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民 唐玲玲

海南岛的汉民族也跟全国一样，有“存史”的风尚。

海南的史传和碑传内容丰富，数量不少。对于前者，我们都很熟悉，因为历代的史籍，如记述国家大范围史事的像25史等正史，记地方史的地方志或笔记等别史，记家族史的家谱等家史里面，都有传记保存，在正史中往往还是主要部分，诸如帝王、宰辅、文武大臣、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友、高士、烈女节妇等，都各有传。至于后者，在海南恐怕接触到的人不多；因为墓志、传略以及没有刻印流传的私家著述，坊间是看不到的。而墓志、传略的碑刻这类所谓吉金乐石所铭刻的碑石，后来又多用作铺路石、洗衣板和砌猪圈建厨房材料而遭破坏的不少。特别是在过去，海南岛一直被认为是撮尔荒芜一小岛，有影响的人物不多，所以清代跟碑传文有关的文集1025种中，1644年以后、1911年以前能收入记载的仅有张岳崧、许扶罔、云于煜等少数几个人。碑传很难寻找。那么，无论是史传或碑传，都是分散在各书或各处所，不容易集中看到，使用起来也非易事。

海南的史传和碑传，都是记载海南历史的重要材料。然而，这两者的记叙，往往侧重面不同，如果仅执一端，容易造成偏颇。将两者汇合在一起来读，它们彼此之间，有很强的互补作用，也会让我们的认识更为全面、具体、鲜明而真切！

对于史传的价值，史有明言，故不论。然而，笔者对碑（含墓碑、墓表和墓志等）传（含哀启、行状、家传、事略等）的史料价值的认识，也是在系统学习和实际工作中逐渐加深的。2006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贻三厚册《香港碑铭记编》，同时，他带领在读博士研究生到海南访碑，我们一道到文昌、澄迈、临高及海口等市县阅碑，彼此间就碑传的学术价值多所切磋。后来，执行主编“海南碑刻图志”时，因为需要培训全省参加这项工程的人员和到全省各市县做田野采访作准备，浏览过诸如钱仪吉的《碑传集》、缪荃孙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以及傅吾康、陈铁凡合编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林文睿监修、何培夫主编的《台湾地区现存碑碣图志》以及科大卫、陆鸿基、吴伦霓霞合编《香港碑铭汇编》等。这样，经过多年的涵咏，对全省近二千通碑铭的了解，稍有把握；而且对碑传的史料价值的认识，又增加了一些。

就海南岛的碑传与史传的互补价值而言是十分显著而又十分重要的。兹举四端为例以见其余：

第一，史传作者往往是根据人物的生平，在大处着眼；选择事实，行文立论，多是人物大节。文字往往显得严肃而冰冷！而碑传的作者则往往是与传主有过交往而且十分熟悉传主为人的，故偏于原始的、与人物直接接触所感受的事实，显示出人物性格的另一面，也更为翔实、真切；笔尖常带感情，甚至温馨如明代王直写柴英的墓志铭。王直在明代“历事仁宗、宣宗”二朝，是文章高手，在翰林20多年，“稽古、代言、编纂、纪注之事，多出其手”。他品性“不苟言笑”，文章也一样谨严。他之所以写柴英的墓志铭，是因为他父亲王伯贞在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9年）起任琼州知府，“在郡凡十五年”，“为政宽简，有古循吏风。”官声极好！而这期间，恰好柴英也在海南任海南卫指挥佥事，深得海南老百姓欢迎，故与王伯贞十分友好。王直也因此“尝获见焉”。

王直写柴英墓志铭，比较阮元、陈昌齐的《广东通志》中史传的笔法记述，详细具体而又感人至深！因为王直与墓主经常见面，十分熟悉，所以能写出阮元等所不能道的丰富的人生细节。诸如永乐年间兴师讨平安南黎氏父子的“不道”，当时以小船在富良江上联为浮梁而能拔除敌方赖以自固的栅栏，一举荡平。又如说到柴英的品德，举出事实，说明他忠厚谦慎，持己甚严。征安南时，有部属将俘虏来的妇女献给柴英，而柴英不近女色，“不留一人”。又说他有一次，经过南昌，同行的人想置酒，“命妓为公欢”，柴英得到消息后，乘着夜色先期离开。诸如此类，“其以礼自持类如此。”这样的墓志，将墓主活生生地烘托出一个完整的鲜活的个体。读来比冰冷的史传感人！

第二，史传和碑传作者所面对的材料和史事或者是当时的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事实”进行叙述，或者是碑传作者自己曾经亲临其境的“事实”。因为目的不同，所选择的和所叙述的“事实”也不一样。这样一来，就存在史传作者与碑传作者两者是谁在叙述，叙述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是这种“叙述特权”掩盖了什么事实或特意张扬了什么事实。我们研究海南的历史和文化，史传所选择的事实，是便于作者笔下的人物活动，用以说明社会发展变化的大关节，这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们有意无意间“掩盖”了海南人特殊的生活情趣和精神风貌。而碑传作者却在有意无意间保留甚至特意张扬了这一点。而这一点又往往是研究海南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补充。

以邢宥为例。张廷玉《明史》有邢宥传，阮元等的《广东通志》也有传，此外，还有“行状”和祭文等多篇。这些文字，对邢宥生平的大节，诸如“素廉介”“严而不苛”，办事干练，官声极好，说得很全面！然而，这许多叙述中，只有丘濬的墓志铭指出邢宥的情趣，说他退休后“足迹未尝至城市，一切外物略不关情，暇则扶藜徐行田圃间”，“构草亭于所居之间文峰寺墩上，颜之曰‘湄丘草亭’，因自号湄丘道人云。”丘濬说到了草亭，但未尝像下文引的刘吉一样说到要紧处。刘吉的墓志铭，明确点出邢宥藉以表达自己并且代表海南人特殊的生活情趣和精神风貌的一篇文章——“作《湄丘草亭记》以自见。”这也就是说，邢宥的《湄丘草亭记》是一篇宣言书，系统而明白地表明自己人生志趣，并以此表明海南人也一般如此。

