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钿



周桂钿七十岁学术年表(四)

周桂钿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2002年11月，在东京大学演讲一次，题目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新探索——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1) 中国哲学的特点与产生背景的关系；2) 董仲舒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3) 如何评论从荀子天人相分到董仲舒天人感应；4) 董学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王葆玹首先提出问题：对于《春秋繁露》真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你有什么见解？首先《春秋繁露》在“汉志”中没有著录，有人就怀疑它的可靠性。《史记》在“汉志”中也没有著录，只有“太史公书”，我们不能怀疑《史记》是司马迁的著作。其次，《汉书》本传中说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时列出篇名有《蕃露》，既有春秋，又有蕃露，也不能说《春秋繁露》没有一点根据。第三，有的人根据《春秋繁露》中论五行的9篇文章，后7篇与前两篇的思想不一致，怀疑后7篇可能是假的。一个人的思想是会发展变化的，在几十年生涯中，由于时代变迁，思想也会有所变化。现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一生中写了4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每一种都不一样，我们知道都是他自己的手笔。冯先生活了95岁，变了3次，董仲舒活了93岁，为什么不能有所变化呢？用不变的思想来研究变化了的思想，产生疑惑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古籍，我认为在没有根据之前，都应该视为可信的典籍，有了充足的理由，才能确定是伪书，并且认为它在古代也起过作用。过去那种将许多典籍都定为伪书，并且全盘否定伪书的历史作用的做法，我认为都是不恰当的。例如，《黄帝内经》不是黄帝撰写的，但它至今还是中国医学界的经典著作。池田知久教授提出两个问题：1) 荀子天人相分说与秦朝政治的关系，《史记》说过没有，以前有人说过没有？2) 荀子天人相分说与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比较，后者比前者进步，以前有人说过没有？我的回答，这两个问题，《史记》没有说过，以前也没人说过，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我经常提出一些新观点，包括刚才讲的哲学分类法，也是我首先提出的。我提到，春秋战国时代是乱世，给思想家自由思考的条件，于是有了许多新的哲学思想与哲学家出现。池田先生意思说那么乱世比安定还更有好处。这个问题没有正式提出，我也没有正式回答。理论必须创新，不能只说前人说过的。前人没有说过的，我们也可以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关于荀子天人相分说与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评价问题，我的观点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求真哲学的角度看，荀子观点正确进步；从政治的、历史的角度看，当时董仲舒的观点有进步意义，符合社会政治的需要，是合理的；从现在来看，社会进步了，有了控制最高权力的形式，不必借用天人感应论，因此，现在天人感应论已经过时。只是肯定它在从汉到清的2 000多年中对于最高权力的制约作用，有合理性。研究古代思想，在资料方面，我偏向于保守，在见解方面，我注重于创新。

11月4日，到立命馆大学参加日本东方学会第52回全国会员总会。该大学也有一个钟楼，好象没有钟楼就不成其为大学。校园内有一石碑，大字是：“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是孟子《尽心上》中的一句话。碑上还说孟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改革的代表。正式开会，有两人重点发言。一是井波律子作《中国古典小说的异端明星》，二是池田知久作《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自然概念的作用》。会上奖励一个青年学者渡边义浩。会后参观阳明文库，这是私人的藏书，非常珍贵。关西大学的坂出祥伸给我一张小条，上写明年1月18日(周六)请我到关西大学与专攻中国哲学的学生讲话。我同意了。后来，曾到关西大学、大坂市立大学等校访问、座谈。井之口哲也邀请我们到神户参观并住他家，见到他的父母。

