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 明

(邢台学院 法政学院，河北 邢台 054001)

一、董仲舒“三统说”的主要内容

“三统说”是董仲舒在对“五德终始说”进行吸纳和借鉴的基础上①，结合并利用以往的古史系统与历法，以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为立足点，进而形成的一套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体系②。该理论以“白”“赤”“黑”作为朝代确立的象征，董仲舒言：“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1]186-187。”可见，董仲舒认为：商代以“白统”立国、周代以“赤统”立国、新王以“黑统”立国。除此之外，三统所对应的历法、礼乐也各不相同[2]330。

表1 三统说所规定的历法、礼乐

而且，董仲舒还根据帝王的亲疏远近，对三统说的君王谱系进行了扩展。董仲舒言：“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2]202。”可见，董仲舒创建的三统说“把黑统、白统、赤统与朝代相对应，并将朝代的发展置于三统的循环当中，朝代与哪个统相对应，就采取哪个统的礼乐制度。他把本代和前二代列为‘三王’(即本届的三统)，三王之前的五代列为‘五帝’，五帝之前的一代列为‘九皇’，一共是九代。所以三王，五帝，九皇，都不是固定的名称而是推移的名称，好像亲属之有高祖、曾祖和曾孙、玄孙一样”[3]224。更为重要的是，三统说“是一种天人感应说在历史领域的运用，是既带有进化又兼有循环的特色的，其目的是为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论证”[4]492。

二、董仲舒“三统说”的循环顺序

关于三统的循环顺序，学术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三统循环的顺序是：赤—黑—白，起于赤统，终于白统，政权始于夏的前一代[5]443。其二，三统说的循环顺序是：黑—白—赤，起于黑统，终于赤统，政权始于夏代[2]330-331。但是，对“三统说”进行深入探究后却能发现，其循环的顺序是：白—赤—黑，起于白统，终于黑统，政权始于商代。

首先，在董仲舒《春秋繁露》帝德谱中出现的古代圣王中，“神农”是所有圣王中，历史最久远的一位。而董仲舒又言：“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1]186。”可见，如果“三统说”不是以商代的白统为始，自然不会把年代最久远的“神农”安排在这个朝代。

其次，商代是以神农为赤帝，而周代“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1]199。按照此等顺序类推，周的下个朝代(汉)则应该是“推黄帝为九皇”，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先有“圣王”，而后有“天子”，然后有“三王”，再有“五帝”，次有“九皇”。关于这些称谓又有什么衡量的标准呢？董仲舒认为是“远者号尊”“近者号卑”[1]200。再者，在五德终始说中，黄帝是与土德相联系的，汉武帝也曾下诏认为，汉家与黄帝都是“率应水德之胜”[6]1260。可见，“汉武帝认为汉代与黄帝一样，都应隶属于土德”[7]112-114。所以说，新兴的帝王以黄帝为九皇，是与武帝朝的改历运动相契合的，而只有三统说始于商代，新兴的帝王(汉武帝)才能“推黄帝为九皇”。

最后，虽然董仲舒言：“三正以黑统初[1]191。”但是，其言的三正非三统，顾颉刚也认为：“三统说是用三正说作骨干而又截取了五德说的一大半而作成的[3]120。”何谓三正？董仲舒言：“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即正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即治国之道；“凡岁之要，在正月也。”即正朔[1]197。

可见，董仲舒所认为的“三正”是指：正统、正朔、治国之道。“正统”统摄着万物的变化，正统正一切皆正；“法正之道”即为治国之道，其会根据白统、赤统、黑统的不同而做出相应的变化。

“正统”“法正之道”确定以后，董仲舒又对正朔做出了规定。“三正以黑统初”的下一句话为“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1]191，“建寅”即是以正月为岁首；而白统的正朔是“建丑”，即以十一月为岁首[1]193；赤统的正朔是“建子”，即以十二月为岁首[1]194。所以，“三正以黑统初”是在讲黑统的岁首要早于白统与赤统。更为重要的是，董仲舒所言的“三正以黑统初”意在强调，新兴的帝王(汉武帝)在改制的过程中要更正白统(商)、赤统(周)在正朔方面的缺点，以及在治国方面的不足③。

