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阁

马克思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这里，马克思首次用“新唯物主义”来称谓自己的哲学，以此来区别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相对于“旧唯物主义”而言，“新”在哪里呢？

一、“实践思维方式”超越“直观思维方式”

哲学是什么？回答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那么，什么又是世界观呢？回答是人们对于世界总的、根本的看法。但是，人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呢？这就要从思维方式来寻找原因了。哲学思维方式是哲学理论的“硬核”，是它的内在思维逻辑，表征着哲学家们对待事物的方式、理解事物的模式和处理事物的视角。面对着同一个世界，由于人们理解世界的模式和解释世界的框架不一样，实质是对待世界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从而得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结论”就不一样了。哲学史就是思维方式的变更史。任何一个哲学派别，要想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为人们提供一种区别于其他哲学流派的崭新的观察世界与解释世界的视角，也就是要提供一种有别于其他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之所以能成为两千多年传统哲学的终结者和现代哲学的开创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创立了“实践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实践论转向”。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在哲学中的“首要的”地位，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首先就从思维方式的视角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一切旧哲学区别开来。他高度概括了两千多年来哲学发展的历程，提出了包括自己的哲学在内的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第一种是“直观思维方式”。代表这种思维方式的哲学派别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第一条），因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第五条），马克思就直接了当地称谓费尔巴哈的哲学是“直观的唯物主义”（第九条）。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第一条），也就是说，这种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仅仅看成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复写、摄影”的关系，感性“直观”的关系。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直观性的批判，击中了费尔巴哈哲学的要害。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一书中曾将感性与思维加以对比，对于感性的直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对于思维却不屑一顾。他说：“直观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下了解事物，思维则是在最狭隘的意义下了解事物，直观给事物以无限制的自由，思维则给事物以规律，但是这些规律常常只是强制的，直观使头脑清明，但是不做任何规定和决定，思维则规定头脑，但是常常也限制头脑；直观并无任何原理，思维自身是没有生命的，法则是思维的事情，法则的例外则是直观的事情。”［1］

第二种是“抽象思维方式”。代表这种思维方式的哲学派别是唯心主义。之所以说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抽象”的，是因为唯心主义虽然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但这种发展是在脱离了物质的先在“优先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的，这种“发展”到了黑格尔哲学那里达到了顶峰，“绝对精神”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形式”完全脱离了“内容”，主客关系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哲学史发展到这里，问题就很清楚了。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一切旧的唯物主义，“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而一切唯心主义又只是从“形式方面研究了这个前提”［2］364，结果，在马克思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两千多年的哲学史走到了一个尴尬的地步：一切旧的唯物主义抓住“内容”而不顾“形式”，结果是“物中无人”；一切唯心主义抓住“形式”而不管“内容”，结果是“心中无物”。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僵持不下，思维与存在、形式与内容无法真正统一起来。表面上看来，这是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实质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其实，费尔巴哈走上哲学舞台的时候已经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现象，他用感性对抗黑格尔的理性，从感性存在的人出发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费尔巴哈把人作为突破口，这个方向找对了，这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伟大功绩，是费尔巴哈哲学能在两千多年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是“抽象的人”，“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3］75，造成他最终没能实现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具体的、实践活动着的人过渡。“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完成的［2］241。而马克思完成这一伟大使命的工具就是“实践思维方式”。

第三种是“实践思维方式”。这是马克思对自己哲学思维方式的一个判断。马克思在《提纲》中深刻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致命缺点后，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哲学就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第九条），这种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从人的“实践”活动方面去理解，从而将“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逻辑起点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实践思维方式”是《提纲》中的一条红线，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思维方式”的提出，不单是为哲学增添了一个新范畴、新观点和新理论，更是为我们理解人、理解世界以及理解全部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立足点和观察事物的视角。正是由于这一全新的“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才使得马克思哲学超越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开启了现代哲学发展的新路径。

二、“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立脚点超越“市民社会”的立脚点

马克思在《提纲》的第十条中，用“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来区别于“旧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市民社会”，这是从哲学的阶级属性上将自己的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

在前马克思哲学的语境中，“市民社会”主要是用来表示社会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用语，与表示国家和法等政治关系的“政治社会”相对应，通常指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活动关系。黑格尔哲学中的“市民社会”，是他精神哲学中客观精神发展的第三阶段——伦理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在《提纲》中沿用了黑格尔哲学中“市民社会”的指向，指谓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的论断，鲜明地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资产阶级性质，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哲学。

在阶级社会里，哲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的，它总是与一定的阶级、党派和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一切的，超阶级的、无党派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哲学家们的语言无论多么离奇古怪，“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2］214总是隐藏着他们的政治诉求。黑格尔著名的哲学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从字面上理解，无疑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制度、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2］215，在当时，不论是政府还是被认为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都是这样理解的，但黑格尔的真正用意并不在这里，他真正要表达的是：“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2］216，这恰恰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一个非常革命的结论。一个革命的要求，为什么要用这种保守的外衣层层包裹起来呢，这就需要从黑格尔哲学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寻找答案了。

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3］6，在英国和法国作为悲剧的旧制度，在德国是作为喜剧来上演的，结果是当德国的资产阶级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进行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作为夺取政权的“第三个战士”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了，这就使得德国资产阶级在与封建地主阶级斗争的时候，又害怕站在自己身后的无产阶级，导致他们的革命畏首畏尾，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倒退并存。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国家哲学，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保守外衣下的革命诉求就是资产阶级这种革命两面性的真实体现。