2003年1月3日，西胁常记教授宴请谈话。西胁教授向我介绍了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的传承情况：小岛佑马的优秀学生有森、木村、平冈、西田、重泽。最后，小岛将重泽请回来接班。重泽俊郎在50岁之前学术水平很高，新见解很多，到50岁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了。他的学生有汤浅幸孙、福永光司、本田济。本来与福永接近，因福永后来研究道教，与研究儒学的导师关系逐渐疏远。重泽就让汤浅接班。汤浅是学术隐者，没有出版过著作，也很少写论文发表。有一句很典型的话：“与其写论文，不如将这时间用来多看一些书。”汤浅的学生优秀者也很多，如池田秀三、木下、川原、山口、西胁。后来，汤浅让池田秀三接班。这样，继承关系：小岛佑马——重泽俊郎——汤浅幸孙——池田秀三。在汤浅与池田之间还有日原利国和内山俊彦两位讲座教授，但时间都很短，日原只任一年，57岁肝硬化去世。在九州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继承关系则是：冈田武彦——荒木见悟——町田三郎——福田殖——柴田笃。1981年佐藤匡玄出版《论衡的研究》，后记中称小岛为恩师，称重泽是论文的主审，西胁说听过这个名字，不了解。佐藤生于1902年，如果活着，已经是百岁老人。西胁送给我两本书：《唐代的思想与文化》(创文社东洋学丛书，2000年10月出版)，《德国拿来的敦煌汉语文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4月出版)。西胁留学德国。看他上本科时参加青年学生代表团到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时的照片。当时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郭沫若等参加接见并合影。他说这是他家的宝贝。最后谈些教育问题。首先他问我是否指导自己研究范围以外的研究生，例如我研究汉代哲学，是否指导研究生研究先秦或者唐宋时代的哲学。我说没有指导过汉代哲学的研究，都是指导汉代以外的哲学研究。他说别的时期，资料不熟，研究最新进展不了解，如何指导？我说一般都是要研究生自己叙述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在论文中要有综述。然后讲自己如何突破前人的成果。导师作一些了解，再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教训，提出自己的意见。写论文中如何引用资料，如何严密推理，主要在规范方面提出要求。理论分析当然也要适当注意，尽可能避免逻辑上的错误。以前是教育部抽一部分博士论文送出去，匿名评审。现在全部匿名评审。论文由教育部或者学校寄出，专家意见不与作者见面。一本论文的评审者在5人以上。只要有一人说不合格，此论文就不能参加答辩。80年代，硕士、博士毕业，80 %进入教学与研究部门，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90年代，约有一半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另一半从事文化事业、行政、经济、法律等工作。21世纪，大概只有20 %或更少的人毕业后能进入教育与研究部门。根据这种形势，教学不能只局限于如何做学问，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适应能力，要全面提高素质，所以重视在哲学思想方面的探讨，培养与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提高品德和审美情趣，为以后的就业广开门路。多年来，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后没有失业的问题。西胁教授说，看来日本的教育落后了，开放不够。后面是原来立命馆大学教授的书库，他搬走后，西胁也利用这个作书库。院后有铁丝网，有时猴子会来，犬一吠，猴子就跑走。北窗外一片竹林，竹林后面就是修学院离宫。

2003年1月，我任执行主编的《中华传统美德格言》正式出版。王世光和向晋卫是主要编写者。参与其间的人不计其数。一年中发行了650万册，5.625印张，定价10.70元。责任编辑说本还没有收回来。