无论“三统说”的循环顺序是赤—黑—白，还是黑—白—赤，二者并不与白—赤—黑的循环顺序相矛盾。因为，董仲舒所言的“三统说”是“三而复”的，如果按照白—赤—黑的循环顺序，白统商的上一代应该是夏的黑统，这就是黑—白—赤的循环顺序；再以此类推，黑统的上一个朝代应该是赤统，这也就是赤—黑—白的循环方式，所以，三种循环方式的实质是相同的，只是由于选取的起始朝代不同，才造成了三种循环之间的差异。

表2 三统说的循环顺序

三、董仲舒“三统说”与改制

董仲舒言：“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1]185。”

董仲舒在回答王者如何改制的问题时，一方面谈到“历各法而正色”“作国号，迁宫邑”，另一方面又谈到“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易官名，制礼乐”。可见，董仲舒认为，受命于天的君王，除了改正朔，易服色之外，还需要制定相应的礼乐制度，以便一统天下[1]185-186。

那么，“黑统”“白统”“赤统”究竟对应着何种礼乐制度呢？就“黑统”的改制而言，董仲舒认为：“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乐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1]187-191。”就“白统”的改制而言，董仲舒认为：“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1]186-187。”就“赤统”的改制而言，董仲舒认为：“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1]187。”

可见，“黑统”对应的礼乐制度为“商”，“白统”所对应的礼乐制度为“质”，“赤统”所对应的礼乐制度为“文”。而“商”“质”“文”又是董仲舒所言的“四法”中的一种。所谓的“四法”，即“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它们是四种不同的礼乐制度[8]91。

表3 三统说所规定的文、质、夏、商

董仲舒又言“故天将授舜，主天法商而王”“天将授禹，主地法夏而王”“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天将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此处所提到的汤“主天法质”与上文所言的白统“制质礼以奉天”，都是在讲商朝应该遵从质礼，而文王“主地法文”与上文所提到的赤统“制文礼以奉天”，都是在讲周朝应该遵从文礼。并且“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反本”[1]212。如果，按照一商一夏、一质一文的循环顺序，白统(商朝)尊质礼，赤统(周朝)尊文礼，那么，继周而起的新兴王朝(汉朝)应该是“主天法商而王”，其礼乐制度则是：“其道佚阳”即主张盛阳；“亲亲而多仁朴”即主张仁义质朴；“立嗣予子”即把王位传给儿子；“笃母弟，妾以子贵”即信任母弟，妾因子而显贵；“昏冠之礼，字子以父”即在婚礼、冠礼时父亲给儿子命字；“别眇夫妇”即辨夫妻之别；“对坐而食”即夫妻对坐进食；“丧礼别葬”即夫妻要分开而葬；“祭礼先臊”即祭祀时用猪的肥肉肥油；“夫妻昭穆别位”即夫妻分为左右而祭祀；最后是“封禅于尚位”即在地势高的地方祭祀天地[1]205-208。

需要指出的是，“三统”不是独立运行的，而是与“四法”“五帝”“九皇”等相结合而存在的。何为“五帝”“九皇”？

表4 三统说中的五帝、九皇

如表4 所示：有一个新王起来，他要封前二代之王的后人为公，连自己的一代合成三王；又改号这三王前的五代之王为帝，是为五帝，封他们的子孙以小国；再把这五帝的前一代之王去了帝号，改号为九皇(从新朝倒数上去，至五帝的前一代，是第九代，故曰九皇；不是有九个皇)[3]124-125。

而且，“五帝”“九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神农”在白统中为“赤帝”，在赤统中又是“九皇”，所以“五帝”“九皇”不是特指具体的君王，而是随着“三统”不断变化的。董仲舒认为，王者有“再而复者”“三而复者”“四而复者”“五而复者”“九而复者”，君王只有了解“四法”“三统”“五帝”“九皇”的相辅相成循环之道，才能“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即体阴阳、查四时、辨日月、明人伦，进而“号称天子”，即真正的受命于天[1]200-201。

四、董仲舒“三统说”与更化

董仲舒言：“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1]17-19”可见，董仲舒认为，新兴帝王改制的内容仅是正朔和服色，而不包括习俗、文义。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董仲舒的“三统说”只讲循环，不谈发展④。然而，董仲舒认为，只有在“尽如故”的情况下，习俗、文义才不需要发生改变，但如果“尽如故”的情况不复存在了，习俗和文义就需要更化改制了。董仲舒言：“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9]2518-2519。”