对于费尔巴哈哲学，许多人认为它是革命的，是代表着劳苦大众利益的，因为费尔巴哈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费尔巴哈在《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本质〉》一文中就说：“既不应当称费尔巴哈为唯物主义者，也不应当称他为唯心主义者……他是社会的人，是共产主义者。”［4］其实，这只是人们对费尔巴哈的一个误解。因为，费尔巴哈是“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这样宣称的目的，只是想证明人们是相互需要的，仅此而已，他并不想向前“多走一步”，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3］96，他根本不想像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样去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费尔巴哈的哲学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呢？因为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哲学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和社会的人类”。所谓“人类社会”，马克思在这里是特指消灭了剥削和掠夺、埋葬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所谓“社会的人类”则是指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理论阐明，明确宣告了他的哲学的阶级立场和奋斗目标。

在马克思哲学产生之前，一切旧的唯物主义都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在他们的眼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愚昧无知、贫苦落后、被人同情的群体，是长在资本主义肌体上的一块“溃疮”、是一锅“稀粥”，涣散、颓废，没有前途。对于革命的作用，最大程度上是充当一个同盟者的角色，根本不可能独立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最先认识到无产阶级伟大力量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这个等级“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的等级”［3］15。马克思“毕生的真正的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5］。他的“理想国”就是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3］294。

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哲学的出现，使得哲学史的面貌焕然一新。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出现改变了哲学理论的性质。以往的一切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哲学，代表的都是剥削阶级的利益，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还没有一个哲学是为被剥削阶级服务的。马克思哲学旗帜鲜明地表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15，“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3］16，从此改变了哲学理论的剥削阶级性质。二是马克思哲学的出现改变了哲学斗争的性质。因为以往的哲学主要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所以，以往的哲学斗争也主要是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之间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代表着劳苦大众的利益，这标志着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垄断的哲学历史彻底终结了，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诞生了。从此，无产阶级不仅以独立的政治力量姿态与资产阶级相对立，也开始运用独立的思想武器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

三、“改变世界”原则超越“解释世界”的原则

马克思在《提纲》第十一条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名句被学界公认是马克思哲学的宣言书，它宣告了马克思哲学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第三个主要区别：马克思哲学的“绝对命令”是“改变世界”，以往一切哲学的“绝对命令”是“解释世界”。

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说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而一切旧哲学就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解释世界”的哲学与“改变世界”的哲学一定是相对立而存在吗？没有“解释世界”为前提和依据，“改变世界”何以可能？没有“改变世界”作为哲学旨趣与目的，“解释世界”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与必要？

其实，纯粹的“解释世界”哲学和“改变世界”哲学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这两种功能。哲学的“解释世界”功能主要是通过概括和总结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伟大成果，提炼出这个时代的世界图景，告知人们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体现出来的；哲学的“改变世界”的功能则是通过对现存世界的不合理现象的深入反思与批判和对理想世界的设计构造体现出来的，并倡导人们为之去努力奋斗。纵观两千五百多年的哲学史，没有哪一种哲学，我们可以把它单纯地定性为“解释世界”的哲学或“改变世界”的哲学。古希腊哲学可谓是典型的“解释世界”的哲学，然而在他们“眼睛是骗人的，自然喜欢躲藏起来”认知背后，实质上蕴含着的是对当下世界的否定和拒绝，渴望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改变现存世界的一种政治诉求，这一点反映的正是哲学的“改变世界”的功能；马克思哲学可以说是“改变世界”的哲学，甚至被人们认为是“唯一”的“改变世界”的哲学，但马克思哲学在提出“改变世界”的要求之前，也需要对要改造的世界进行分析阐释，向人们提供一套关于世界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历史是什么的图景，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社会应该“怎样做”，世界应该“如何改变”的纲领和主张。可见，没有“解释世界”作为逻辑前提与根据，“改变世界”是无法“出场”并实施的，两者之间是互为前提的、相互补充的，套用康德的话说，“解释世界”若无“改变世界”来落实则“空”，而“改变世界”若无“解释世界”来范导则“盲”。

现在，我们把哲学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两种功能的关系解释清楚了，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既然单纯的“解释世界”哲学和“改变世界”哲学都是不存在的，哲学既有解释世界的功能，又有改变世界的取向，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那么，马克思依据什么将自己的哲学定位为“改变世界”的哲学，而将以往一切旧哲学称为“解释世界”的哲学呢？

我们大家知道，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哲学固然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辩证统一，但二者在一种哲学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总是要有一个主次、谁决定谁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决定了一种哲学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还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一切旧哲学虽然具有“改变世界”的情怀，一些哲学家甚至为此付诸行动，但问题是他们怎样“改变世界”的，他们“改变世界”的目的是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以往的一切旧哲学，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一切旧的唯物主义，他们的终极关怀不是改变现存的社会状态，而是想方设法去寻找杂多背后的那个“一”，现象背后的那个“理念”，然后再试图从“一”和“理念”出发来解释生活世界的合理性，这样一种理论旨趣，决定了他们即使有“改变世界”的冲动和诉求，这种“冲动”和“诉求”还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世界”服务的。同时，以往一切旧哲学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改变世界”的要求是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他们的“改变世界”只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开展的。这种“改变”与其说是“改变”，不如说是“改良”，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颠覆”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改变世界”，是由马克思哲学的阶级属性和“理论硬核”决定的。马克思哲学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利益，是为“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3］283哲学，这种哲学的绝对命令是：“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10，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哲学对待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不可能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而是根本的否定、彻底的颠覆，“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3］4。同时，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哲学，实践是它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他的哲学不是到“本体”“始基”中去寻找对现实的解释，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改变世界”的哲学。

［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9：1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43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