慧消解内心的苦闷，更好地面对甚至超越人生的困境。于是，在苏轼的创作和思想轨迹中，保存了很深的佛禅意识，甚至有时正是这种佛禅式的生命顿悟，使得苏轼在充满迷雾的人生道路上能看清自己的方向。对照苏轼的人生轨迹，再阅读其诗词作品，人们几乎看到，他常常在作品中细细追思和回顾自己的生平，表达对跌宕起伏生活的禅悟和思考。苏轼的诗词几乎是自传式的，全然呈现当时的环境，扎根于他在某地所度过的岁月［1］P465。

一、人生如梦与空遁意识

在空遁意识与人生如梦感慨中，苏轼走过了生命的一次又一次磨难，体悟了人生的虚无和生命的困境。早在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所作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嘉佑元年，苏轼兄弟同父亲一起赴京赶考，路过渑池，在那里的寺院投宿过。寺院中的老僧人曾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五年后，苏轼又路过此地，发现老僧人已经去世，感慨物是人非并写下这首诗。杨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指出：“再度到渑池而见僧死壁坏，由此升华出‘雪泥鸿爪’的人生倏忽感，触及了人类普遍性的精神焦虑。以哲理带动和升华诗情，带有明显的宋诗重筋骨思理的特征。由于禅宗感悟的触发，苏轼写了一些颇为意味发越的理趣诗。”［2］P137

诗中苏轼就用“雪泥鸿爪”的譬喻写出了人生的变幻莫测、虚幻渺茫。此后妻子与父亲相继亡故，加之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转任地方，在仕途和个人生活中屡遭变故，此种感受愈来愈强烈。后来，“乌台诗案”几遭亡命的惨痛经历更使他体会到人生的空幻与虚无。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有《苏轼的意义》的专章论述，他指出：“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3］P197其实，苏轼的创作中也多有这种人生空遁之感，如“君臣一梦，今古空名”(《行香子·过七里滩》)，“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黄州中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

检讨苏轼“人生如梦与空遁意识”思想的根源，庄子《齐物论》与佛教《金刚经》均有这样的说法。但庄子讲“如梦”，目的在于否定儒家的人生价值追求，如：“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可知庄子对人生本身还是肯定的。《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从根本上认为人生是虚幻的。联系苏轼的文学创作，“梦即是觉，觉即是梦”在句型句意上完全是佛教用语“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翻版，晚年作《六观堂赞》曰：“佛言如梦，非想非因。梦中常觉，孰为形神。”均言梦，梦即空，故“人生如梦”，空幻无实，文词互证，则可推知苏轼“人生如梦与悲剧意识”思想已经超越了庄子的人生观而以大乘般若空观为其内在理据。

二、随遇而安与佛禅妙悟

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影响下，苏轼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更能随遇而安。这里对佛禅的认识和禅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狱后，苏轼痛定思痛，他寓居佛寺之中，研读佛教典籍，“盖归诚佛僧，求一洗之”(《黄州安国寺记》)。在佛禅智慧的浸润下，在对忧患人生的反思中，苏轼形成了坦然面对现实苦难的人生哲学，即随遇而安，超然物外。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论及苏轼所学时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谓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思想演变和发展，他先是为吸收儒家治平思想，重实用之学。后学习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的思想深得其心。在贬谪黄州之后，他渐渐感到心灰意冷并且发现，佛家思想在深刻影响着他。苏轼终以佛家思想贯通超越儒、道，并且能够做到博辩无碍，构建卓然独立的精神世界和人生境界。

宋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贬谪黄州，躬耕东坡，元丰五年建筑起“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是年三月七日，苏轼途中遇雨，遂借题发挥赋《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晴。

词中“风雨”象征人生的坎坷忧患，在“风雨”来临之际，“何妨吟啸且徐行”，任凭风狂雨啸，一心坦然，随缘任运，“一蓑烟雨任平生”。而在风雨过后，回首反思这一段经历，则风雨晴晦俱为外界之变化，只要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余何”(《百步洪》)，虽处忧患之中却坦然超脱，安闲自在。哲宗元祐元年，友人王定国南迁归，苏轼问其侍儿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苏轼因而赋词一首：“试问领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虽是戏谑之言，其中亦有苏轼真意存焉，苏轼尝云：“只从半夜安心后，失却当年觉痛人”(《钱道人有诗云直须主人翁作两绝戏之》)，“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和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次韵》)，可兹为证。

晚年贬谪惠州，苏轼寄信友人：“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与程正辅提刑二十四首》)，可知淡看人生荣辱，努力保持随遇而安的超然乐观心态，正是苏轼面对政治迫害时一贯之作法。苏轼能达此人生境界佛禅智慧功莫大焉，苏子自云：“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尔。”（《与滕达道二十三首》）此处所提之“道”与“理”，当指佛禅智慧，有诗为证：“得酒相逢乐，无心所遇安”(《送范景仁归洛中》)，“无心”即无念无往，“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余何”，对境无心，不以外物萦怀，故能随所遇而安。可见正为参透禅宗生灭无住之理，理得而后心安。故于外物纷然变幻之际，自己饱受坎坷浮沉之时内心洞达空明，无有滞碍，而能神闲气定，超然乐处。哲宗元符二年，苏轼贬谪海南，其《减字木兰花》词云：“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描写海岛绚烂春光，洋溢着词人的喜悦之情，正是苏轼随遇而安、乐观旷达心态的绝好体现。

三、诗意人生与空纳万境

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责授琼州别驾，六月渡海，七月抵达儋州贬所。在海南，苏轼更加苦闷，但当他写诗的时候，却又多少有些心满意足，他和写陶渊明的诗歌，也做多首《饮酒》诗，其中一首：“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往事，所遇无复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这首诗歌说他不能像陶渊明一样归隐田园，但内心是坦荡祥和的，遇事顺其自然，与人和善往来随缘。这种境界反而增添了日常生活的一份诗意。

在苏轼很多不拘一格的诗词作品中，无疑受到很多佛教的影响。在《送参寥师》中，有讨论佛教与书法、诗歌艺术表达之间关系的文字：“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对于苏轼来说，文学的实现在于文字达成道之自由活动活跃及捕捉自然的律动。苏轼提出“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道蕴含在写作活动本身，其活动应如自然的律动那样自由与自动自然。要获得这种境界必须经由心之虚静。［4］P98

在这首《送参寥师》中，苏轼最初的写作动机应该是劝告参寥作诗的时候感情不能太充溢、文辞不可太华丽。苏轼认为，艺术表达应以“佛教无我、超越情感”的理念为基础。“空”与“静”并非目的本身。它们可以用来强化艺术家对自身、对周围世界的意识。苏轼对“淡泊”的呼唤，提醒我们思考宋代审美趣味中的佛教维度，或至少是这种审美趣味与佛家修道理想的兼容性［1］P148。

总而言之，苏轼是要攫取佛禅智慧的内在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思想境界。他在佛禅智慧实用入世方面做得很好，然而，他不痴迷其中。苏轼的佛禅智慧是有他自己的人生色彩的，这种思想的形成也对他的整个人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面对各种境遇，苏轼都几乎超然于生命的困境之上。这当然得益于佛禅智慧的馈赠，在诗人困苦悲凉的生命中，发挥化瘀散痛、解毒疗伤的功用。

［1］［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4］［美］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