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研究述评

2014-12-12夏泉胡芸

广西民族研究 2014年2期

关键词：研究

夏泉胡芸

岑春煊 (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清朝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时人亦称岑西林。岑春煊先后出任过清朝光禄寺、太仆寺、署大理寺卿，广东、甘肃布政使，山西、广东巡抚，四川、两广、云贵总督以及兵部、邮传部尚书等诸多重要职务，是清末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之一。辛亥革命后他又肩负各省讨袁军大元帅、护国军军务院副抚军长、两广都司令、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会长、中华民国军政府主席总裁等职，成为南方反袁实力派的领袖。尽管学界对岑春煊的研究业已取得较多学术成果，但与同时期其他重要历史人物相比，岑春煊的研究仍稍显薄弱。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岑春煊研究才逐渐引起学界重视，尤其是2008年在广西西林县召开的“首届句町国与壮族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极大推动了岑春煊研究的深入开展。可惜至今学界尚无专文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本文仅就笔者视野所及，拟着重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有关岑春煊研究的学术成果略作评述，旨在推进岑春煊研究的深入开展。

实际上，岑春煊去世后，即有学者着手对其研究。而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当推徐一士刊于1933年的《谈岑春煊》［1］(后收录于史料笔记丛刊《一士谭荟》)，他广泛收集时人的笔记和评论，论述岑春煊的重要经历，评价“春煊勇于任事，时望甚隆，而不免以学养未足气质近粗见病”［2］230，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另外，一些书籍报刊也刊载了评述岑春煊的文章。①如篠园:《岑春煊与袁世凯》，《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4、6、8期;陈亨德:《谈岑春煊》，《古今》，1942年第8期;李伯琦:《岑春煊遗闻》，《永安月刊》1946年第86期等。尽管如此，当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岑春煊的官场作风、为人处世态度及对相关历史事实的叙述，尚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岑春煊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直至改革开放后，岑春煊研究才日渐受到重视。迄今，大陆学术界研究岑春煊的论文约有68篇 (其中标题出现“岑春煊”这一关键词者有42篇;虽然不以岑春煊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论及岑春煊者有26篇)。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5篇硕士学位论文②汤丽莉:《地方督抚与时而变的典型》，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吴秀梅: 《岑春煊与清末新政 (1901－1907)》，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岑欢:《岑春煊政治思想及实践·晚清篇》，贵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刘小意:《从封疆大吏到反袁斗士》，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梁雷珽:《岑春煊在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实践及其历年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岑春煊与新政、岑春煊新政时期教育实践及理念、岑春煊的政治活动和思想三大方面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汤丽莉、刘小意、岑欢则侧重于以地方督抚、两大转变 (由封疆大吏到赞成维新，再到赞成共和)、晚清时期政治思想活动的角度详细系统地探讨了岑春煊的政治活动及思想。在研讨中国近代史重要人物、地方史等有关专题的著作中，亦有不少涉猎岑春煊者。③此类著作有:吴相湘:《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民国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 (上)》，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鲁勇:《逊清遗老的青岛时光》，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2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杨业兴，黄雄鹰:《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莫世祥:《护法运动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另外，尚有整理资料一册问世，即何平、李露点注《岑春煊文集》［3］，该书收集了护国、护法运动期间岑春煊的电稿、书稿等原始资料。下面就其研究的学术成果，拟从总体评价、政治活动、民主思想与改革实践、社会关系诸方面予以简要述评。

一、关于岑春煊的总体评价

第一种意见为基本否定论。发表较早的《旧桂系军阀元老岑春煊》一文，指出其“善辨风向和投机钻营”，很快由“前清大吏摇身一变而成为‘拥护共和’的名人”，而他在任两广总督期间推行的富国强兵、办学育才、选将练兵政策和弹劾官员及经营旧桂系等作为，都是其谋名利、训练人才、扩张个人势力的重要手段。结合他“勾结旧桂系反对孙中山”的行为，论者总结认为岑春煊“毫无政治操守”，是“典型的旧官僚、政客”［4］。罗桂友从岑春煊在“新政中锋芒初试”和“四川铁路风潮中的表现”，肯定他“有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因素”，但他“害怕革命危及他的既得利益，担心秩序一破，不可恢复”，于是“他梦想在政治上改良，在保护清廷、防止革命爆发的前提下，推行若干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妄想利用资本主义来保护专制的清王朝”［5］。