2月11日，今天是我的60岁真正生日，也是日本的建国纪念日。我和日本真是有缘。我出生于1943年华历正月十一日。华历是阴阳历，年按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这是阳历。月按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这是阴历。就是今天，是我60岁生日。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小岛佑马的著作《古代支那研究》和重泽俊郎的著作《周汉思想研究》都是1943年出版的。他们也都研究汉代哲学，也研究董仲舒哲学与王充哲学，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的佐藤匡玄于1981年出版了《论衡的研究》，也是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的讲座教授的日原利国曾经将《春秋繁露》(前5篇)译为日文。跟我的研究课题都很一致。我见到的第一位日本学者是户川芳郎，也是研究汉代的哲学。我到现在出国5次，4次到日本，一次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旅游3天。第一次出国就是应町田三郎的邀请，到日本九州大学讲学，时间1周。第二次到九州参加一次冈田武彦主持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时间大约5天。第三次应邀组团(郑师渠副校长为团长，共4人)到日本京都、东京等地访问8所大学，包括京都大学、大谷大学等，共8天。这次到京都大学当客座教授整9个月。我学习了俄语与日语，但现在都不能听、讲，借助于日汉词典还可以翻译一些文章。今年60大寿在日本过，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写了一篇文章《从〈论衡〉缘到日本缘》。我衷心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一直友好下去。日本的国庆没有什么活动，从电视上看到一条非常简单的消息，即《建国纪念日》的庆祝与反对。一些人在神社举行庆祝活动，有一些人在举行的学术会议上说不承认这一天为建国纪念日。我们还不知道这一日子是怎么定的。全国放假一天。我问了一位日本教授，建国纪念日是怎么定的？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他给我一张纸条，上写2663年。说是日本建国已经2 000多年，即公元前660年，那时孔子还没有诞生，日本已经建国。难怪有些人不承认。

2004年4月我退休。当年即到国际儒学联合会工作。这个国际性学会是原副总理谷牧创办的，他任首任会长。继任者是原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常务副会长是原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和原文化部部长刘忠德。钱逊任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我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每两周开一次工作会议。一年开两次小型学术研讨会，两年开一次国际高峰论坛。

2004年2月4日，我与张岱年先生合影

2004年3月28日，我与任继愈先生合影

国际儒学联合会召开国际性学术大会，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 《强者更需要儒学教育》，收录在《儒学与当代文明》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05年6月。

这年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唯心论史》(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与张立文共同主编，本人撰写第一、四、八章。《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与李祥俊合作。

2006年出版的著作有：《秦汉哲学》武汉出版社2006年5月。《十五堂哲学课》中华书局2006年8月。《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

6月16日，到美国参加宗教会议，我提交论文题目《董仲舒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国际儒联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创办国际儒学院。6月19日在友谊宾馆举行签字仪式。6月25日，举行揭幕仪式。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叶选平、常务副会长刘忠德、杨波，理事长唐裕、常任理事赵令扬、李楠永、张树骅、陈荣照、赵毅武、梁承武、汤恩佳、董金裕、刘示范等都参加了揭幕仪式，刘忠德任院长，我任副院长。

2007年1月29日上午，参加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有中国哲学史前会长任继愈先生和现任会长方克立先生参加。罗希文再次申述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加上歧黄医家。

2月3日，“国际儒联2007年迎春联谊会”在北京全聚德和平门烤鸭店五层宴会厅举行，曹凤泉秘书长主持会议，刘忠德代表国际儒联向大家拜个早年，汝信发言，任继愈先生发言后就回家，没吃饭。我发言通报2006年的工作和2007年的计划，重点介绍了国际儒学院的创办情况。国际儒学院首次招生，招收3名硕士生，我指导王征。

2008年国际儒学院第二次招生，共招10名，我指导牛文澜。

2008年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儒学讲稿》中华书局2008年1月。《中国古人论天》(修订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董学探微》(增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

2月4日下午，接待法国学者马克与吕敏，商量让我讲王充关于命的思想。他们提出在讲王充之前，要先介绍中国关于命的思想以及王充时代命论，要写出讲稿一两万字，并给我提供样本。后在北大给法国远东研究所主办的班讲《王充命论》。5月《高坛阔论》出版，选出50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汇编成一本论文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2009年国际儒联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论文《从董仲舒哲学看汉代儒学的基本特征》，收入《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八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2010年出版的著作有：《二十二堂国学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5月。《国学的智慧》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精神瑰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

2011年1月17日，到哈尔滨参加“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我致辞讲了《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与发展的过程》。

