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君秋

摘    要： 地域文化对于文学创作起着很大作用，作家在创作中注重营造与表现地域特点是成就一本优秀作品的重要因素之一，两者是互为消长息息相关的关系。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正是一部地域色调极为浓郁的文化小说，从这部系列小说中可看出南京文化在叶兆言小说创作中的投影。纵观叶兆言、苏童等南京作家群，正是通过一系列小说创作展现出古都南京感伤而温厚的文化内蕴，同时这种颓唐而闲适、感伤而悲凉的历史性气质也渗透到了作家的血液中，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南京文化    南京作家群    夜泊秦淮    叶兆言    苏童

地域文化向来对于文学创作具有很大的作用。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须注意与养育他的那方土地和人群融合、拥抱，并以不断超越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加以反思、升华，这样才有可能找到艺术上的自我，写出优秀的作品。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正是一部地域色调极为浓郁的文化小说，从这部系列小说中可看出南京文化在叶兆言小说创作中的投影，以及作家对于故城发自骨子里的爱。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了神采各异的民风民俗，不同的民风导致了不同的文风。纵观南京作家群，可发现有将南京作为自己创作沃土及情感出处的苏童、韩东等人，他们和叶兆言共同致力于发掘南京这座处于南北夹缝中的古城灵魂深处的怀旧感伤，创作出具有浓厚地域色调的“秦淮风情”小说。

地处吴头楚尾的南京“正在南北文化的交汇处，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经常不是采取文化交流的方式，而是以政治高压的方式进行……南京人的‘兼收并蓄就是这样被迫完成的”[1]。历朝历代的金陵城也盘桓过帝王气象，但终究难以善始善终，只能落一个偏安一隅的半壁江山。有人曾这样夸张地说，南京是被坟墓包围着。作为一座衰落的故都，布满了各种先人之碑是很自然的习惯，对历史和死亡的敏感就不奇怪了。南京的历史，就在我们身边。虎踞龙蟠与金陵脂粉，大江东去与秦淮风月，孙楚楼边武定桥旁乌衣巷中那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王谢燕子，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发散出衰废感伤的美学意味。

故都六朝的文化内蕴造就了南京人“亲切、贴熨、温厚、惆怅、凄凉”，既有忧患人生的沉郁顿挫，又有超越人生的疏放旷达的品性[2]。曾经的烟雨楼台决定了南京的文化气息是渗透到骨子里的，南京这地方哪朝哪代都可以写一部《儒林外史》。《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里有一段妙文：日色西斜，杜慎卿和一班文人坐在那里追古抚今。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着那一个的肩头说：“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都不差。”[3]

转眼今朝，中国当代城市文明的焦点落于京沪对峙的“双城记”，京沪之间由来已久的相轻，在当代文化生活中习以为常。南京既有传统，又不固守陋习，既有文化，又不迂腐，既迎新，又不厌旧[4]。历史和现实不曾赋予南京人优越感。就如叶兆言所说：“国际化大都市这样的字眼，让北京和上海去享受吧，南京将成为一个优美典雅的城市，这个城市以人的舒适和温馨为第一位。”

南方，江河浩荡，水流不歇，生生不息。水边，才子如云。苏侬软语地长大的苏童与韩东，都曾到水土很硬的北地求学，叶兆言也在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北方之行不仅拓宽了他们的文化视野，而且赋予了他们在江南古城所难以获得的容纳诸物的宽阔胸怀，使他们免遭了限于一隅而沾沾自喜的覆辙。不过，他们最后都没有在北方停泊，在北京和苏州之间，他们选择了既有繁华旧梦又是六朝故都的南京[5]。何时归看秦淮月？芒鞋破钵无人识。当这些江南才子体味了北地的雄奇与荒芜之后，再回到那山温水暖的秦淮河边，对于故土一定会有重新的领悟。

夕阳下的金陵古城一定曾无数次地打动过叶兆言、苏童，悠悠六朝古迹，再加上近现代历史风雨的轮番涂抹，静默的南京城使他们的灵魂不得安生。落日楼头，断鸿声里，他们辨识遗痕，独上高楼拍遍阑杆。比如叶兆言，他渊博的历史底蕴和多面手的才情使他能够轻松地游荡在故事和哲思之间，时而绚烂妖冶，时而平实淡泊，他让看客在历史背后唏嘘动情，又让读者在现实面前黯然无语。比如苏童，用一支颓靡婉约的生花笔写尽了幻想中的南方小镇河边人家，写尽了编织出的香椿街上的青春往事过眼云烟，写尽了堕落阴郁的疏离之地[6]。昔日帝王的风水宝地，一个永远被挤压为边缘的废都，在繁华落尽无语沧桑的回忆抚摸下，却成为一块最宜生长文学的沃土。

叶兆言与苏童提供了南京写作的典型文本。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以写淡泊功名的穷酸名士生活著称;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米》等小说则以安于底层的风尘女子的故事令人称奇。这两类旧时代象征着某种颓废文化的人构成一组相得益彰的意象，让我们联想起往日秦淮河的文化风情。“名士”与“妓女”这组交融、相映成趣的意象，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南京地域文化的某些历史性的气质。叶兆言、苏童显然抓住了其中一端，企图寻求其间的文化意味，并且使“名士”与“妓女”构成写作的主题人物基础[7]。桃花扇底看前朝，风流不忘爱国，是秦淮河桨声灯影中的重要旋律。自宋朝南迁，纠结遗民情节和怀旧情绪，醉生梦死造成亡国，亡了国，更加醉生梦死，这真是南京文化的死结[8]。读叶兆言等人的小说，能感受到一种莫名的颓唐感伤情绪所带出的悲凉情调，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小说气派。他们无意表现历史的波澜壮阔，而是潜心到家庭或家族之中寻找历史散落的碎片。南京人的性格、好恶、习惯，故都历史在南京人的集体无意识中留下的痕迹，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细腻的展现，活画出南京人作为一个群体的精神和灵魂。

