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上海闸北区浙江北路118号的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主要陈列了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后，中央局机关由广州迁址闸北三曾里办公史料。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全面介绍了1923年9月上旬至1925年5月间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向警予等在闸北三曾里中共中央局机关工作生活的一段历史，包括杨开慧和其与毛泽东的二子毛岸英、毛岸青在三曾里居住的情况。而陈列内容的唯一依据就是罗章龙撰写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以下简称《椿》），文中写到“毛泽东、杨开慧一户，向警予、蔡和森一户，我一户，……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栋房的前厢房。”历史的真实面貌果真如此吗？毛泽东作为中央局委员于1923年9月和1924年2月至5月先后两次在上海闸北三曾里办公居住，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杨开慧同毛岸英、毛岸青是否真如罗章龙在《椿》所描述的那样到过三曾里？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而认为：杨开慧离湘来沪，发生在1924年6月;入住于甲秀里，而非闸北三曾里。现分析求证如下。

首先，根据严谨史料的记载，杨开慧确实于1924年6月至12月，偕母及两子来到过上海陪同毛泽东，全家寓居于解放前的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今茂名北路120弄7号，以下简称甲秀里），而非闸北三曾里。《毛泽东年谱》（上卷，p.129）述曰：“6月初（1924年）杨开慧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杨开慧除担负家务外，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誉写文稿等，并经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学校去讲课。”《毛泽东传》（上册p.95）也述曰：“大会结束后（国民党一大，1924年元月），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他于二月中旬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六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一家便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当年12月，毛泽东因过劳成疾，经中共中央同意，偕杨开慧等离开上海，回到湖南。

其次，根据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活动时间及地点推断，杨开慧几无可能于1923年到1924年6月期间在上海闸北三曾里居住过。我们来梳理二人1923年下半年至1924年上半年工作活动情况。1923年9月上旬，毛泽东住在设在闸北区三曾里的中央局机关，同住的还有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9月16日毛泽东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回到长沙，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12月底，毛泽东按照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1月中旬再赴广州;2月中旬回上海，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继续住在闸北三曾里。在毛泽东疲于奔走于长沙、广州和上海三地的期间，杨开慧在湖南老家辛苦照顾母亲和一岁多的毛岸英，并于11月13日在长沙东乡板仓产子毛岸青。因此，杨开慧在这段期间没有来过上海，更无从寓居于三曾里。

再者，罗章龙撰写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中对毛、杨居住的这段陈述不能作为可信可考的史料。其一，罗章龙的《椿》中关于杨开慧携子来闸北三曾里这一事件叙述不全，语焉不详短短几十字，杨开慧从何地何时来到三曾里？居住了多久？又何时离开前往何处？他都没有交代，可见其所说可信度之低。其二，罗章龙在《椿》中写到：“我从1923年秋搬到三曾里，第二年六、七月才搬走，住了近一年。后来我出国到欧洲工作，以后的情况就不太了解了。”也就是说罗已于1924年6、7月离开了闸北去了欧洲，而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已搬到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至于后来何人到过新办公点工作居住，他未必知道，就是知道也可能是别人事后告诉他的。其三，杨开慧三曾里工作居住仅见《椿》一书中记过，在其他史料书籍无人再次提及此事，可以说无一旁证印证此事。无佐证，实为孤证，不足为证。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罗章龙的回忆录与事实有如此大的出入呢？我们不妨推断一下：1924年6月，杨开慧来沪与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居住在甲秀里中共中央机关，这也是一幢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与三曾里房子颇为相似，也有前后楼之分，而此时的罗章龙也离开上海赴欧洲工作。杨开慧同孩子来沪入住中共中央的石库门办公地点，极有可能是他事后听说，同样是石库门房子，他把甲秀里的房子错听为三曾里的石库门，所以才有了《椿》的记录。退一步讲，就算罗章龙当时知晓此事，而罗著《椿》一书于1983年，与事件发生相隔近六十年，罗章龙可能是记忆出现错误，张冠李戴讲杨开慧入住甲秀里误记为三曾里中共中央局机关。

现在，让我们来还原一下这段历史。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回到长沙在湖南筹建国民党。此时杨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幼儿，且身怀六甲，负担很重，生活清苦。毛泽东回来她格外高兴。同年11月13日，他们的次子毛岸青出生于长沙东乡板仓。毛泽东在家小住三个月，12月底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行前他作词《贺新郎·别友》送妻子。“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话。过眼滔滔共云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1924年2月他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2月中旬至5月底，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担任文书科代主任和组织部秘书。同时身为中共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还要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共日常事务。繁重的国共两党政务迫使毛泽东只能一门心思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杨开慧及其家人，更何况在这一段时间内要杨开慧同母亲带着一岁多的岸英以及刚出生时日不多、经不起路途颠簸幼小的岸青，冒着凛冽的寒风，料峭的春寒，于1924年6月前千里迢迢赶往上海，且在三曾里盘桓多日，几无可能。因此，我们说在1924年6月，春暖花开，气候宜人，俟毛泽东稍得空闲之时，杨开慧同母亲携岸英、已渐为强壮的岸青跋涉千里乘舟来到上海，住在甲秀里中共中央机关，结束了魂牵梦绕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得以“重比翼，和云翥”。这才真实可信。

综上所述，杨开慧一生唯一一次上海之行是在1924年6月初，来到上海居住于甲秀里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毛泽东难得和妻儿团聚了半年，因积劳成疾，患病在身，毛泽东不得不请假回湘疗养。十二月，毛泽东和杨开慧一家回到长沙东乡板仓。

作者简介：戚斌（1966-），男，江苏无锡，上海市闸北革命史料陈列馆，资料征集部，助理馆员，历史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党史征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