5月19日上午，《衡水学院学报》的魏彦红主编和卫立冬副主编来拜访我，赠送了他们的学报，向我介绍了他们的“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并希望得到我的支持。这个专栏办得很好，很有意义。答应支持并帮助他们做好这个栏目，并向他们引荐了几位国内外董学研究的学者。

9月27日，早7:33到达曲阜车站，乘汽车到达曲阜杏坛酒店。早餐后即到孔府孔子学术会堂，陈来正在演讲儒家的礼。接着，我讲《儒家民本观》。会堂两侧墙上挂着20年来邀请讲学的40名学者印在瓷盘上的相片。其中有季羡林、任继愈、陈香梅、钱逊、牟钟鉴、张立文、葛荣晋等。曾请汤一介，他没时间，推荐王守常来讲，因此有王守常的，没有汤一介的。原来请袁行霈，袁答应了。后来中央领导要参观文史馆，他作为馆长必须接待，未能赴会，改请陈来，来不及制作瓷盘，所以有袁行霈的瓷盘，没有陈来的。主持这项工作的苗枫林已经退休，这可能成为压轴演讲了。听众多是年龄较大的干部30多名。送给我的礼品是印我相片的瓷盘和《曲阜历代名碑刻石选》拓片。下午，由文化部与山东省合办的第二届世界儒学大会在孔子研究院儒学会堂开幕，山东副省长黄胜致辞，合影。我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选举“孔子文化奖”投票，主席团成员还有孔祥林、竹内弘行、成中英、杜维明、李瑞智、范曾、俞荣根、贾磊磊、梁承武、黑山、傅永聚、董金裕等13名。11票选出杜维明，奖金10万元人民币。选出中国孔子基金会为团体获奖者。大会发言，俞荣根主持，范曾、杜维明、成中英、梁承武发言。在杏坛剧场“孔子文化奖”颁奖，国际孔子文化节开幕式，并观看舞剧《孔子》。

9月28日，上午全体代表参加祭孔。下午分3组讨论，我在第一组，主持人是俞荣根、蔡方鹿和郭沂。主题：儒学传承与发展。每人讲5分钟。我讲了儒学发展观。一是孔子讲礼在夏商周三代的损益即发展，以叔孙通为正确代表；二是孔子说自己一生的发展历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三是发展要继承创新，既反对固守旧礼，也反对乱加发挥，要从实际出发，能解决现实问题。由于晚上要走，不能听取大家的发言，也不能听取批评。然后就到杏坛宾馆取行李，乘车到阙里宾舍，参加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宴请。晚餐后，数十人到曲阜车站乘K52回到北京。据说打报告给铁道部要了两节车箱，80张卧铺票，有72张是下铺。下午，我曾问一女士：“你与《孔子研究》的人熟悉吗？”她说你跟我打了多次电话，你的文章还是我刊发的。我是彭彦华呀。同年，任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该会是国家一级学会，会址在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任会长。这是我担任全国性学会第三个副会长。

10月18日，被邀请到衡水学院讲学，题目是：儒家孝道。并被聘为客座教授。学报的主编魏彦红向我介绍了“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的一些做法，我觉得他们办得越来越好，给予充分肯定，并对继续办好专栏提出了一些建议。给《衡水学院学报》题字：“调均”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期间在《衡水学院学报》几位编辑的陪同下游览了衡水湖。

12月29日上午10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张爱芳送来该社出版的《子藏》庄子卷第一册和《庄子全解》影印本，并请我写推荐信。她起的草稿，我读一遍，改了几个字，就签名。下午写《政治哲学研究》课题评审意见。重点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史论部分。我认为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要从历史实际出发，不能按西方模式来写。中国先秦儒道墨法是当时政治哲学家的代表学派，但是，秦汉到明清只写董仲舒与黄宗羲两人是不够的，唐代魏征、柳宗元也是政治哲学的重要人物。要结合制度改革来写，封建制改为郡县制，举孝廉、九品中正、科举制度，这些制度的改革是否为政治哲学的问题，这是西方所没有的。从观念上说，治世与乱世，忠臣与奸臣，清官与贪官，有何区别？标准是什么？都与中国政治哲学有关。中国政治哲学是主流，比西方丰富，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延续达3 000多年，而西方只有几百年历史。现在只用西方观念研究中国政治哲学，很难有所突破，也容易将中国的特色模糊掉。与赵毅武先生通电话，他一再表示已经实行的一定完成，不会半途而废。我告诉他讲义稿已经交人民出版社，希望下半年的经费最好在春节前到位。