第二种意见为基本肯定论。林兴隆深入解读岑春煊的遗言，结合史实肯定他有“拥护共和、讨袁护国;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主张抗日、为抗日将士捐款;主张贤能之人参政”［6］四点可取之处。郭卫东则在《论岑春煊》一文中探讨了岑春煊如何从“爱国、维新、帝党官僚”，到“官僚立宪派的要角”，再到“共和之路上的踟蹰行进者”，进而为“军阀、官僚、政客的代理人”的四种角色转变，肯定他具有“资产阶级化的倾向、爱国情绪占主调、风云善变、时势‘英雄’”的历史地位。［7］而莫家仁从宏观上将岑春煊一生凝练为“年青得势、护驾帝后、屠民劾官、力主新政、赞成共和、护国护法、晚年有节”七阶段，以史实肯定岑春煊真乃“铁腕骄子”。［8］由于时人评价的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曾琼通过分析岑春煊多变的七种原因说明其行为的合理性，认为他“基本上能跟随时代潮流进步，并做出了努力;尽管他的进步有多多少少的投机成分，但能多次顺应时代进步是难能可贵的”［9］。

从不谙国事的贵公子转变成维新官僚，从维新官僚转变成积极推行新政的实干官僚，从官僚立宪派转变为共和拥护者，从共和拥护者变为军阀、政客代理人。岑春煊一生的多变，时人及史家褒贬不一。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这是因为第一种观点有片面、一刀切弊端，站在今人的政治立场上苛求于前人，即用现在眼光去要求历史人物，又被革命术语和意识形态所束缚，其结果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简单评判上，而未能将其置身于复杂的时代环境下，客观分析人物的思想渊源。

二、关于岑春煊的政治活动

岑春煊亲历了维新变法、新政、预备立宪、丁未政潮、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重要政治事件，且均在其中扮演“名角”。作为清末民初举足轻重的官员大吏，学术界较早关注到他的政治活动轨迹，但早期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汤丽莉的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她从地方督抚的视角，按时间顺序，从“与清王朝的基本政治关系、大力畅行新政、立宪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丁未政潮的败落者、时局促成的明智选择”五个层面，探究岑春煊晚清的政治活动、与清末政局的互动关系，认为“这十来年间，他的政治主张皆随时局而动”，作为“中间力量代表”，岑春煊“虽未站在时代最前列，却也能顺应历史的发展”。［10］至于岑春煊在民初参加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政治举措，刘小意在《从封疆大吏到反袁斗士——评辛亥革命前后的岑春煊》一文中进行了系统论述。下面拟列举与岑春煊有较密切关系的政治活动予以简要述评。

(一)岑春煊与丁未政潮

丁未政潮是岑春煊仕途的转折点，是其由立宪转为支持共和的分水岭，也是学术界较早关注的领域。在讨论岑春煊为何突然失宠时，多数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袁世凯伪造的岑春煊与梁启超合照，使得慈禧大怒。但郭卫东通过考证恽毓鼎的亲笔日记《澄斋日记》指出:“恽弹劾岑主要是两点:内结康梁，外‘借日本以倾朝局’”，认为“后一点才是导致慈禧对岑专宠彻底动摇的主因”，至于岑春煊在上海期间是否和梁启超见面，郭卫东比较考察两人行踪后，认为两人肯定没有谋面，“其原因不在岑的‘顾虑’，而在梁的先行……但岑到上海后，与康梁派的其他人物见了面。”［11］