丘濬和邢宥虽然是同乡，与海瑞合称为“奇甸”三名贤。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志趣是有差别的。丘濬积极入世，直到近75岁高龄死在位上，是典型的大儒。邢宥54岁激流勇退，而且当时他的道家思想占上风：“百年事业随身老，三岛烟霞入梦稠。花下自吟移短塌，海中相伴有驯鸥。”（《归休途中》）与鸥相伴的出世观念。而且二人为官地点不同、经历不一样，平时接触并不密切，所以对邢宥情趣讲得不到家。而刘吉则不同，二人“同年友”同是正德十三年登进士第，平时接触和了解也多，所以刘吉说：“公，予同年友也，予知之深！”故能一点中穴，在邢宥的许多诗文中独点出《湄丘草亭记》这一篇。说是以此“自见”！即此文充分显现了邢宥自己。

《湄丘草亭记》的主旨是“虚而静”，是生活的“率从意适”无所羁绊”；可以说跟田舍翁“共作农谈”“不爱见乎车马客与之话时事也”！在这个春风秋月，冬暖夏凉，野树垂阴、梅竹桑麻交翠的约而朴的亭子间，神疲力倦时，伸个懒腰或“卧陶窗以逐黑甜”，睡个好觉①！凡此种种，不仅是生活中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的追求。邢宥说这是“吾之所以乐也”。邢宥所追求的这种生活情趣，则是海南人千百年来在热土中养成在山高皇帝远、“不见催科夜打门”形成的“慢调生活”写照。海南人这种慢调生活，是一种常态，是无意识的观念、爱好和行为方式；完全超越了政治伦理的束缚，从人世间的现世关怀出发，在自己的日常伦用和人间烟火中揭示出自己生命的真谛，追求一种非功利的心灵与精神的自由；将日子过得淡定从容，粗疏豁达，“寻得桃源好避秦”，安安稳稳地生活得“表里俱澄澈”。所以说，刘吉这一笔，显然特意张扬了这一点，这也是对研究海南历史和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史传之间是重要的互补。

第三，碑传的史料价值，对于史传又一补充，是人物的生卒年。如海南文昌人云茂琦，《清史稿》及国史馆都为他立传；特别是国史馆的传，十分详尽。记述云茂琦在道光六年进士以后的官职履历以及他为官风格，可谓不厌其详，评述性的判断也很是准确，对他“在立身、敦品、砥节、砺名”诸方面，说明他都“期上不负国，下不负民”，也不辱其双亲。在京外当官近20年，都是俭以自奉，官无亏累。但是，这样一位循吏、清官，出生于何年？后人如果要作周年纪念，定在何年？《清史稿》及国史馆的传都不能回答这一点。然而，倭仁所作《云茂琦墓志铭》则详细指明。墓志铭比之《清史稿》和国史馆的传，记事更为原始、直接。即使是对云茂琦的官声，也是举出许多具体事例，说明老百姓都“以手加额，谓数百年来无此好官！”墓志铭中还以云茂琦的“自奉甚俭，盛节证诞辰不演戏，不称殇”的诸多事例，“民咸以云青天呼之”的原因。尤其重要的是，墓志铭中指明云茂琦“生于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十三日”“道光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终于琼台书院”。生卒年月日都十分清晰。这样，周年纪念就十分准确。编地方志时也有所本。

第四，海南有些人物，史传作者可能认为达不到上史传的档次，故史传不载。而这些人物往往某一点在历史上产生耀眼的火花，出现过“亮点”，碑传中却入载。如琼州人许扶冈，雍正二年（1724）生，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卒，他的事迹史传不记。清代名家翁方纲在《复初斋外文二》写了墓志。墓志所述事迹足以补史传记载的不足，对史传的补阙作用十分显著。

碑传的价值大致如此。当然，碑传也是时代产物，故有不同的局限性。《唐李卫国公传》碑，极力赞扬李德裕贬崖州而“不忘君国”。这在今天看来，显然是败笔！五公祠里面有《汉邳离侯路伏波将军传》石碑，这道碑竖立在琼园碑廊里从东至西第一道最显眼的位置。该碑高1.56米，宽0.7米，阴刻楷书，字迹清晰，篆字题名，正文竖行楷书。乍一看，这道碑是出类拔萃之作。但细细检阅，碑刻不署刻制年代，也未署名何人所刻，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试看清代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十九《宦师志》有路博德传。上引这道碑一字不差照抄府志，所不同的是，张岳崧在撰路博德传时，重要的关节点都注明出处，如出自“黄《通志》”“《史记·尉佗传》”“《汉书·武帝纪》”“郝《通志》”“苏轼《伏波庙记》”“李纲《威武庙记》”等。这样，这篇传显出书卷气，也具学术价值；而碑刻却将出处一概删去，就是无所本的白文了。还有，海南的墓碑也一样沾染了谀墓之风，带有溢美不实之词。诸如此类，我们在引用碑传时，是要认真考察的。

注释：

①邢宥有《休归咏怀二首》，诗中有“一枕黑甜山舍午”，说的是这个意思。俗称睡觉为“黑甜”，苏轼《发广州》诗：“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