2012年6月7日，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带着学术交流部刘续兵部长等3人一起来，一是送来《孔子文化奖》初选提名表，二是想请我到孔子研究院讲座。

7月4日下午，去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演讲。题目是《儒学思想的精华》。到达曲阜后韩涛来接。曲阜很长时间没有雨，今天下了大雨。

7月5日，10点开讲，听众有许多台湾文化人，头发花白，他们提问都比较有水平。这些台湾人搞一个团体，每年到大陆一个省考察。去年去四川，搞“情系巴蜀”，今年是“情系齐鲁”。估计是文化界退休老人。有一位老先生提问：一是提出培养人格的重要性，建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不只搞学问，要重视培养人格。我同意这种看法，强调知行合一，不能像郑家栋那样说一套做一套。郑已经入了天主教，精神有了救赎。一个老人提出3个问题。我都一一解答，他们比较满意。共有五六人提出许多问题，我都认真作了回答。只有一个问题，我答不了。有一老先生说孔子最讲礼，现在画像却不戴帽子。这符合礼吗？孔子是文人，主张爱人，为什么佩带剑？我对古代礼制没有研究。但是，1 000年前吴道子画的孔子像就是不戴帽子的。如果说不懂礼，那就是吴道子不懂礼。孔子原来是贵族后裔，后来成了破落户，在周游列国时可能讲究不了了，所以不戴帽子。带剑也是吴道子画的，到底那时候是什么习惯，我们不太清楚。带的是剑还是别的，会不会是文明杖，表示自己是文明人。另外，孔子不仅是文人，武艺也很出众。他从来不宣扬自己的武艺，也是以德服人不以力服人的意思。《论语》上有“不称其力”的说法。吴道子画的孔子像，在南孔浙江衢州还保存着真迹。现在流行的孔子像是后人(元代以后)仿制的。结束时，有几位女士上来要求合影，有一女士要走我的讲稿。后来领导来告诉我说，他们很满意，一是通俗，二是结合实际。

10月26-29日，参加由衡水学院主办的“2012·全国董仲舒思想高端学术论坛”，被邀请在开幕式讲话。这次论坛由《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牵头组织，邀请了做董仲舒研究的知名学者参加，有吴光、余治平、王永祥、李祥俊、华友根、曾振宇、秦进才、吴锋、李英华等。这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水平都很高，研究深入，多有创新，论坛气氛也非常活跃。我提交的论文是“董仲舒论学习态度与方法”。期间邀请我、吴光和余治平在衡水学院做了3场讲座。学术研讨会之后安排考察了位于衡水枣强、景县的董仲舒遗迹。

2012年出版的著作有：《春秋繁露》(选注)中华书局2011年1月。全译注本《春秋繁露》，与张世亮、钟肇鹏合著，中华书局2012年6月。《董仲舒讲义》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讲课《王充哲学》。

2013年4月10日，在教育部培训中心讲座：《群书治要》——中国政治智慧集萃。听众有400多人，都是教育界干部，其中有大学校长与教育局长300多人。我首先讲改变观念，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其次讲《群书治要》是中华政治智慧集萃，最后讲《群书治要》对现代干部的参考价值。君道的内容值得各级一把手借鉴。臣道可供副手体会。凌孜、王殿卿等出席，见到许玉乾，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博士生，分到教育干部培训中心10多年，现任科研处处长。于建福是培训处处长，今天主持会议。晚餐，大家议论很多，是讲座以后的小型座谈会，更加开放、活跃。崇洋媚外是殖民地意识，这一思潮盛行于世。中华文化复兴，最大阻力就是领导干部的崇洋媚外思想，许多干部将自己的子女和钱财放在国外。