至于岑春煊为何败在丁未政潮的问题，许顺富认为，表面看“是由于奕、袁和瞿、岑矛盾的不断升级，是他们之间为揽权中央，争宠朝廷，排斥异己的派系伙并”，实际上，操纵事态发展的是慈禧，她罢免岑春煊是为了“舍汉而保满”，为了给她的后继者扫除障碍。［12］从清末地方督抚权力的角度出发，李细珠指出岑春煊被罢实际上是慈禧惯用的“凌驾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操纵其间，利用各方矛盾冲突，寻求制衡，以保持自己的权势，并维持政局的稳定”［13］的权术。究其影响，尹传刚总结为两方面:“在晚清政局上使得满汉矛盾进一步加剧，汉族疆臣离心力日渐增大……对岑春煊个人影响是促使他产生离心力，在辛亥革命后站在了清廷的对立面。”［14］

(二)岑春煊与辛亥革命

在封建制度即将崩溃之际，作为清季重要官员的岑春煊，其政治态度颇具代表性。以往学术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或笼统概括，或从未涉及，郭卫东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详细叙述了保路运动发生之际和武昌起义前后的复杂时局，以岑春煊为代表的各省官员的异动，“考察这些‘昔日委质为臣者’是如何‘抑世界大势之所趋’，成为‘与故君同为国之公民’的”，认为当“政治制度的新陈代谢已无可挽回且迫在眉睫”时，“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能量，与岑氏相类的官员们的离心，加剧了清朝的崩溃”，而“旧官员们的转向，也使得这批前朝臣子的历史作用并未随前朝成为过去而完全终结，未伴随清朝历史的结束而逝去，使得他们在民国初年仍有一定的不失为正面的活动能量”。［15］

(三)岑春煊与护国、护法运动

由于研究岑春煊的史料主要集中在民初，学术界一直以来较多关注的是民初岑春煊的政治活动。岑春煊是护国、护法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领导南方反袁实力派中的旗帜，是多方派系的斡旋者。在评价岑春煊在护国护法运动中的表现时，多数学者一致肯定其在反袁运动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而大多指责他对孙中山的排挤。当然学术界亦有不同的声音，虞坤就对此提出异议:“不应该只站在孙中山的立场上，仅仅针对岑春煊某个瑕疵”，“应该辩证的看待，不放大不苛刻”，并从“拥护民主共和，积极主张护法;关爱百姓，赈米济湘南;顺应时势，期望和平统一”三种角度，肯定在护法运动中“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16］邓正甜发现以往“史家的定论政治倾向性过强，对岑春煊评价有失偏颇，大有误解”，详细考察“军政府为什么要改组?是谁需要改组军政府?”问题以及“5月20日的选举情况”，阐明“就当时国际、国内十分严峻的形势来说，历史选择岑春煊是具有它的必然性的，总之，和‘排斥孙中山’没有干系”。［17］王惠荣提出其实岑春煊的反袁活动，对洪宪败亡“起了重要而不容小觑”的作用，通过分析岑春煊在反袁斗争中的具体作为，论证“岑春煊的反袁活动促成了洪宪败亡”。［18］

三、关于岑春煊的民主思想与改革实践

在维新运动高涨之际，岑春煊上书分析改革时弊、要求自强维新;清政府下诏变法、筹办新政之时，岑春煊又积极响应，大张旗鼓地进行新政改革，积极推动政府立宪，热心立宪活动。近年来，有关岑春煊的民主思想及其在新政期间的改革实践已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一)岑春煊的民主思想

袁丽红认为岑春煊的民主思想总体表现在“接受和实践维新思想、力推君主立宪、为维护民主共和而战”三方面，按时间可分为两阶段:辛亥革命前，“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僚，因而这一时期他的民主思想还是很有限的”;辛亥革命后，“他逐渐从一个封建官僚转变为一个民主斗士，表现出民主革命的倾向，具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性”，并肯定岑春煊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仍不忘国忧、关心国家民主政治的爱国热情。［19］岑欢则针对岑春煊在晚清的思想活动进行了研究，以倡导变法、官制改革、兴办新式教育、练兵与创办警政、澄清吏治的具体措施阐述其维新与宪政思想，认为“其踏实的维新作风推动了清末新政并产生了影响”［20］。