所以，继乱世的圣王需要“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即对乱世的弊政进行更化[9]2504。

周代末期“大为亡道”，但秦不仅没有对周末的弊政进行更化，反而推酷刑、毁礼义、兴杀戮，使王道尽失。然而，西汉建立之初，同样没有对秦朝的弊政进行更化。贾谊认为，汉初之时，商人与官吏狼狈为奸，竞为奢靡，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得道德沦丧。不仅如此，贾谊还意识到汉初社会存在着诸侯割据、匈奴侵扰、贫富差距严重等问题，社会形势犹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9]2230。

因此，董仲舒认为“秦受亡周之弊，而亡以化之”，而“汉受亡秦之弊，又亡以化之”。秦、汉都没有对乱世的弊政进行更化，可见，武帝之时“夫继二弊之后，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9]1332。

所以，董仲舒希望利用“三统说”来解决汉代所存在的诸多弊政。“三统说”认为“继治世者固然其道统守一，但继乱世者则因前代失道而必须更化”[10]91。

可见，按照“三统说”的要求，武帝朝应对秦与汉初的“乱世”进行更化和改革。

董仲舒进而认为，汉朝没有善治天下的原因在于“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所以，进行更化改制，解决西汉社会的诸多弊病，也就势在必行了。只有进行更化，才能“灾害日去，福禄日来”[9]2504-2505，西汉的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再者，董仲舒言：“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9]2518-2519。”可见，“三代因善于变道而国运长久的成功经验，也为董仲舒的改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价值”[11]。所以，董仲舒才会言：“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9]2518。”可见，西汉社会的诸多弊病、以往社会的治世经验，都对“三统说”更化观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可见，“三统说”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董仲舒借以改制的重要手段。通过“三统说”，董仲舒的改制不仅仅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徙居处等，还包括政治、教育、人伦等多方面的问题和内容，其力图对汉武帝以前的诸多政策进行全面的革新[2]369。

五、董仲舒“三统说”的最终归宿

在董仲舒的“三统说”中，政权循环的顺序是：白—赤—黑。董仲舒将黑统置于政权循环的终点，其目的就在于希望新兴的帝王可以吸取白统、赤统的治世经验，做到趋利避害，善治于天下。所以，董仲舒才会言：“《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1]199。”其又引孔子之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9]2518。”

可见，董仲舒认为，西汉王朝只有避除以往朝代的诸多弊政，才能完善自身的统治。

“三统说”截取了“五德终始说”的金德、火德、水德，而删除了木德与土德。有的学者认为，“三统说”对“五德终始说”进行截取的目的，在于利用五德说的影响力来宣传自身的学说[2]332。有的学者则认为，由于限于三正之数，三统说不得不把土德的黄和木德的青牺牲掉而已[3]120。但是，深究其因却能发现，“三统说”对木德与土德进行删除的真正目的，在于确保西汉政权的长治久安。白—赤—黑之间是相胜的循环，如果，三统说中存在土德，那么按照五行相胜的原则，土(尚黄)克制水(尚黑)，即土德会对汉朝所属的黑统产生相胜的克制作用，而且土德会代替黑统成为新生政权的象征。如果，三统说中存在木德，那么按照五行相生的原则，水(尚黑)生木(尚青)，即黑统会派生出木德，而且木德会代替黑统成为新生政权的象征。可见，“三统说”对木德与土德进行删除，既是为了防止其他政权对汉朝的克制，又是为了防止汉朝派生出新的政权。

无论是“三统说”白—赤—黑的循环顺序，还是“三统说”对木德与土德的删除，其目的就是要确保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所以，董仲舒言：“改正之义，奉元而起。”受命而王的天子，只有进行改制，才能“统天下”“朝诸侯”“遐方各衣其服而朝”，进而“明乎天统之义也”[1]195-197。