4月13日，到凤凰卫视录制节目，在西郊，演讲题目是《中华文化与为官之道》。我讲的主要是民本观和义利观，当官不应当发财，发财的都是贪官。赚钱不义，犯罪；花钱不当，遭殃。过度享受，有害健康。钱留给子孙，有害无益。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贪婪是不明智的表现。关于修养没有时间讲。6月5日凤凰卫视的小周来电话，告诉我9号下午5:15开始播放我的节目，10号下午2点重播。

6月8日上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小丛书》100种项目启动仪式。许嘉璐主持，他带着高述群和朱晓健一起来。王学典、徐显明校长、庞朴、冯建国发言。学者发言，陈来先说，我也说。下午，继续发言。午餐时，徐校长宴请，他介绍一下山东大学的情况，很多方面比北京大学强。我简单汇报国际儒学院的情况，招生仍然进行。我表示愿意来山东大学讲1个月，开一门选修课，他立即回答可以聘我为特聘教授。山东大学校园非常好，路上没有汽车，全部转入地下车库。我晨练1个半小时。

7月8日，我为《衡水学院学报》主编的《董仲舒研究文库》写了序言：盛世文化的代表。

10月18日，去山东泗水参加尼山圣源书院成立五周年的纪念会。同行的有牟钟鉴夫妇、陈升、人民出版社的段海宝、王志捷、牛喜平等，参加会议的还有王杰、骆承烈等，会议决定牟钟鉴退休，换成刘示范，王殿卿换成张践、颜炳罡。

10月19日早晨，骆承烈带我走到夫子洞，往返6里地。以前我去过两次，都不要钱，现在一张门票 50元。开会，上午我与许多人上台致辞。我肯定王殿卿和当地政府的贡献。

10月20日，上午开会结束。顺便去参观“兴儒公园”，中有现代新儒家铜像如钱穆、梁濑溟、熊十力、牟宗三，还有冯友兰、张岱年，最后是唐君毅。在总论上，各代都有代表人物，汉唐没有董仲舒。宋代只有二程、朱熹、王阳明，没有王安石。讲到国际儒联没有提谷牧，设计者的观念还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下午，去火车站，经过一处，正在拆民房，要树立孔子73米高的铜像，投资100亿。回到北京，已经天黑。

10月22日，为《衡水学院学报》“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写了评语，认为办得很好，作为儒学研究者，我很为之高兴。

这一年没有著作出版，发表10多篇文章，其中《董学与盛世文化》在《衡水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发表。这篇文章我很重视，表达了董学对盛世文化的重大意义及对当今中国要走向小康社会即盛世的参考价值。到目前为止，共在《衡水学院学报》发表文章6篇。

上学期给国际儒学院研究生讲《当代儒学研究前沿问题》，下半年讲课《秦汉哲学》。

12月23日，到衡水学院参加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成立大会，我被聘为顾问并讲话。李存山、余治平等也被聘为顾问。

到2013年底，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500多篇。其中退休以后出版10本著作。因为年过七旬，不再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仍担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合作办的国际儒学院副院长。

写七旬感怀：财金双刃剑，名位一缕光。求是终无悔，读书始有方。

在国际儒学联合会上作报告，时任该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该会会长是叶选平先生，常务副会长是轻工业部原部长杨波和文化部原部长刘忠德。站在身旁的是主持会议的秘书长曹凤泉。

(完)

2013-12-20

周桂钿(1943-),男,福建长乐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院长、衡水学院特聘教授.

10.3969/j.issn.1673-2065.2014.06.002

K82

A

1673-2065(2014)06-0007-06

(责任编校：卫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