(二)岑春煊与教育改革

这一领域得到学术界较早关注。1980年，郝树侯就刊文纠正“过去山西大学堂的成立完全归功于李提摩太的看法是片面的”传统观点，指出“山西大学堂的创办，岑春煊的决断，谷如墉的筹谋，一向是受人称道的”。［21］行龙也认为:“岑春煊办事干练果断，又具有远见和胆识”，“创办山西大学堂就是其功劳之一”，“在当时国内各省官员中，可称为兴教翘楚之一”。［22］之后，邓正甜以“兴学堂，植人才”为视角，考察岑春煊在两广总督任内的办学实绩，指出岑春煊具有“把教育放在治国的首位，将教育救国作为济急之法”的教育理念、为政之道，并认为这种理念根基于他“经济立国”的治国思想。总之，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干家”。［23］李建忠从“岑氏父子关于兴学育才的思想言论;注重科举考试，大力创办各类学校;捐资助学，竭诚帮助学子成才”［24］三个方面，考察岑春煊与父亲岑毓英在兴学育才方面的继承与发展，突出二者在我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而梁雷珽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清末新政时期岑春煊任职于山西、四川、两广地区的教育实践、教育理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从清末社会环境及个人因素两方面探究其理念产生的原因。

(三)岑春煊与吏治整顿

岑春煊对贪官的无情弹劾一直为时人津津乐道，亦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许多论著都涉及岑春煊治理贪污的问题。张华腾称赞其“不仅敢于劾罢地方官吏，还敢于劾罢朝中要员，直指当国者奕劻”，并分析了岑之所以如此大胆屠官的原因:他是一位“深受资产阶级维新派影响的爱国的开明官僚，清末政治改革家;岑为官一生，清正廉洁，具有屠官的政治资本;再次是受宠于西太后的缘故”，尽管他“扭转了不良社会风气”，“为人民群众所拥护，却为统治者所不容，最后被排挤出政坛”。［25］张鸣以通俗、风趣的方式叙述了其在与一些贪官斗争中的详细经过，揭露治贪的怪圈子:“反贪，反反贪，政治反贪，政治反反贪”［26］，借古讽今。毛文君分析岑春煊肃贪的动机主要在于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秩序，“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对清王朝的报效之心”，“同时刚满40岁，血气方刚、书生意气”，“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反映出“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下依靠人治而非法治肃贪，人存政举，人亡政废的严重缺陷”。因此，“大清王朝只有听任贪污腐败愈演愈烈，难以收拾，最终在贪污腐败中走向灭亡”。［27］姚车通过比较“屠民”袁世凯、“屠财”张之洞和“屠官”岑春煊，认为“岑春煊则更让人敬佩”，因为“他对付的都是官场上的同僚，有的比他能量大得多，得冒很大的风险”，本“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出于刚直的秉性，使他弹劾起贪官污吏来义无反顾”。［28］

(四)岑春煊与军事、警察改革

军事制度改革和警政的建立是岑春煊力主改革所取得的另一大成果。何文平在探讨清末广东的新军建设及成就时，谈及广东新军始建于岑春煊，其在武建、武匡军的基础上整编成十营新军。尽管之后因岑被调离广东，“奏调新军一营带赴云南，广东新军混成协支离破碎”［29］，但仍为日后广东新军的编练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方新德、苏燕新挖掘出岑春煊在即将离任两广总督赴任云贵总督时所上的奏折，折中“岑春煊根据自己在广东观察所得”，“陈述了广州八旗学务和兵操的腐败现象，提出要改变八旗困境，在兴学练兵外，更应解决八旗民生”［30］，折射出岑春煊务实的精神和勇于任事、大胆直谏的作风。