可见，董仲舒认为，君王只有按照“三统说”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改制，才能统一正朔、服色，外夷、诸侯、大臣才能臣服，君王自身才能真正做到受命于天，建立大一统的政权。所以，就像孙长祥所言的那样：三统说“尝试结合受命与改制的问题，解释如何确定汉朝法统的存在与新王朝成立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如何调合汉初以来封建与专制制度的争论，维持与保障汉代大一统政权合理而稳定的存在，并促使安和乐利理想社会的实现”。其实质是“曲折地把这种大一统的观念表述出来了”[12]23。

注释：

① 就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的关系而言，在汉武帝时期，“讲《春秋》之学的人对着五德说的流行颇眼红，就截取了它的五分之三，将汉的水德改为黑统，周的火德改为赤统，商的金德改为白统，使得五德说的法典都适用于这一说，见得他们立说的有据。只是夏在五德说中为木德，在三统说中为黑统，有本质上的冲突。但他们说：“不妨，孔子志在‘行夏之时’，所以《春秋》用的是夏时，即此可以证明夏和《春秋》是同在一统的”。顾颉刚所言的截取“五德终始说”的学说，就是董仲舒的“三统说”。在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中有“二十三篇，皆言阴阳五行，殆占全书之半。其中所含精深之哲理固甚多，要之半袭阴阳家言。而绝非孔孟荀以来之学术则可断也”。虽然，梁启超的论断存在偏颇，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董仲舒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阴阳家的影响。而“三统说”同样受到了“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侯外庐就认为：“三统说对五德终始说有所继承。”徐兴无认为：董仲舒“运用了斗建的历学理论，在战国秦汉间流行的五德终始说中，插入极具儒学色彩的三统论”。范立舟则认为：“‘三统’说实际上不过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一种简化。”而且，有的学者还认为：“董仲舒的‘三统说’以邹衍‘五德终始说’作为基础，并在历法革新、因循顺序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发展。”

除此之外，顾颉刚认为：“我们在明瞭了五德终始说以后再来看这种学说，不消说得这是从五德说蜕化出来的。‘三统说’在循环方式、制度建设、颜色属性等方面都与‘五德说’相同，只不过，‘三统说’以三为一小循环、十二为一大循环，‘五德说’则以五作为循环的基数。”杨向奎则认为：“三统说的内容是由五德终始说蜕化出来的。五德说是以五为纪的循环，三统说是以三为纪的循环。不仅如此，三统说在颜色划分、礼乐制度等方面都与五德说相同。”可见，“五德终始说”确实对“三统说”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三统说”对“五德终始说”的借鉴而言，首先，二者都以颜色作为朝代的象征。“在三统中，三色与朝代的配合，乃来自五德终始的五德之色，则至为明显”。在“三统说”中，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新王是黑统，而在“五德终始说”中，商属于金德、周属于火德、新王属于水德。那么，三统说中的“三统”与五德终始说中的“五德”在颜色的属性上究竟有何关系？墨子认为“青龙位于东方”“赤龙位于南方”“白龙位于西方”“黑龙位于北方”。可见，墨子所言龙的颜色与‘三统’的颜色相同，但其又与‘五德’的颜色有何关系呢？如果用《管子·幼官》之语与其相参看，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管子·幼官》言“旗物尚青，兵尚矛”，“青”即为木用事；“旗物尚赤，兵尚戟”，“赤”即为火用事；“旗物尚白，兵尚刃”，“白”即为金用事。“旗物尚黑，兵尚胁盾”，“黑”即为水用事。可见，“三统说”所言的朝代隶属颜色与五德终始说是一致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三统说以赤白黑三色成为赤统白统黑统，则可确断为仲舒渗糅了五德终始的创说。”其次，二者都认为政权是按照相胜的顺序循环更迭的。“五德终始说”认为历朝历代都有自己所契合和对应的五德中之一德，它决定着该朝代的兴衰。历史发展是按照五行相胜的顺序，一代一代循环往复的。政权转移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胜而具有矛盾性，又按照始于土终于水的循环往复而具有周期性。而“三统说”也认为政权转移是按照白统、赤统、黑统的顺序循环相胜的。所以，“二者都以循环论解释历史”的发展。再次，二者都比较注重“圣统”的建设。无论是“五德终始说”中的黄帝、禹、汤、文王，还是“三统说”中的汤、文王，这些人都是古代著名的圣王。三统说与五德说以他们作为朝代的象征，意在强调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并认为继位帝王会像圣王一样善治天下。最后，二者都意在为新王立命。“五德终始说”将未来的王朝设定为“水德”，其目的是为燕昭王的称“北帝”运动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持。而“三统说”则借鉴了“五德终始说”为新王立命的理论，其将新生的政权设定为“黑统”，目的就在于为汉武帝的改历提供天命上的支持。

