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方工

从《三习一弊疏》的失效说反腐

文_方工

清乾隆皇帝即位后很长时期，能听进臣下的批评和规劝，并能高度重视和坚决反腐。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为防止初登大宝的乾隆走上邪路，递交了《三习一弊疏》，他在这份著名谏疏中，提醒乾隆预防“三习一弊”，即“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三习既成，乃生喜小人而厌君子之弊”。

乾隆当朝宣读这篇谏疏，不仅表示采纳，还晋升了孙嘉淦的官职，让他担任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此后，乾隆励精图治，武功文治多有建树，其中对反腐败态度明确，亲抓大案要案，惩治贪官，毫不容情。例如乾隆三十三年发现“两淮盐引案”，乾隆不顾身为盐政大臣却勾结盐商、侵吞税银的高恒是慧贤皇贵妃的胞弟，而决心依律将其处死。对此，已故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傅恒求情说，希望看在皇贵妃的面上，免去高恒死罪。乾隆一口顶了回去：“那假如皇后的兄弟犯了法，又应当如何？”既给傅恒以震慑，也表明反腐的决心。后来在高恒儿子高朴也因贪腐大罪被查处时，乾隆说：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比他父亲高恒还严重，不能因为是皇贵妃侄子，就稍有宽恕。也处死了高朴。

后来，乾隆志骄意满，思想僵化，喜谀恶谏，宠信贪官，使《三习一弊疏》归于失效。最明显的是，在6次南巡中讲究排场，开支巨大，“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仅从乾隆四十二年到四十八年数年中，就制造了五十多起文字狱，使士人闭嘴，再不敢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