方靖在其研究广州警政建设成就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详细论述了岑春煊在广州的警政建设，总结其建设警政要求“实行统一管理对提高警政效能非常重要”的理念和“在城市推行警政模式，而团练之发展仅能在乡村推行”的主张。［31］贾蕊华的研究除了归纳以上具体措施外，还特别注意到“岑春煊警政思想在广东受挫”的实际矛盾，“由于官绅冲突、经费问题，岑春煊的警政思想得不到实践。一些绅商与地方腐败官员的勾结，阻碍了警政建设”。［32］柳卫民从警察教育思想的角度，追溯其兴办新式教育的思想来源和创办警务学堂的措施，反映其对警察教育的重视，“但其思想出发点还在于‘忠君报国’，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3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秀梅的硕士学位论文针对新政期间岑春煊的改革思想和措施进行了系统研究，较全面展示其“推动农工商业发展、创办警政、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参与推动预备立宪”的四种措施，指出“岑春煊在地方举办的事业多为首创。他能顺应时势进行创新，在当时的官僚中亦属难能可贵”。［34］岑欢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岑春煊的改革措施也进行了研究，与吴秀梅不同的是，岑欢从岑春煊的维新思想出发，阐述其维新思想与新政思想之间的连续性，侧重其维新思想根源，将其“官制改革:以裁冗署为例、兴办新式教育、练兵与警政的创办”的实践冠以维新之名。

四、关于岑春煊社会关系的研究

(一)岑春煊与晚清统治者、官场同僚

岑春煊热心新政，与维新人士屡有瓜葛，庚子勤王时又似有“助帝收回政权”之嫌，如此，还能见信于慈禧，恩宠不衰。关于岑春煊与慈禧的关系问题，王丹认为“岑春煊荣辱沉浮颇具复杂性，但归根到底都与慈禧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岑春煊的军事才能和惩治污吏的能力可看出，因“晚清民变四起，慈禧重视有军事才能之人”，岑春煊是骁勇之将、屡立战功，故深得慈禧欢喜;而岑的“屠官”，亦是“慈禧利用其来牵制奕、袁集团”，维持权力结构稳定的措施;而“对于他的失宠退出官场，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作为已经打破了慈禧的权力格局”。［35］

岑春煊与袁世凯的关系，是学人研究其人其事中必定会关注的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学者刊文详析二者的关系。［36］之后研究的学者渐多，石立民从“靠父荫入仕的通家子弟、救驾有功的京畿宠臣、政绩不凡的封疆大吏”三个方面分析了岑、袁的共同特点，但“权术不同、影响各异;思想有差，政治抉择不一”的差别，使得“岑是逐渐转向了进步，袁则走向反动”。［37］张华腾进一步从“政坛崛起的时间、对时机的把握及对形势的认识几乎相同”和“皆欲执全国立宪运动之牛耳”两个方面重新概括两人的共同点，认为两人都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大的官僚”，但“由于作风、品质的不同，依附政治力量的不同，在政治上却为公敌”。［38］傅吉雅则从壮族少数民族独具的性格出发，认为因为岑春煊作为少数民族，有着“一副山里人的傲性儿”、官风粗野率真，没有“一丝官场的浮滑，而只有一种爱憎分明、敢作敢当的壮人风骨”，但“山里的倔汉子到底耍不过官僚政客”的袁世凯。［39］

岑春煊在督办广西军务期间，曾弹劾酿成广西匪患的广西提督苏元春，对此，刁光全为苏元春“喊冤”。他考察苏元春与岑春煊的渊源，根据广西百姓的口述资料，认为岑春煊其实是“急欲报回苏元春‘杀叔父之仇’及‘借钱被羞辱’之怨”，揭露他“督粤时大肆搜刮民财”及“岑氏家族的六十多房产”的贪婪富裕，与苏元春“为将数十年，不事家人生产，薪俸所入尽以分赡部曲。出关时行李萧然，别无长物”的惨淡景象对比，指责弹劾贪官的岑春煊本身不清正，而苏元春却清廉、刚正不阿。与认为岑春煊“清正廉洁”的传统观点不同，刁光全站在他人的角度来批判岑春煊的不足之处，不人云亦云，为深入拓展研究岑春煊提供了新视角、新观点。