就“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的区别而言，有的学者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其一，五德之相克，是五种不同性质的君权和治术轮流当朝执政，其改制易服色象征着质的差别。而三统之改制，是有其改制之名而无改道之实。正统王道只有一个，三统在形式上的变易，不过是后一代为纠正前代的过失以回归天道的措施。其二，五德解释朝代之更替以武力之相克征服，三统解释君权之转移以天命之相授相承相继。其三，五行宇宙观的最基本原则是变易，三统的最基本原则是天与道之永恒不变。其四，五德所代表的五种君权与治术依次循环，各当其中，并无道德价值上的优劣。而三统否定秦，以及任何类似秦的‘乱世’，有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上述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三统说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并非原地踏步，“具有历史进化的意味”。其二，三统说也同样认为，朝代之间存在着相胜的革命关系。“相生的五行说，不曾被世主欢迎，因为它主张天道有一定的循环，而唯有德者可以承天命。相胜说则不然，可以力取，汉高祖就是因斩白蛇而得天命的”。“三统说”主张为新王立命，其所言的“白统”商代与“赤统”周代之间就存在着相胜与相克的关系。其三，在三统说，并没有所谓的朝代优劣之分。“在汉初立五德说时，就以汉直接承周，不把秦当作一德。而董仲舒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似在为汉立制”。因为，三统说在帝德谱中删除了秦朝，所以，三统中的“白统”“赤统”“黑统”均被认为是受命于天，它们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

而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的最大区别大致可以分为三点。首先，“董仲舒‘三统说’所描述的历史更为久远，其在‘九而复’的循环中，将古代的圣王追溯到了庖牺氏。而‘五德终始说’以五代作为一个循环周期，只是将古代的圣王追溯到了黄帝”。其次，“三统说比较重视文物制度的历史循环，而五德终始说则更关心政权转移的规律和法则”。或许是由于文献的缺失，或许是由于自身的理论缺陷，与三统说相比，五德终始说在礼乐制度、历法制度建设等方面略显不足。最后，“五德终始说的侧重点在于政权的转移，而三统说的侧重点则在于政权的人文制度建设，以及新生政权对以往朝代弊政的更正与完善”。

② 杨向奎认为：“‘三统说’的雏形在董仲舒之前就已存在，董仲舒所言的‘三统说’发端于公羊学派，经董仲舒的发展最终成形。”详见《西汉经学与政治》第49-50 页，独立出版社2000年版。

③ 顾颉刚认为，汉武帝之所以采用建寅之制以正月为岁首的原因在于：1) “汉初实行的《颛顼历》有很多弊端，太不实用”。详见《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3 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2) “孔子主张行建寅之制”。详见《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五册) 第44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④ 冯友兰认为：“三统”改制只是“表面上的事情”。详见《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第95 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侯外庐认为：“三统”的历史观“承认历史变迁的形式并没有改变实质。”详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109 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丁首奎认为：“三统说”“没有前进，没有发展”。详见《两汉哲学新探》第122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秋升认为：“在董仲舒的历史哲学中，既没有历史进化的明确表述，而且王者制礼乐仍旧是历史表层的变动，再者礼之损益也并不表明历史的进化，所以董氏的历史哲学并没有历史进化的意味。”详见《董仲舒历史哲学初探》，载《南开大学学报》1997年第6 期。但是，有的学者却认为董氏的“三统说”具有历史进化的意味。汪高鑫认为：“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种历史进化论，体现了一种变道救弊的主张，对汉朝政治当更化而不更化提出了批评。”详见《“三统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载《齐鲁学刊》2002年第3 期。王永祥也认为：“董仲舒的‘三统说’具有变更时弊的主张。”详见《董仲舒评传》第211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雷家骥同样认为：“董仲舒‘三统说’的目的与意义在针对前代而救弊扶衰。”详见《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第39 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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