叶兆言说“夜泊秦淮”系列所写的“都是老掉牙的故事”。在成书的四篇小说中，取材都是“历史”的，是民国间的人事。《状元境》故事发生在民国初期，《十字铺》是北伐战争时期之事，《追月楼》叙述了抗战中的人事，《半边营》也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我们阅读时，除了可以看到叶兆言对于南京地域文化生态的独到开掘和展示外，还能看到作为一个从小就受着南京文化熏陶的本土作家，地域文化对其创作成因的深刻影响。叶兆言深谙这座古都的历史掌故与世态人心，南京深厚的文化积淀在深层次上造就和决定了他的特定文化品格的生成和发展。“夜泊秦淮”系列中对秦淮河两岸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小说中人物从生活环境（包括饮食、居住、街道、服饰、酒菜等）直至心理活动，就像是经过文化研究的浸泡熏陶一样，全都散发出古都的浓郁风情。他的文学语言的平和冲淡，描绘各种人生的分寸感，也使人领略了典雅醇厚而灵气盎然的南京文学味。

苏童将时间的浮标固定在“1934年”这样莫名其妙的年头，从“罂粟之家”到妇女生活，都企图在颓败的历史碎屑中找某种慰藉。虽然并不出现金陵和秦淮的明确背景，但破败的家族景象，和着江南古城颓圮腐烂的气息，梅雨青苔的气息，脂粉与女体的混合气味，隐约透现出一股故都的衰废暮沉之气。苏童已在无意识中被遗民情结和怀旧情绪纠缠，小说中流露着倦说前尘的慵懒与欲深究历史的冲动。颂莲（《妻妾成群》）、秋仪（《红粉》）、绮云（《米》）等一系列性格各异却天生丽质的女性形象，无一不是流离时世里的风尘女子。在盛衰浮沉的历史河床上，她们难逃“红颜薄命”的劫数，流露了作者难以自遣的悲悯苍生的情怀。于是白马非马的古老命题在苏童小说里逐渐浮凸，梦想中的人穿越人所有的年纪，所有历史横断面，没有衰老，绵绵无尽。正如本雅明的发现，艺术中对历史颓败的再现，是撕开黑幕敞亮本真，打开隐蔽的悲剧世界寓言的关键所在[9]。

韩东的写作标志南京写作的变格。他以诗名世，后专攻小说。韩东试图使南京写作摆脱伤感自卑的心理怪圈，他不打算把艺术触觉扎根于颓败历史文化里沉潜把玩，在创作上更多一些我行我素的坦然，渴求一种最大限度的返璞归真。斜阳中的南京，远离历史，远离现实，像座被遗忘的孤岛，这便是韩东小说的境界[10]。正如他在《前湖饭局》篇首引用的那节诗：“在丁市，生活在朋友们中间/免于经济动物的伤害/没有足以儆戒他人的奋斗史/我只是来玩乐”，说得多轻松，“我只是来玩乐”。但这是对南京存在方式与心理结构的理直气壮的正名和认同，南京不必为自己的位卑仍自行其乐的活法而自惭形秽，南京人的这种活法由来已久，既是文人的又是民间的。叶兆言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里认为南京城里有一副对联最能概括南京人的心态，上联是“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下联是“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同圆”。

南京可以怀旧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南京的历史，就在我们身边。南京文化对南京作家群的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忆旧的感伤与遗民心态深深植根于南京作家创作血脉中，从一笔一触间不经意便流露，这是其他区域写作不曾有的现象。相对京沪文化，南京写作只能扮演闲坐说玄宗的宫女，不具有话语霸权的中心意义。这样的边缘处境，强化了南京写作一贯的顾影自怜，因此保存了许多江南历史人文幽怨幽雅的古典意味。叶兆言说：“南京的作家最大的优势是都很勤奋，虽然没写出什么大作品来，但是老老实实地都在写。文章是写出来的，对于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写更重要。”南京写作向人不断昭示，南京的命运是怀旧，而南京作家也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是写作。

参考文献：

[1]徐兆淮.薛冰和他的金陵文化小说漫论.小说评论（西安），1992（6）.

[2]戎东贵.新时期江苏文学个性初探.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88（1）.

[3]叶兆言.闲话南京男人.选自散文集《闲话三种》.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4，第一版.

[4]叶兆言.闲话南京的外地人.选自散文集《闲话三种》.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4，第一版.

[5]王干.叶兆言苏童异同论.上海文学，1992（8）.

[6]顾小白.河边的错误.

[7]木弓.感伤的秦淮河派小说.关于江苏作家群的笔谈.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6）.

[8]叶兆言.旧影秦淮.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第一版.

[9]叶砺华.新潮的洄流——评苏童的创作转型及其价值意义.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3.

[10]陈晓明.无望的救赎——论先锋派从形式向“历史”的转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