(二)岑春煊与康梁

从戊戌到辛亥，从晚清到民国，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一直藕断丝连。桑兵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缜密的分析，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通过考辨庚子勤王前后岑春煊与保皇会的往来经过和密切关系，揭露岑实际是在借康有为和清政府两种不同含义的勤王口号，为他“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合法外衣，使其得以见风使舵，相机行事”，说明外表鲁莽、爱国忠君的岑春煊其实是“脚踏两只船的胸怀异志之人”，这就不难理解辛亥时他态度的转变，也说明了“政坛几乎没有不可能之事……那种以政治派分人为划界的做法，必然导致牺牲历史真实以曲就理论观念的荒谬，实在是治史的大忌”。［40］

(三)岑春煊与幕府、军阀

岑春煊极重人才，幕府中有一批为之出谋划策的能人，对岑春煊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苏同炳如是点评:“岑春煊的成功，大致不出于两项因素:一是因为他的幕中有奇才岑炽、张鸣歧等人，而岑春煊又甚为倚信，所以凡事都能有良好的建树。”［41］458吴秀梅亦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感叹:“岑春煊推行新政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效，其原因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人和，可说这是岑春煊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一、获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二、任用了一批有为的幕僚，如郑孝胥、张鸣歧、周善培等，他们‘皆忠厚而精明’之人。正是这些忠厚、精明幕僚的出谋划策，他的新政措施才能得到顺利开展。”［34］李静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张鸣歧研究》中，详细探讨了张鸣岐与岑春煊的复杂关系，当“张鸣岐为岑春煊幕僚时期，尽心竭力辅佐岑春煊，为岑所赏识”，“他的智慧与才能也极大影响了岑春煊”，然而，在“张鸣岐离开岑幕独当一面后，两人关系开始恶化”，李静分析原因是:“岑春煊因不满其结交政敌奕匡等人，与其交恶，实乃心胸狭窄;到民国时期，两人彻底绝交，也是由于政见不同造成的。”［42］李君在讨论丁未政潮时期郑孝胥时，分析了他与岑春煊的关系，认为“岑春煊和端方很认可郑孝胥的谋才，都想拢纳他以加强己方在朝局中的力量”［43］。

岑春煊任职两广总督及督办广西军务期间，曾积极创建新军、大力扶植将领，为旧桂系奠定了基础，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便是其中的一位将领。黄宗炎在《陆荣廷与岑春煊》一文中探究了两人相交17年来的密切关系，从广西大起义时岑对陆的扶植，到“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中的分与合”，以及“护法运动中共同排挤打击孙中山”，认为他们其实是“在利益相一致的前提下合作的”，反映出旧官僚与旧军阀的实质关系。［44］

五、其他方面

张文平在《岑春煊与清末内蒙古垦务》一文中，谈及岑春煊任职山西巡抚期间的对蒙政策，认为其“奏开晋边蒙地”，其实是清政府实行全面放垦的“移民实边”政策的“直接导火索”，作者认为，“这里面虽有国家的政策导向，但透过表面看，是深层里历史的循环规律在发挥着它的巨大威力”。［45］而方新德、彭小明、李贵连根据新发现的与岑春煊相关的奏折，考证其在丁未政潮、治理贪官中的具体细节和思想。此外，还有论文涉及到岑春煊家族、岑春煊原名的考证等①这些论文有方新德，彭小明:《岑春煊奏折两件并析》(续)，《浙江档案》，2005(12);李贵连:《假除弊为由，掩杀人之迹——一份参劾岑春煊的奏稿》，《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3);岑寂:《岑春煊“原名”及生辰考》，《民族研究》，1992(2);岑立庆:《关于岑毓英家族后裔》，中共西林县委、西林县人民政府、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历史学会:《句町国与西林特色文化》，2008年。。

六、关于进一步拓展岑春煊研究的思考

综上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在岑春煊研究中获得了较大学术进展，但总体而言，相对于其他晚清重要督抚大吏，学界对于岑春煊的研究仍有深入拓展的空间。首先是在资料的挖掘、整理和解读方面。迄今，除岑春煊所著《乐斋漫笔》外，整理的资料仅有《岑春煊文集》(还主要是民国后的资料)。有关晚清岑春煊的材料，散见于卷帙浩繁的历史档案和旧时报刊中，如《清史稿》、《光绪朝东华录》、《国闻周报》等。史料不足会限制研究的深入，使得研究不能完全涵盖岑春煊为政期间的思想与政策举措，甚至会出现偏差。在讨论岑春煊整顿吏治时，一些学者认为是他的严厉查办上奏朝廷，使得两广总督谭钟麟被罢职，而苏同炳通过比较、印证材料，发现“谭之罢督，主要原因实在由于荣禄之为李鸿章安排出路……岑春煊说，谭督之去全由他的奏劾之力，未免夸大其词”。［41］451由此可见，史料的解读也有待深入，研究应少些各自叙述，多检讨和考证已有材料及研究的讹误之处，这样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与现有的结论有相同之处，但却不会简单重复。其次是拓展视角、开发新领域。岑春煊研究对传统领域探究较多，例如，在岑春煊的治理贪官、教育改革方面，重复性研究较多，而对于他的社会关系方面尚缺乏系统、专门研究;一些新的领域仍有待开拓，如:岑春煊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岑春煊与经济等。岑春煊是清末民初的复杂历史人物，对他的研究应当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集团、社会心理等层面去考虑拓宽研究视角，将岑春煊置于当时社会进行广泛和多层面的研究，摒弃简单化、教条化的思维方式，以动态透视岑氏思想与实践之真相。最后是研究方法的改进，采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可借鉴心理学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研究历史人物有诸多优势，有利于我们了解人物个性、把握行为动机、分析人物心态。如岑春煊早年有纨绔恶少之名，“黄金结客，车马盈门”，这期间形成的性格是否对其日后的转变有影响;而“与瞿鸿禨相比，瞿稳重而岑鲁莽，瞿长于文学而岑娴于军旅，瞿文弱而岑勇猛”［41］447，这种武人性格是否直接作用到其政治抉择、社会关系，这都是在研究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以往的研究业已表明，岑春煊是清末封建官吏中不可多得的能干督抚，因此，展现这样一位人物在清季民初大变局中的所思、所想、所为，这不仅有助于推进岑春煊研究的深入开展，亦有助于改变对晚清督抚的刻板印象，丰富对清季民初复杂时局的了解与认知。

［1］徐一士.谈岑春煊［J］.国闻周报，1933，10(18/19).

［2］徐一士.一士谭荟［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何平，李露点注.岑春煊文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4］袁少芬.旧桂系军阀元老岑春煊［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1).

［5］罗桂友.清末岑春煊评述［J］.学术论坛，1989(3).

［6］林新隆.从岑春煊的遗言中看岑春煊其人［J］.河池师专学报:文科版，1986(2).

［7］郭卫东.论岑春煊［J］.近代史研究，1988(2).

［8］莫家仁.铁腕骄子岑春煊［C］//中共西林县委，等.句町国与西林特色文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9］曾琼.岑春煊多变原因浅析［J］.河池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10］汤丽莉.地方督抚与时而变的典型［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11］郭卫东.论丁未政潮［J］.近代史研究，1989(5).

［12］许顺富.论“丁未政潮”［J］.怀化师专学报，1990(3).